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盡思(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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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愛玲有不少名言奇語,令人一見即難再忘。如謂《紅樓夢》80回後是“附骨之疽”,是“狗尾續貂”,如謂高鹗是“死有餘辜”,皆其著例。

    在版本(指抄本、刊本的統稱)研究上,更有奇語之尤奇者,即雲:

    一個字看得有笆鬥大,能省一個也是好的。

    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點的字自會蹦出來!

    這話并非誇張,讀了她的書,自會相信真是如此。

    她又博覽群書,過目不忘。凡涉紅樓版本之書無不搜求詳識。就中她對《庚辰本》這部抄本最為重視,“諸詳”文中,此本占了最為多的篇幅。1978年12月她給一位朋友寫信表示《論庚辰本》一書對自己很重要,于是朋友就訂購了一本寄給她。1980年9月她在給朋友的信函中卻說:

    夏天威斯康辛大學開紅樓夢研讨會……XXX這次也出席,看來他的學說非常靠不住,“論庚辰本”我看不進去也罷,但是有在這裡到底放心些。(莊信正《“舊事凄涼不可聽”》)

    這就可見她的精識真知,非庸流可以相提并論。

    《庚辰本》之受人重視,是它“最全”——外形是八十回本,超過《甲戌本》殘存十六回者甚多,為《戚序本》一系抄本之外的僅存古本。對它的研究,便涉及到極為複雜的諸般問題。而由此遂即引發了她的“大拆改”、“大搬家”、“大添加”的紅學理論。

    本書意在抉示這位間世而出的奇女異才的紅學特點,可以予人以啟發,而不是要進行極為繁細的專門性學術讨論。那将糾纏萬言,未必能說明問題之一二,讀者也不會歡迎那種“文章”,故在這一方面概從簡略。

    回首自有“紅學”以來,我是第一個确認“三真本”、創立“大彙校”思路、計劃的開路人,但那是1947年—1948年的事,當時是西語系學生,正作論文,隻有課餘一點時間,匆匆草創,提出一系列基本概念,發現重大問題,但畢竟條件太有限了,如何能與後來張女士的那樣諸般具備、精思力作之可比?這也就是我不拟與她過細商量的原因之一端。

    張愛玲并不了解我的任何具體情況,有些話不與我相幹,我毫無“計較”之意。所憾者,我行年87歲了,目壞接近失明,在版本研究上,隻有1985年的《石頭記鑒真》,至今又已20年,也成了“曆史性”的書,再想有所作為,力不從心了。這本小書寄意遣懷,向同道者尋求“對話”、“共識”、互諒互解,而無意把重點放在分歧争議上。我想,仁人志士,當鑒此情。

    詩曰:

    悼念才人才最難,萬言能有幾言安?

    張長李短皆無謂,同為芹溪護大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