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俞平伯：穿行蒼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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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沒人敢惹。
他見到俞先生總感到這"臭老九"與衆不同，于是每天早晨，就在俞家樓下的公路邊等，晚上，他又準時在單位門口遠遠地守候。
這兩個鐘點，有客時也被他推了，每次收俞先生的車費，他總要打折。
春夏秋冬、寒暑往來，俞平伯都是坐着他的三輪車，直到離京赴"五七"幹校，老錢頭還專程到車站去送行。
俞平伯從幹校回京後，特地讓韋柰去找老錢頭，但沒有找到，後來從别的車夫那裡得知老錢頭已經死了。
為此，俞平伯還難過了好一陣子。
俞平伯對生活的灑脫和待人的誠意，對外孫韋柰影響至深。
他回憶說，自河南回京後，他們家每年都會收到俞平伯幹校房東顧家千裡迢迢寄來的一刀鹹肉，盡管收到的時候已不新鮮，但那份心意給俞家不知增添了多少歡樂。
當俞平伯得知顧家要裝電燈，卻買不到電線時，馬上要韋奈買了寄去。
韋奈說："評論家評論他的詩詞、散文有股澀味，但他的為人卻一點也不澀。
" 1990年，90歲高齡的俞平伯因腦血栓再度中風，隻能在床上度日，談話和思維已斷斷續續讓人不可捉摸。
但一天下午，他突然把韋柰叫到床頭，讓他取出存放零用錢的壁櫃，用含糊不清的碎語對韋柰說："拿……拿200元出來。
"韋柰迅速将錢拿出來，送到他眼前。
他又接着斷斷續續說："送……送給……寫文章的人。
""寫文章的人太多，送給誰？"韋柰把外公所知道寫文章的人說了一遍，當提到潘耀明這個名字時，他點了點頭。
這個人是俞平伯的香港朋友，他為俞先生1986年訪問香港講學做了大量的工作。
韋柰說："我當時緊捏着手中的200元錢，激動得熱淚盈眶。
200元，這個數目太小了，然而，那份在半昏迷中仍流露出的友情，價值該有多重。
接到潘耀明緻謝的回信，外公已聽不懂我對他講了些什麼，他也不能記住這件事了，但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 "紅"緣 俞平伯的晚年境況是凄涼的，自夫人許寶馴病逝後，這種情景更為突出，他幾乎到了足不出戶的程度，客人來了也不願接見，常獨自悶在屋裡，并且時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甚至有時喊出："我要死……"當家人驚奇地趕到他的房裡，卻發現他好好的。
80年代張賢亮到北京拜訪俞平伯時，曾親曆過此景，并就此寫過文章，認為俞平伯的這種表現是鳴心中之不平。
1954年在那場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中，俞平伯成為首當其沖的批判對象。
但他仍然堅持對紅學研究。
1958年出版了他和王惜時校注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之後還寫了甲戍本《紅樓夢序》，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他還發表了著名的《關于十二钗的描寫》。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留存的有關《紅樓夢》的全部資料、筆記毀于一旦，他才終止了一切研究工作。
1969年俞平伯被下放河南"五七"幹校，後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才得以返京，1975年應周總理的邀請參加了國慶招待會，這個會無疑讓他多年坎坷的生活有了些亮色。
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舉行慶祝會，胡繩院長在大會緻詞中，為俞平伯在1954年因《紅樓夢》的學術問題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徹底平反。
然而32年的陰影，如何能一朝祛除。
韋柰說："從1966年到1986年這20年中，外公從來不公開談《紅樓夢》，我的外祖母時刻在'嚴密監督'，我們在家也很少提紅樓夢。
1986年11月，外公去香港演講《紅樓夢》研究，若是外祖母在世，恐怕不會成行。
" 俞平伯後來曾悲憤地說："老實講，我還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紅樓夢〉一百問》，還有過去
他見到俞先生總感到這"臭老九"與衆不同，于是每天早晨，就在俞家樓下的公路邊等，晚上，他又準時在單位門口遠遠地守候。
這兩個鐘點，有客時也被他推了，每次收俞先生的車費，他總要打折。
春夏秋冬、寒暑往來，俞平伯都是坐着他的三輪車，直到離京赴"五七"幹校，老錢頭還專程到車站去送行。
俞平伯從幹校回京後，特地讓韋柰去找老錢頭，但沒有找到，後來從别的車夫那裡得知老錢頭已經死了。
為此，俞平伯還難過了好一陣子。
俞平伯對生活的灑脫和待人的誠意，對外孫韋柰影響至深。
他回憶說，自河南回京後，他們家每年都會收到俞平伯幹校房東顧家千裡迢迢寄來的一刀鹹肉，盡管收到的時候已不新鮮，但那份心意給俞家不知增添了多少歡樂。
當俞平伯得知顧家要裝電燈，卻買不到電線時，馬上要韋奈買了寄去。
韋奈說："評論家評論他的詩詞、散文有股澀味，但他的為人卻一點也不澀。
" 1990年，90歲高齡的俞平伯因腦血栓再度中風，隻能在床上度日，談話和思維已斷斷續續讓人不可捉摸。
但一天下午，他突然把韋柰叫到床頭，讓他取出存放零用錢的壁櫃，用含糊不清的碎語對韋柰說："拿……拿200元出來。
"韋柰迅速将錢拿出來，送到他眼前。
他又接着斷斷續續說："送……送給……寫文章的人。
""寫文章的人太多，送給誰？"韋柰把外公所知道寫文章的人說了一遍，當提到潘耀明這個名字時，他點了點頭。
這個人是俞平伯的香港朋友，他為俞先生1986年訪問香港講學做了大量的工作。
韋柰說："我當時緊捏着手中的200元錢，激動得熱淚盈眶。
200元，這個數目太小了，然而，那份在半昏迷中仍流露出的友情，價值該有多重。
接到潘耀明緻謝的回信，外公已聽不懂我對他講了些什麼，他也不能記住這件事了，但我們是永遠不會忘記的。
" "紅"緣 俞平伯的晚年境況是凄涼的，自夫人許寶馴病逝後，這種情景更為突出，他幾乎到了足不出戶的程度，客人來了也不願接見，常獨自悶在屋裡，并且時常半夜三更大喊大叫，甚至有時喊出："我要死……"當家人驚奇地趕到他的房裡，卻發現他好好的。
80年代張賢亮到北京拜訪俞平伯時，曾親曆過此景，并就此寫過文章，認為俞平伯的這種表現是鳴心中之不平。
1954年在那場關于《紅樓夢》研究的批判中，俞平伯成為首當其沖的批判對象。
但他仍然堅持對紅學研究。
1958年出版了他和王惜時校注的紅樓夢八十回校本，這之後還寫了甲戍本《紅樓夢序》，1963年為紀念曹雪芹逝世200周年，他還發表了著名的《關于十二钗的描寫》。
直到文化大革命期間，他留存的有關《紅樓夢》的全部資料、筆記毀于一旦，他才終止了一切研究工作。
1969年俞平伯被下放河南"五七"幹校，後在周總理的親自過問下才得以返京，1975年應周總理的邀請參加了國慶招待會，這個會無疑讓他多年坎坷的生活有了些亮色。
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為俞平伯從事學術活動65周年舉行慶祝會，胡繩院長在大會緻詞中，為俞平伯在1954年因《紅樓夢》的學術問題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徹底平反。
然而32年的陰影，如何能一朝祛除。
韋柰說："從1966年到1986年這20年中，外公從來不公開談《紅樓夢》，我的外祖母時刻在'嚴密監督'，我們在家也很少提紅樓夢。
1986年11月，外公去香港演講《紅樓夢》研究，若是外祖母在世，恐怕不會成行。
" 俞平伯後來曾悲憤地說："老實講，我還有很多想法，例如我一直想搞的《〈紅樓夢〉一百問》，還有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