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全球性的影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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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少發展。
托管條款将德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國外和海外領土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托管地。
其類别随有關領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在此基礎上，前奧斯曼帝國的屬地為一級托管地，德國的殖民地屬二級和三級托管地。
在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中，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受托給受托管理國英國，叙利亞和黎巴嫩受托給法國。
在德國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區劃給英國，其餘部分劃給比利時；多哥蘭和喀麥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給南非聯斯至于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赤道以北的歸日本，赤道以南的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受托管理國對托管地的居民承擔着特定的義務。
它們應向常設托管委員會說明履行這些義務的情況，并必須每年向國際聯盟會議作彙報。
雖然，常設托管委員會和國際聯盟本身都無權強迫不服從的受托管理國，但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諸國首次接受了某些規定的程序。
這些程序随托管地類型的不同而不同。
就一級托管地來說，托管條款特别期望在可能的情況下立即準許獨立。
受托管理國的任務僅僅是"給予管理方面的指教和幫助……直到他們[托管地的人民]能自立獨處時為止。
這些社會的願望在選擇受托管理國時必須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但對于二級和三級托管地，卻沒有提到最後的獨立。
其受托管理國的義務是提一供符合居民利益的管理。
盡避托管制度是對戰争中的勝利者瓜分殖民地戰利品的傳統方法的一種改進，然而，它仍強烈地使人聯想起1815年那種忽視民族願望的解決辦法。
我們将看到，奧斯曼帝國領土上的居民并不想處于被托管的地位，并強烈反對法國作為受托管理國。
當叙利亞和黎巴嫩劃給法國時，他們的願望直接遭到了蔑視。
甚至是非洲一些二級托管地，也對所作的安排表示強烈不滿。
因此，毫不奇怪；正如1815年對民族主義願望的忽視導緻19世紀期間歐洲的一系列革命一樣，這一托管制度也将導緻戰後數年間殖民地世界中的一些起義。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歐洲諸從屬少數民族赢得獨立需要整整一個世紀，而海外大多數殖民地民族雖然在許多方面落後于歐洲人，但獲得自一由隻需半個世紀、其原因一定程度上也許能在現代大衆交流媒介的影響中找到。
由于無線電廣播響徹鄉村的每一塊地方，當代印度尼西亞人、埃及人或巴基斯坦人對世界大事、世界趨勢的了解和作出的反應達到了19世紀的加利西亞人、波斯尼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根本無法想象的程度。
兩次世界大戰比1815年至1914年間的一系列較小的沖突更加削弱了歐洲強國，這一點也可解釋當代殖民地的覺醒。
八、世界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全球，它顯露出的變化相當少。
歐洲的邊界雖因四大帝國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個世界而言，歐洲的統治似乎并沒有減弱。
英國、法國和其他帝國仍然統治着與1914年以前一樣多的海外殖民地。
實際上，它們的領地甚至更大，因為它們這時控制了以前曾在蘇丹統治下的中東領土。
因此，歐洲的全球霸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大戰前更完整。
不過，在這表面之下，形勢卻完全不同。
實際上，從全球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意義恰恰在于它開始了對歐洲霸權的削弱——這一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宣告完成，這一削弱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衰落、政治危機和對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歐洲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這些投資每年産生大量的利潤。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國則失去了全部對外投資。
這一趨勢的完全改變從美國新的金融實力中可看出來。
戰前，美國靠歐洲提一供所需的資本。
到1914年時，美國欠歐洲投資者的債務約為40億美元；如果用現在的标準來衡量，這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款項，但卻是那個時期國債的三倍。
然而，戰争完全改變了這種關系，因為協約國政一府為了支付戰争物資款，先被迫出一售了它們在美國的股份，然後又向美國政一府以及私方借款。
因而，到1919年時，美國已成為一個借出款項達37億美元之多的債權國，到1930年時，這個數字已上升到88億美元。
在工業上，與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顯，因為歐洲許多工業區已遭破壞，而美國的工廠卻在戰時極大需求的椎動下，猶如雨後春筍驚人地發展起來。
到1929年時，美國的工業産量至少占世界工業總産量的42．2％，這一産量大于包括蘇聯在内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産量。
因此，歐洲與美國的經濟關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完全改變。
歐洲已不再象在19世紀時那樣，是世界的銀行家和世界的工場。
這兩方面的領導權已轉到大西洋彼岸。
戰争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歐洲内部遭到摧一殘。
1914年以前，歐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發源地。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響已波及全球每個角落。
然而，戰争的浩劫使歐洲人士氣沮喪，失去信心。
在歐洲大一陸的各個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懷疑和挑戰。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着一種不僅是不滿，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懷疑。
" 在這一革命的緊要關頭，許多歐洲人都期待兩位非歐洲人、美國的威爾遜和蘇俄的列甯的指導。
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引起了一場民一主願望和期望的一騷一動。
1918年12月，當威爾遜踏上歐洲血染的土地時，廣大民衆以發狂的熱情把他當作"人類的國王"、"救世主"、"和平王子"來歡迎。
他們貪婪地聆聽着他的有關和平和安全的遠景規劃。
與此同時，另一個拯救福音正從東方傳來。
數百萬死傷的人和城鄉冒着煙霧的廢墟使得廣大民衆易于接受進行革命和實現社會新秩序的号召。
為了模仿布爾什維克革命，柏林、漢堡和布達佩斯都建立了蘇維埃。
倫敦、巴黎和羅馬街頭也舉行了示威遊行。
威爾遜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不滿的呼聲每天都有。
人民需要和平。
布爾什維主義正越來越為各地的人們所接受。
匈牙利剛剛屈服。
我們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藥庫上，總有一天，一顆火星便能将它點燃。
" 18、19世紀，歐洲人的思想曾喚醒和激勵過美國人和俄國人。
現在的情形正好相反。
歐洲人正在别處尋找領導者，尋找思想。
下一章我們将看到，20世紀20年代以前，歐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藥庫"，随後，在1929年的經濟飓風到來之前，安定、繁榮了幾年。
最後，歐洲的霸權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因為這次大戰對海外殖民地産生了影響。
歐洲列強的一個集一團一同另一集一團一血戰到底的慘狀不可彌補地損壞了白人主子的威信。
白人不再被認為幾乎是天命注定的統治有色人種的人了。
數以百萬計的殖民地居民作為士兵或勞工加入戰争，同樣具有破壞一性一。
印度幾個師在西線和美索不達米亞作戰；許多身着法軍制一服的非洲人在法國北部作戰；大批的中國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後方的勞動營裡服勞役。
不用說，有過如此經曆後返回家園的殖民地居民對歐洲領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恭順。
例如，法國一位行政官員說，"1914至1915年間應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國和佛蘭德的戰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墳墓。
"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于1926年寫道："這場用鮮血覆蓋整個歐洲的戰争……在距我們遙遠的國度裡喚一起了一種獨立的意識。
……在過去幾年中，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人們、觀念和亞洲本身都在改變。
" 革命思想還因與戰争行為有關的宣傳而在殖民地中得到傳播。
誠然，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所提到的隻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願望"。
但在戰時，這是一個極其細微的差别，"民族自決"這一革命術語已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記。
同樣具有影響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思想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亞洲的知識分子已為西方的自一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激勵。
他們引用過伏爾泰、馬志尼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話。
但現在，他們的後裔很可能引用馬克思、列甯或哈羅德·拉斯基的話。
1919年7月25日，孫中山博士為這一轉變提一供了證據，他宣布："如果中國人民希望自一由的話……中國人民在争取民族自一由的鬥争中的唯一的夥伴和兄弟是蘇俄工農紅軍。
" 第一夥世界大戰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這些影響不可避免地帶來深刻的政治結果。
隻有少數幾個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美國黑人領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于1918年寫下了以下這一有關即将到來的世界的非凡預測： 這場戰争既是一個結局，也是一個開端。
世界上較蒙昧的人們決不再僅僅占據他們以前所占據的地方。
在他們所占據的地方，遲早将出現獨立的中國、自治的印度、代議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僅僅是供他人進行商業剝削的非洲。
從這場戰争中，還将出現一個不受侮辱、有權選舉、有權工作和有權生存的美國黑人民族。
托管條款将德國和奧斯曼帝國的國外和海外領土分為一級、二級和三級托管地。
其類别随有關領土發展水平的不同而不同。
在此基礎上，前奧斯曼帝國的屬地為一級托管地，德國的殖民地屬二級和三級托管地。
在奧斯曼帝國的領土中，美索不達米亞和巴勒斯坦受托給受托管理國英國，叙利亞和黎巴嫩受托給法國。
在德國殖民地中，坦噶尼喀大部分地區劃給英國，其餘部分劃給比利時；多哥蘭和喀麥隆由英、法瓜分；西南非洲分給南非聯斯至于德國在太平洋上的島嶼，赤道以北的歸日本，赤道以南的歸澳大利亞和新西蘭。
受托管理國對托管地的居民承擔着特定的義務。
它們應向常設托管委員會說明履行這些義務的情況，并必須每年向國際聯盟會議作彙報。
雖然，常設托管委員會和國際聯盟本身都無權強迫不服從的受托管理國，但值得注意的是，歐洲諸國首次接受了某些規定的程序。
這些程序随托管地類型的不同而不同。
就一級托管地來說，托管條款特别期望在可能的情況下立即準許獨立。
受托管理國的任務僅僅是"給予管理方面的指教和幫助……直到他們[托管地的人民]能自立獨處時為止。
這些社會的願望在選擇受托管理國時必須是首先要考慮的問題。
"但對于二級和三級托管地，卻沒有提到最後的獨立。
其受托管理國的義務是提一供符合居民利益的管理。
盡避托管制度是對戰争中的勝利者瓜分殖民地戰利品的傳統方法的一種改進，然而，它仍強烈地使人聯想起1815年那種忽視民族願望的解決辦法。
我們将看到，奧斯曼帝國領土上的居民并不想處于被托管的地位，并強烈反對法國作為受托管理國。
當叙利亞和黎巴嫩劃給法國時，他們的願望直接遭到了蔑視。
甚至是非洲一些二級托管地，也對所作的安排表示強烈不滿。
因此，毫不奇怪；正如1815年對民族主義願望的忽視導緻19世紀期間歐洲的一系列革命一樣，這一托管制度也将導緻戰後數年間殖民地世界中的一些起義。
似乎有悖常理的是，歐洲諸從屬少數民族赢得獨立需要整整一個世紀，而海外大多數殖民地民族雖然在許多方面落後于歐洲人，但獲得自一由隻需半個世紀、其原因一定程度上也許能在現代大衆交流媒介的影響中找到。
由于無線電廣播響徹鄉村的每一塊地方，當代印度尼西亞人、埃及人或巴基斯坦人對世界大事、世界趨勢的了解和作出的反應達到了19世紀的加利西亞人、波斯尼亞人或阿爾巴尼亞人根本無法想象的程度。
兩次世界大戰比1815年至1914年間的一系列較小的沖突更加削弱了歐洲強國，這一點也可解釋當代殖民地的覺醒。
八、世界曆史上的第一次世界大戰 粗看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的全球，它顯露出的變化相當少。
歐洲的邊界雖因四大帝國的消失而不同，但就整個世界而言，歐洲的統治似乎并沒有減弱。
英國、法國和其他帝國仍然統治着與1914年以前一樣多的海外殖民地。
實際上，它們的領地甚至更大，因為它們這時控制了以前曾在蘇丹統治下的中東領土。
因此，歐洲的全球霸權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比大戰前更完整。
不過，在這表面之下，形勢卻完全不同。
實際上，從全球的觀點來看，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要意義恰恰在于它開始了對歐洲霸權的削弱——這一過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宣告完成，這一削弱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經濟衰落、政治危機和對殖民地的控制日益削弱。
1914年以前，歐洲的經濟很大程度上依靠大規模的海外投資，這些投資每年産生大量的利潤。
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英國失去了其對外投資的四分之一，法國失去了三分之一，而德國則失去了全部對外投資。
這一趨勢的完全改變從美國新的金融實力中可看出來。
戰前，美國靠歐洲提一供所需的資本。
到1914年時，美國欠歐洲投資者的債務約為40億美元；如果用現在的标準來衡量，這是一筆微不足道的款項，但卻是那個時期國債的三倍。
然而，戰争完全改變了這種關系，因為協約國政一府為了支付戰争物資款，先被迫出一售了它們在美國的股份，然後又向美國政一府以及私方借款。
因而，到1919年時，美國已成為一個借出款項達37億美元之多的債權國，到1930年時，這個數字已上升到88億美元。
在工業上，與此相同的格局也很明顯，因為歐洲許多工業區已遭破壞，而美國的工廠卻在戰時極大需求的椎動下，猶如雨後春筍驚人地發展起來。
到1929年時，美國的工業産量至少占世界工業總産量的42．2％，這一産量大于包括蘇聯在内的所有歐洲國家的産量。
因此，歐洲與美國的經濟關系因第一次世界大戰而完全改變。
歐洲已不再象在19世紀時那樣，是世界的銀行家和世界的工場。
這兩方面的領導權已轉到大西洋彼岸。
戰争不但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上也使歐洲内部遭到摧一殘。
1914年以前，歐洲已是近代基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的發源地。
正如我們所看到的那樣，這些思想和制度的影響已波及全球每個角落。
然而，戰争的浩劫使歐洲人士氣沮喪，失去信心。
在歐洲大一陸的各個地方，古老的秩序正受到懷疑和挑戰。
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在1919年3月的一份秘密備忘錄中寫道："在反對戰前形勢的工人中間，存在着一種不僅是不滿，而且是忿怒和反抗的強烈意識，所有現存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秩序都受到了歐洲各地廣大人民的懷疑。
" 在這一革命的緊要關頭，許多歐洲人都期待兩位非歐洲人、美國的威爾遜和蘇俄的列甯的指導。
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引起了一場民一主願望和期望的一騷一動。
1918年12月，當威爾遜踏上歐洲血染的土地時，廣大民衆以發狂的熱情把他當作"人類的國王"、"救世主"、"和平王子"來歡迎。
他們貪婪地聆聽着他的有關和平和安全的遠景規劃。
與此同時，另一個拯救福音正從東方傳來。
數百萬死傷的人和城鄉冒着煙霧的廢墟使得廣大民衆易于接受進行革命和實現社會新秩序的号召。
為了模仿布爾什維克革命，柏林、漢堡和布達佩斯都建立了蘇維埃。
倫敦、巴黎和羅馬街頭也舉行了示威遊行。
威爾遜的密友豪斯上校在1919年3月22日的日記中寫道："不滿的呼聲每天都有。
人民需要和平。
布爾什維主義正越來越為各地的人們所接受。
匈牙利剛剛屈服。
我們正坐在一座露天火藥庫上，總有一天，一顆火星便能将它點燃。
" 18、19世紀，歐洲人的思想曾喚醒和激勵過美國人和俄國人。
現在的情形正好相反。
歐洲人正在别處尋找領導者，尋找思想。
下一章我們将看到，20世紀20年代以前，歐洲一直是"一座露天火藥庫"，随後，在1929年的經濟飓風到來之前，安定、繁榮了幾年。
最後，歐洲的霸權被第一次世界大戰削弱，因為這次大戰對海外殖民地産生了影響。
歐洲列強的一個集一團一同另一集一團一血戰到底的慘狀不可彌補地損壞了白人主子的威信。
白人不再被認為幾乎是天命注定的統治有色人種的人了。
數以百萬計的殖民地居民作為士兵或勞工加入戰争，同樣具有破壞一性一。
印度幾個師在西線和美索不達米亞作戰；許多身着法軍制一服的非洲人在法國北部作戰；大批的中國人和印度支那人在後方的勞動營裡服勞役。
不用說，有過如此經曆後返回家園的殖民地居民對歐洲領主不可能再象以前那樣恭順。
例如，法國一位行政官員說，"1914至1915年間應征入伍的175000名士兵在法國和佛蘭德的戰壕中挖掘了古老非洲的墳墓。
"法國駐印度支那總督于1926年寫道："這場用鮮血覆蓋整個歐洲的戰争……在距我們遙遠的國度裡喚一起了一種獨立的意識。
……在過去幾年中，一切都發生了變化。
人們、觀念和亞洲本身都在改變。
" 革命思想還因與戰争行為有關的宣傳而在殖民地中得到傳播。
誠然，威爾遜的《十四點和平綱領》所提到的隻是殖民地民族的"利益"而不是"願望"。
但在戰時，這是一個極其細微的差别，"民族自決"這一革命術語已不僅在歐洲而且在殖民地世界留下了印記。
同樣具有影響的是社會主義和共産主義的思想體系。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亞洲的知識分子已為西方的自一由主義和民族主義所激勵。
他們引用過伏爾泰、馬志尼和約翰·斯圖爾特·穆勒的話。
但現在，他們的後裔很可能引用馬克思、列甯或哈羅德·拉斯基的話。
1919年7月25日，孫中山博士為這一轉變提一供了證據，他宣布："如果中國人民希望自一由的話……中國人民在争取民族自一由的鬥争中的唯一的夥伴和兄弟是蘇俄工農紅軍。
" 第一夥世界大戰對殖民地世界的所有這些影響不可避免地帶來深刻的政治結果。
隻有少數幾個人清楚地看到了這一點，美國黑人領袖W·E·B·杜波伊斯就是其中的一個；他于1918年寫下了以下這一有關即将到來的世界的非凡預測： 這場戰争既是一個結局，也是一個開端。
世界上較蒙昧的人們決不再僅僅占據他們以前所占據的地方。
在他們所占據的地方，遲早将出現獨立的中國、自治的印度、代議制的埃及、非洲人的、而不僅僅是供他人進行商業剝削的非洲。
從這場戰争中，還将出現一個不受侮辱、有權選舉、有權工作和有權生存的美國黑人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