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眼相招感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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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迹。
我不禁贊歎他讀書面的特别廣博。
另有幾件事，順帶叙及。
最早拜谒他，我帶了讀《談藝錄》的一束意見，呈上請參考(内容早忘了，似有一條提出“賒”在詩詞中是虛字無義，不作“多”解……)。
他接過去，順手放在小後窗的窗口處(清華彼時房屋很簡樸，不與今同)，并不即閱。
至于解放後《談藝錄》新版中有無采及千慮之愚，我總未能再讀，至今不詳了。
還記得那回談及中國詩的神韻問題，錢先生說：神韻是确實的存在，并不玄虛，隻是有人不能領會到，便以為無所謂神韻。
例如我的servant(原話用英文字)就無法理會什麼是神韻。
我想，他的意思是說明此乃文化教養水平的事，不能強求于每一個人，同時也說明，神韻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與西方類似概念的同異，必須深細讨究。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是英譯陸機《文賦》，其前言介述刊于StudiaSerica，其中提到錢先生為林方慶英譯《離騷》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賦》譯為AFupoemonLiterature。
我覺得Literature涵義太泛，不如改為……onWriting——因為《文賦》本旨在于“為文之得失”，即寫作經驗心得之事也。
我撰此文時尚未拜識錢先生，清華另一學友唐稚松兄出于一片“說項”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與錢先生看了。
對于文中的“異議”，會引起他何種想法，我總不敢拜問，亦未見于何處有否讨論。
但從我們此後的往還親切而觀，他并無介意的迹象。
但到解放之後60年代，一件難以名狀的事态發生了，即是種種批判運動中忽然又出現了一個新名目，叫做“拔白旗”。
何謂“拔白旗”?原來那時講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學術研究而不帶出政治性(其實指的不是思想水平實質，隻是要引些革命詞句作為裝飾而已)，就叫做專而不紅，叫“白專道路”，是要不得的(臨近“反動”的危險)。
運動一開啟，紛紛尋找“白專”對象目标。
那時人文社領導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講政治，緊抓運動最積極，在所出的書中，選定了錢鐘書的《宋詩選注》是“白專”的大标本。
于是組成了“批判小組”，要紛紛發言，務必分清“紅”、“白”兩條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組”裡，業務上弄詩的是麥朝樞，我原是小說專業，但因也有了“詩名”，也安排在組内。
在一個晚上，開會“批錢”。
麥老廣東人，口齒才能不高，講“普通話”很不動聽，我勝他一籌——天津人學說北京腔。
大概就因此，我的“發言”就“好”了。
但此乃内部運動。
不料“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學遺産》公開發了，而且使我異常吃驚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組”的署名，竟落了賤名三個大字的款! 當然，這也許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養我，引導我(我本就是個“白專型”)。
但這麼一來，事情“個人化”了，把我和錢先生公開放在了一個“對立”的地位。
别人議論我不及知。
錢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對我的“變化”又作何“評價”?那就不問可知了。
對于《宋詩選注》，我從學術上并非全無意見，那是另一性質，如今卻成了一種尴尬的政治性事态。
錢先生從此絕不會再理我，我也無意辯解，因為應當自己引咎。
1999年的一天，忽然傳來了錢先生辭世的消息。
我不禁悲從中來，即以拙句抒哀緻悼： 天際星茫黯黯垂，大師辭世動深悲。
避居名位名斯大，謝榜學門學自奇。
落落管錐謙在己，茫茫中外後來誰。
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
我不禁贊歎他讀書面的特别廣博。
另有幾件事，順帶叙及。
最早拜谒他，我帶了讀《談藝錄》的一束意見，呈上請參考(内容早忘了，似有一條提出“賒”在詩詞中是虛字無義，不作“多”解……)。
他接過去，順手放在小後窗的窗口處(清華彼時房屋很簡樸，不與今同)，并不即閱。
至于解放後《談藝錄》新版中有無采及千慮之愚，我總未能再讀，至今不詳了。
還記得那回談及中國詩的神韻問題，錢先生說：神韻是确實的存在，并不玄虛，隻是有人不能領會到，便以為無所謂神韻。
例如我的servant(原話用英文字)就無法理會什麼是神韻。
我想，他的意思是說明此乃文化教養水平的事，不能強求于每一個人，同時也說明，神韻是中國文化的特色，與西方類似概念的同異，必須深細讨究。
再一次是，我的本科畢業論文是英譯陸機《文賦》，其前言介述刊于StudiaSerica，其中提到錢先生為林方慶英譯《離騷》所作英文序言中将《文賦》譯為AFupoemonLiterature。
我覺得Literature涵義太泛，不如改為……onWriting——因為《文賦》本旨在于“為文之得失”，即寫作經驗心得之事也。
我撰此文時尚未拜識錢先生，清華另一學友唐稚松兄出于一片“說項”的好意，将拙文印本送與錢先生看了。
對于文中的“異議”，會引起他何種想法，我總不敢拜問，亦未見于何處有否讨論。
但從我們此後的往還親切而觀，他并無介意的迹象。
但到解放之後60年代，一件難以名狀的事态發生了，即是種種批判運動中忽然又出現了一個新名目，叫做“拔白旗”。
何謂“拔白旗”?原來那時講的是一切要突出政治，學術研究而不帶出政治性(其實指的不是思想水平實質，隻是要引些革命詞句作為裝飾而已)，就叫做專而不紅，叫“白專道路”，是要不得的(臨近“反動”的危險)。
運動一開啟，紛紛尋找“白專”對象目标。
那時人文社領導人早都“黑”了，主管古典部的那同志最講政治，緊抓運動最積極，在所出的書中，選定了錢鐘書的《宋詩選注》是“白專”的大标本。
于是組成了“批判小組”，要紛紛發言，務必分清“紅”、“白”兩條道路的大是大非。
“批判小組”裡，業務上弄詩的是麥朝樞，我原是小說專業，但因也有了“詩名”，也安排在組内。
在一個晚上，開會“批錢”。
麥老廣東人，口齒才能不高，講“普通話”很不動聽，我勝他一籌——天津人學說北京腔。
大概就因此，我的“發言”就“好”了。
但此乃内部運動。
不料“組内”整理出一篇批判文章交《文學遺産》公開發了，而且使我異常吃驚的是不用“某社批判小組”的署名，竟落了賤名三個大字的款! 當然，這也許全出好意——是看重我，培養我，引導我(我本就是個“白專型”)。
但這麼一來，事情“個人化”了，把我和錢先生公開放在了一個“對立”的地位。
别人議論我不及知。
錢先生看了，心中作何感想?對我的“變化”又作何“評價”?那就不問可知了。
對于《宋詩選注》，我從學術上并非全無意見，那是另一性質，如今卻成了一種尴尬的政治性事态。
錢先生從此絕不會再理我，我也無意辯解，因為應當自己引咎。
1999年的一天，忽然傳來了錢先生辭世的消息。
我不禁悲從中來，即以拙句抒哀緻悼： 天際星茫黯黯垂，大師辭世動深悲。
避居名位名斯大，謝榜學門學自奇。
落落管錐謙在己，茫茫中外後來誰。
依稀五十年前事，青眼相招感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