棄園中的周策縱先生
關燈
小
中
大
策縱先生久居美國，為中外鹹知的名教授，博學而多才，思深而文密，我曾稱他是一位綜合性學者，因為學兼中西，又通古今，比如他的代表論著是英文本的《五四運動》(TheMay4thMovement)，而又覃研甲骨金文學，對中華古文化有獨創的見解(如以古文訓诂學诠釋“詩”的本義、“巫”的文學藝術祖源關系)。
他作七律詩極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于寫寫“白話新體詩”，都有雅人深緻而無時俗庸陋氣。
蓋根柢厚，天賦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沒見他在百端忙碌中有過一回露出倦容。
所以學有成就，總非偶然之事。
他的學生似以港、台的留學者居多，桃李門牆，弦歌绛帳；而翰墨交遊尤廣，可說是遍九洲，滿天下。
他有巧思，即如譯一個地名，也饒有意趣。
例如他所在地Madison一般譯為“麥迪遜”；他則獨運匠心，譯為“陌地生”，令人見之生無限遠想慨然之意——蓋雖早入美籍，猶有故國之思，弦外音響，言表之内蘊，于三個漢字見之矣。
又如1980年之夏在北美召開國際《紅樓夢》研讨會議時，開幕緻詞者共二人：一位是威斯康辛大學校長，一位就是他，他以倡創會議者的身份以英語發言，提到那會議所在地一個小湖名叫Mondota，他就向大家介紹，說會議為何單單在此召開——湖名已經顯示了：它叫“夢多榻”!可知在此必善夢，亦善《夢》也! 這方面，似乎頗有古人所贊的“錦心繡口”了。
我與策縱先生初不相知，及他籌備這個“破天荒”的國際大會時，首次訪問大陸，專電約會一晤款談。
他住在北京東城的華僑大廈，我按時赴約。
那可謂之一見如故，因“共同語言”太多了。
那次談得很愉快，他回美之後，立即寄來了詩章，專記良晤與初識的感觸。
其詩皆題在一組當時所拍的照片之紙背。
其句有雲： ［小序］燕京與周汝昌學長兄暢論《紅樓夢》，歸來得書，即以所攝影片奉寄，各系小詩： 其一 故國紅樓竟日談，忘言真賞樂同參。
前賢血淚千秋業，百喙終疑失苦甘。
其二 百丈京塵亂日曛，兩周杯茗細論文。
何時共展初抄卷，更舉千難問雪芹。
詩共四首，具載于拙著《曹雪芹小傳》，今不具錄。
《小傳》卷首，即他賜序，為紅學史上一重要文章。
“兩周”者，海外稱他為“西周”，不才為“東周”。
“初抄卷”者，蓋指《甲戌本石頭記》而言也。
他在序中首次提出了雪芹書中的“癡”義，是受晉代阮氏諸賢的影響。
在他的啟示下，我于1986年重到“陌地生”而撰作《紅樓夢與中華文化》時，便特設了專章細論這個重要的文化精神問題。
1980年夏的國際紅學大會，是創舉，也是壯舉盛會，為紅學的聲價之遠播四海五洲，建有豐功，則策縱兄首倡之力也。
我躬與盛會，也是承他力邀而敦促——我因年邁耳壞，本不拟遠行，他幾次函劄“促駕”，說：“兄不可不來!”我方決意赴會，不能辜負他如此的厚意。
大會的盛況，不能在本文詳叙，在此隻是記一記我們二人的學誼。
這次赴會，來往旅費、食宿，皆由大會招待，且一下榻，即又送來支票200美元，以供零用。
因我年紀大了，耳朵不靈了，他特請一位學子盛女士助我聽、譯，不僅如此，他怕我初到異域不習慣那種洋飯食，特囑一位陳女士(大學講師)每日趕做中國飯給我送到旅舍。
這種
他作七律詩極有精思新句，不落窠臼，然而也善于寫寫“白話新體詩”，都有雅人深緻而無時俗庸陋氣。
蓋根柢厚，天賦高，又非常用功，精力充沛——我沒見他在百端忙碌中有過一回露出倦容。
所以學有成就，總非偶然之事。
他的學生似以港、台的留學者居多，桃李門牆，弦歌绛帳；而翰墨交遊尤廣，可說是遍九洲，滿天下。
他有巧思，即如譯一個地名，也饒有意趣。
例如他所在地Madison一般譯為“麥迪遜”；他則獨運匠心，譯為“陌地生”，令人見之生無限遠想慨然之意——蓋雖早入美籍，猶有故國之思，弦外音響，言表之内蘊，于三個漢字見之矣。
又如1980年之夏在北美召開國際《紅樓夢》研讨會議時，開幕緻詞者共二人：一位是威斯康辛大學校長，一位就是他，他以倡創會議者的身份以英語發言，提到那會議所在地一個小湖名叫Mondota，他就向大家介紹，說會議為何單單在此召開——湖名已經顯示了：它叫“夢多榻”!可知在此必善夢，亦善《夢》也! 這方面，似乎頗有古人所贊的“錦心繡口”了。
我與策縱先生初不相知，及他籌備這個“破天荒”的國際大會時，首次訪問大陸，專電約會一晤款談。
他住在北京東城的華僑大廈，我按時赴約。
那可謂之一見如故，因“共同語言”太多了。
那次談得很愉快，他回美之後，立即寄來了詩章，專記良晤與初識的感觸。
其詩皆題在一組當時所拍的照片之紙背。
其句有雲： ［小序］燕京與周汝昌學長兄暢論《紅樓夢》，歸來得書，即以所攝影片奉寄，各系小詩： 其一 故國紅樓竟日談，忘言真賞樂同參。
前賢血淚千秋業，百喙終疑失苦甘。
其二 百丈京塵亂日曛，兩周杯茗細論文。
何時共展初抄卷，更舉千難問雪芹。
詩共四首，具載于拙著《曹雪芹小傳》，今不具錄。
《小傳》卷首，即他賜序，為紅學史上一重要文章。
“兩周”者，海外稱他為“西周”，不才為“東周”。
“初抄卷”者，蓋指《甲戌本石頭記》而言也。
他在序中首次提出了雪芹書中的“癡”義，是受晉代阮氏諸賢的影響。
在他的啟示下，我于1986年重到“陌地生”而撰作《紅樓夢與中華文化》時，便特設了專章細論這個重要的文化精神問題。
1980年夏的國際紅學大會，是創舉，也是壯舉盛會，為紅學的聲價之遠播四海五洲，建有豐功，則策縱兄首倡之力也。
我躬與盛會，也是承他力邀而敦促——我因年邁耳壞，本不拟遠行，他幾次函劄“促駕”，說：“兄不可不來!”我方決意赴會，不能辜負他如此的厚意。
大會的盛況，不能在本文詳叙，在此隻是記一記我們二人的學誼。
這次赴會，來往旅費、食宿，皆由大會招待，且一下榻，即又送來支票200美元，以供零用。
因我年紀大了，耳朵不靈了，他特請一位學子盛女士助我聽、譯，不僅如此，他怕我初到異域不習慣那種洋飯食，特囑一位陳女士(大學講師)每日趕做中國飯給我送到旅舍。
這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