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裳·我·《紅樓夢》·水西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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剛才接到黃裳兄寄來的一本新著，不免又想起我們兩個的“關系”，似乎不妨一叙。
我比他大一點兒，通信時是稱他為“裳弟”的，但到“文章”裡卻不宜，那是我們的私交(也是深交)的稱呼法，一撰文，就得“權變”了，乃以兄稱之——多年來“體例”如此。
我們是名實相副的真同窗，因為是南開高中時期的同班兼同屋，真是日夕盤桓，不離形影。
我們兩個的體質、性格等等，都很不一樣，可是“共同語言”卻很多：愛書，愛文學，愛京戲……他個性很強，在一般的同學眼中他是并非“交遊”甚廣的，談得來的也是有限數的。
他脾氣執拗，好說真理，愛“擡杠”——因而綽号“小牛兒”。
那時同“齋”(宿舍)住的，有黃宗江，他因演話劇男扮女裝，得綽号曰“小妹”。
一位觀衆席上的家長老太太愛上了“她”，說這閨女真“俊”，意思想讨了做兒媳婦。
我與宗江還又有燕京大學校友之誼，又同在京城文藝界，但難得晤會，而黃裳兄遠在滬上，卻與他交往甚深。
宗江在抗戰時的著作《賣藝人家》，還是黃裳題的封面——毛筆字也自有風格。
宗江當了演員，黃裳做了“報人”。
如今他們都成名了，宗江不必再“介紹”，黃裳則是一流散文家，劇評家，全國作協理事，還是高級的藏書家。
我們是被九一八的炮火沖散的，他們到了“大後方”，我卻在家鄉受淪陷之苦。
那時候，望祖國如在天上，如在夢間，渴盼一絲消息也無計可得。
我父親望之尤切，讓我訂了一份《華北明星》報(天津英文版)，是想從“外國人”那裡獲得一點兒真實信息。
誰知那報早被侵略者“劫收”了，登的都是“倒黴社”(“讀賣”Domei)的報道。
父親埋怨我：“看了報，一句也不給人講講聽聽!”我甘受責怪，不忍說破——怕使他老人家更感傷心難過。
後來煩人偷偷安裝了一副能收内地廣播的“耳機子無線電”，冒着很大危險，每等到夜深了，秘密收聽。
當我第一次聽到那萬裡之遙的微弱但又清楚的聲音——廣播開始是嶽飛的《滿江紅》，我哭了。
那低沉、嚴肅、悲痛而又雄壯的樂聲與唱聲，我至今如在耳邊!——必須叙明這一層，讀者方能理會：當我在舊書攤上偶然買到了一本宗江作、黃裳題的《賣藝人家》，見那故人的手迹，見那國難期中四川土紙印制的書冊時，我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激動?感慨?向往?羨慕?怅惘?……真是無以名之，萬言難表。
就這樣，我們彼此失散不相聞問，也不知過了多少年。
1950年，我的紅學論文在《燕京學報》第十期上發表了(發學生的文章，是大學學報的創例)，不知黃裳兄由何而讀到了，在《文彙報》摘載了論文的一部分，來信告知于我，并附有晚報所刊讀者撰文表示贊同的資料。
我們這才又有了聯系。
我們失散以前，每日晚飯後，情意悠閑，風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牆子河畔為度，飽領落日歸鴉之趣、霞天散绮之奇。
我們不光是走，嘴裡當然在說笑，不知怎的，話題往往落到《紅樓》上來。
這畢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說不清了，而且所談的到底涉及哪些點或面，也是不能追憶的了。
隻記得曾論及一義：像《紅樓》這樣的
我比他大一點兒，通信時是稱他為“裳弟”的，但到“文章”裡卻不宜，那是我們的私交(也是深交)的稱呼法，一撰文，就得“權變”了，乃以兄稱之——多年來“體例”如此。
我們是名實相副的真同窗，因為是南開高中時期的同班兼同屋，真是日夕盤桓，不離形影。
我們兩個的體質、性格等等，都很不一樣，可是“共同語言”卻很多：愛書，愛文學，愛京戲……他個性很強，在一般的同學眼中他是并非“交遊”甚廣的，談得來的也是有限數的。
他脾氣執拗，好說真理，愛“擡杠”——因而綽号“小牛兒”。
那時同“齋”(宿舍)住的，有黃宗江，他因演話劇男扮女裝，得綽号曰“小妹”。
一位觀衆席上的家長老太太愛上了“她”，說這閨女真“俊”，意思想讨了做兒媳婦。
我與宗江還又有燕京大學校友之誼，又同在京城文藝界，但難得晤會，而黃裳兄遠在滬上，卻與他交往甚深。
宗江在抗戰時的著作《賣藝人家》，還是黃裳題的封面——毛筆字也自有風格。
宗江當了演員，黃裳做了“報人”。
如今他們都成名了，宗江不必再“介紹”，黃裳則是一流散文家，劇評家，全國作協理事，還是高級的藏書家。
我們是被九一八的炮火沖散的，他們到了“大後方”，我卻在家鄉受淪陷之苦。
那時候，望祖國如在天上，如在夢間，渴盼一絲消息也無計可得。
我父親望之尤切，讓我訂了一份《華北明星》報(天津英文版)，是想從“外國人”那裡獲得一點兒真實信息。
誰知那報早被侵略者“劫收”了，登的都是“倒黴社”(“讀賣”Domei)的報道。
父親埋怨我：“看了報，一句也不給人講講聽聽!”我甘受責怪，不忍說破——怕使他老人家更感傷心難過。
後來煩人偷偷安裝了一副能收内地廣播的“耳機子無線電”，冒着很大危險，每等到夜深了，秘密收聽。
當我第一次聽到那萬裡之遙的微弱但又清楚的聲音——廣播開始是嶽飛的《滿江紅》，我哭了。
那低沉、嚴肅、悲痛而又雄壯的樂聲與唱聲，我至今如在耳邊!——必須叙明這一層，讀者方能理會：當我在舊書攤上偶然買到了一本宗江作、黃裳題的《賣藝人家》，見那故人的手迹，見那國難期中四川土紙印制的書冊時，我那是一種什麼樣的心情!激動?感慨?向往?羨慕?怅惘?……真是無以名之，萬言難表。
就這樣，我們彼此失散不相聞問，也不知過了多少年。
1950年，我的紅學論文在《燕京學報》第十期上發表了(發學生的文章，是大學學報的創例)，不知黃裳兄由何而讀到了，在《文彙報》摘載了論文的一部分，來信告知于我，并附有晚報所刊讀者撰文表示贊同的資料。
我們這才又有了聯系。
我們失散以前，每日晚飯後，情意悠閑，風日晴淑，例至校外散步，直走到牆子河畔為度，飽領落日歸鴉之趣、霞天散绮之奇。
我們不光是走，嘴裡當然在說笑，不知怎的，話題往往落到《紅樓》上來。
這畢竟所因何故?今天我已解說不清了，而且所談的到底涉及哪些點或面，也是不能追憶的了。
隻記得曾論及一義：像《紅樓》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