聶公邀我進燕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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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逾八旬，記憶力銳減，真是往事如煙如霧，飄渺依稀起來。
不過有些印象深的事，卻不會忘記。
1952年至1954年，我在成都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外文系當了兩年講師。
因1953年之秋《新證》問世，聶绀弩先生見之有緻賞之心，遂煩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工作。
我當然願意進京。
川大不放行，馮雪峰社長請中宣部下調令，幾經力争，方得如願。
我于1954年春夏之交，回到北京。
到京後給我的宿舍在東城東四牌樓十二條胡同以北的門樓胡同，三間正房。
報到之前，聶绀弩同志來看我，是和舒蕪先生一同來的。
這次來，隻是觀看一下住處情況，未落座，也未多談。
兩個細節記憶猶清：聶公見我在正北牆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舊有雄文懸北阙，近無老屋在南山”(歐楷甚佳，已忘書者姓名)，他便立刻說：應改——改為“近有雄文懸北阙，舊無老屋在南山”。
他的敏思讓我驚佩(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紅樓夢新證》剛問世不久，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知我的“家底”、“出身”了)。
舒蕪老兄那次初會未說什麼，隻言：“我若知道社裡還有這麼好的房子，我早來(住)了!” 及至上班後，又與他是同一辦公室。
記得是向南的窗，兩桌分列，他東我西。
隔壁是張友鸾與顧學颉。
因此舒兄曾示我戲語曰：這屋是“不作周方”，那屋是“東張西顧”。
上句運用《西廂》“不作周方，埋怨煞你個法聰和尚!”——他本姓方，故巧用“周方”一語。
另句即又變用“東張西望”的俗語而隻改一字，切合了張、顧二姓(顧也合“顧盼”之義也)。
初來之人，好比新媳婦剛入手，一切新鮮，故這些瑣語細節也忘它不了。
我到班之後，聶公給我的第一個工作任務是“恢複”《三國演義》裡被删的題詠詩。
他說：“毛主席指示，那些詩不能删，要恢複原文。
”(因該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詩句删掉了，以為“無用”雲……) 我補完詩後問他：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他說：那就校校吧。
他的話總是這種簡而不繁的語式。
我一校之後，校出大量問題，改正之後，寫了一份很長的工作報告，交與聶公。
不久他将報告給我送來，面有喜色，說：“報告大受稱贊!你寫篇文，給《光明日報》替新版宣傳宣傳!”後知乃是受到了巴人的稱贊 。
我寫了文，由社方交《文學遺産》版刊出了，見署名是“孫模”二字，不知出于哪位代拟的。
要我當小說組長是在此之後，聶公親口“任命”的。
我當時十分惶恐——多年一直在高校，來社後一切不懂，如何做什麼組長?十分為難，便找他辭“長”之任命。
他說：“沒什麼，你隻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張友鸾幫你。
” 我辭不下來，跟着就要我作一份當年下半年的“文稿計劃”，要按月份列出拟出的書名來。
這下子可更把我難住了! 無奈何，到鄰室去找張老了。
張老是個老報人老編輯，老練非凡。
見我去求他，說：“聽領導的指示!”——其語亦莊亦諧，不卑不亢，可也很“厲害”!那“領導”二字即指我這“組長”新頭銜了。
他确實有本事，不一會兒就列出了一份六個月的“發稿計劃”。
記得其中有《聊齋》，還有《閱微草堂筆記》。
………… 以上各情，初來的“新媳婦”印象太深了，終身難忘也! 還不止此，到命我重校《紅樓夢》時，也是讓我當“組長”，還列了人名單子、計劃做法等等。
後因挂病号，“組長”不待“任免令”，自然消失。
至于張友鸾做組長，在我之前的事我無從得知，在我這個“組長”之後接任而且久任，那是事實。
這真是“芥豆之微”，原值不得寫它一筆，恐怕有人生疑，以為我是說假話——其實，若為了給自己塗金，必然要“編”個動聽的大官銜，怎麼會把一個出版社的一個“古典室”的一部分(小說)之“長”拿來顯耀于人，豈不令人齒冷以至笑掉大牙乎?我還不至于那麼無聊，我要把這段曆史事實記下來。
再轉回來說說聶绀弩這個人。
記得四兄祜昌說過幾句話：“你耳壞之後，有聶公為你之知音——以其姓之三個‘耳’字，其中有妙理也。
”今日回想，也有意趣。
人們都知道聶绀弩這個不尋常的名字，知道他是老輩進步作家，後來有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未必知道他是學者兼詩人，最後還迷上了書法。
知道他作為學者曾研究《水浒》，又未必知道他是一位卓識的紅學探佚學家。
我寫過懷念他的拙文，恐怕還不止一篇，可也草率零碎。
今忽重讀他給我的一首遺詩，不禁觸動往事前塵，情難自已，于是想補充一些舊文未及未備的片片段段。
也許别人的追憶中缺少這些史迹。
記得他贈我一本舊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附有自題詩七律一章。
那是“新文學”作品集，贈我之時他自謂乃是陳迹了。
幸得保存，其詩雲：
不過有些印象深的事，卻不會忘記。
1952年至1954年，我在成都華西大學、四川大學外文系當了兩年講師。
因1953年之秋《新證》問世，聶绀弩先生見之有緻賞之心，遂煩林辰先生函邀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去工作。
我當然願意進京。
川大不放行，馮雪峰社長請中宣部下調令，幾經力争，方得如願。
我于1954年春夏之交，回到北京。
到京後給我的宿舍在東城東四牌樓十二條胡同以北的門樓胡同，三間正房。
報到之前，聶绀弩同志來看我，是和舒蕪先生一同來的。
這次來，隻是觀看一下住處情況，未落座，也未多談。
兩個細節記憶猶清：聶公見我在正北牆上懸了一副對聯，寫的是“舊有雄文懸北阙，近無老屋在南山”(歐楷甚佳，已忘書者姓名)，他便立刻說：應改——改為“近有雄文懸北阙，舊無老屋在南山”。
他的敏思讓我驚佩(因他改上句是指拙著《紅樓夢新證》剛問世不久，而改下句又暗示他已知我的“家底”、“出身”了)。
舒蕪老兄那次初會未說什麼，隻言：“我若知道社裡還有這麼好的房子，我早來(住)了!” 及至上班後，又與他是同一辦公室。
記得是向南的窗，兩桌分列，他東我西。
隔壁是張友鸾與顧學颉。
因此舒兄曾示我戲語曰：這屋是“不作周方”，那屋是“東張西顧”。
上句運用《西廂》“不作周方，埋怨煞你個法聰和尚!”——他本姓方，故巧用“周方”一語。
另句即又變用“東張西望”的俗語而隻改一字，切合了張、顧二姓(顧也合“顧盼”之義也)。
初來之人，好比新媳婦剛入手，一切新鮮，故這些瑣語細節也忘它不了。
我到班之後，聶公給我的第一個工作任務是“恢複”《三國演義》裡被删的題詠詩。
他說：“毛主席指示，那些詩不能删，要恢複原文。
”(因該社已印的版本擅将那些詩句删掉了，以為“無用”雲……) 我補完詩後問他：要不要再核校一下正文?他說：那就校校吧。
他的話總是這種簡而不繁的語式。
我一校之後，校出大量問題，改正之後，寫了一份很長的工作報告，交與聶公。
不久他将報告給我送來，面有喜色，說：“報告大受稱贊!你寫篇文，給《光明日報》替新版宣傳宣傳!”後知乃是受到了巴人的稱贊 。
我寫了文，由社方交《文學遺産》版刊出了，見署名是“孫模”二字，不知出于哪位代拟的。
要我當小說組長是在此之後，聶公親口“任命”的。
我當時十分惶恐——多年一直在高校，來社後一切不懂，如何做什麼組長?十分為難，便找他辭“長”之任命。
他說：“沒什麼，你隻管做，有不熟悉的可找張友鸾幫你。
” 我辭不下來，跟着就要我作一份當年下半年的“文稿計劃”，要按月份列出拟出的書名來。
這下子可更把我難住了! 無奈何，到鄰室去找張老了。
張老是個老報人老編輯，老練非凡。
見我去求他，說：“聽領導的指示!”——其語亦莊亦諧，不卑不亢，可也很“厲害”!那“領導”二字即指我這“組長”新頭銜了。
他确實有本事，不一會兒就列出了一份六個月的“發稿計劃”。
記得其中有《聊齋》，還有《閱微草堂筆記》。
………… 以上各情，初來的“新媳婦”印象太深了，終身難忘也! 還不止此，到命我重校《紅樓夢》時，也是讓我當“組長”，還列了人名單子、計劃做法等等。
後因挂病号，“組長”不待“任免令”，自然消失。
至于張友鸾做組長，在我之前的事我無從得知，在我這個“組長”之後接任而且久任，那是事實。
這真是“芥豆之微”，原值不得寫它一筆，恐怕有人生疑，以為我是說假話——其實，若為了給自己塗金，必然要“編”個動聽的大官銜，怎麼會把一個出版社的一個“古典室”的一部分(小說)之“長”拿來顯耀于人，豈不令人齒冷以至笑掉大牙乎?我還不至于那麼無聊，我要把這段曆史事實記下來。
再轉回來說說聶绀弩這個人。
記得四兄祜昌說過幾句話：“你耳壞之後，有聶公為你之知音——以其姓之三個‘耳’字，其中有妙理也。
”今日回想，也有意趣。
人們都知道聶绀弩這個不尋常的名字，知道他是老輩進步作家，後來有一段不幸的遭遇……可是未必知道他是學者兼詩人，最後還迷上了書法。
知道他作為學者曾研究《水浒》，又未必知道他是一位卓識的紅學探佚學家。
我寫過懷念他的拙文，恐怕還不止一篇，可也草率零碎。
今忽重讀他給我的一首遺詩，不禁觸動往事前塵，情難自已，于是想補充一些舊文未及未備的片片段段。
也許别人的追憶中缺少這些史迹。
記得他贈我一本舊印的著作《天亮了》，卷前附有自題詩七律一章。
那是“新文學”作品集，贈我之時他自謂乃是陳迹了。
幸得保存，其詩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