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兩極分化的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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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擊斯大林篡改和歪曲正式的共一産一黨一曆史，甚至批評他的戰争行為，指控這種行為導緻慘重的失敗，使死亡人數高得駭人。
感情奔放的赫魯曉夫也許是被他自己的雄辯和長期受壓抑的感情沖昏了頭腦，洩露了比他打算說的還要多的東西。
無疑，其影響比他所期望或預料的更強烈、更深遠。
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上列甯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來；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蘇聯和東歐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
新的意識形态領域的"解凍"使藝術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評蘇聯社會的自一由。
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親信牢牢控制着的外國共一産一黨一經曆了一種逐漸削弱其意識形态和組織紀律的痛苦的反省。
"自一由的"、具有民族主義一精一神的共一産一黨一領一導一人這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反對過去親克裡姆林宮的一黨一魁。
赫魯曉夫的這顆炸彈的"影響"就是如此，這種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與其衛星國之間的關系。
大約早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
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一産一黨一領一導一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裡姆林宮的紀律。
甚至在戰争年代裡，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一黨一要獨立，并按照這一主張行一事。
戰後，他繼續這樣做，并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與西方海軍強國接近。
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一産一黨一領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國家裡，并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于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後幾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
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持他對的裡雅斯特的強烈要求，并把這種不支持歸因于蘇聯人希望加強意大利共一産一黨一的力量。
鐵托宣布："據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争，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
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
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别人幹涉。
我們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願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 莫斯科對這種有關共一産一黨一和共一産一黨一國家的獨立的異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
"告訴鐵托同志"，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将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回擊，而且不承認他。
"這位持異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
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
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
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
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
最後，1948年6月，共一産一黨一和工人一黨一情報局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一産一黨一開除出情報局。
但是，由于鐵托在國内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
1949年底，東歐流行着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甯是耶稣，斯大林是聖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 這種新的異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于地下狀态，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着很大的權勢。
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于局部地區，正等待着有機會沖出來。
1956年，它的确沖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種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
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着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
在赫魯曉夫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讨論小組；接着，知識分子與口才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聯系。
1956年春、夏兩季，匈牙利和波蘭的事件經曆了相似的進程。
但到秋天時，它們開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裝起義和鎮壓告終，波蘭事件的結果則是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自一由和國家的獨立自主。
波蘭最傑出的"民族"共一産一黨一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曾于1948年因鐵托主義罪而被清除出一黨一，到1956年春，又恢複了職務。
他的思想不久就開始在共一産一黨一的中間階層中得到傳播。
波茲南（前普魯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義反映了波蘭斯大林主義者的影響在不斷減弱。
波蘭的斯大林主義者被一個個地從一黨一内主要位子上撤了下來，最後，這種危機落到了波蘭出生的蘇軍元帥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頭上，羅科索夫斯基當時還是波蘭的國防部長和波蘭政治局的成員。
赫魯曉夫以前所未有的舉動支持羅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蘇聯政治局内除兩人外的全部成員一起匆匆趕到了華沙，與此同時，蘇聯紅軍也調動軍隊進行威脅。
但最後，正是赫魯曉夫作出了讓步，同意罷免羅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爾卡于10月21日當選為波蘭共一産一黨一第一書記。
赫魯曉夫之所以願意遭受這一嚴重挫折，是因為他确信，哥穆爾卡是一位有主見但卻忠實的共一産一黨一人，他決不會轉而投靠西方。
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後幾年中，雙方發展了一種互相滿意的關系，波蘭雖然越來越不依賴克裡姆林宮而獨立，但的确仍是共一産一黨一國家，仍是華沙條約組織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勢更加複雜。
一黨一的領袖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猶太人，這使這一有反猶傳統的國家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他還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義者，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内在匈牙利監獄裡呆了16年，因而這時不願與"民族主義的"匈牙利共一産一黨一人分享權力。
于是，同在波蘭一樣，上層的變革受到了阻礙。
相反，下層爆發了革命，由于這一革命無法預測，因此，赫魯曉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蘇聯紅軍。
1956年10月23日，布達佩斯開始出現一騷一動，當時，一大群示威者在波蘭事件的激勵下，要求拉科西辭職，讓位給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共一産一黨一人伊姆雷·納吉。
秘密警察的反應是向示威者開火，從而使抗議示威轉變成一場鮑開的革命，這場幫命使納吉一下子當上了總理，并使他作出了種種許諾、采取了種種行動。
而這些許諾和行動都是蘇聯人所無法容忍的。
為了撫一慰很快就不僅活躍于首都、而且還活躍于各省的示威者，納吉邀請兩位非共一産一黨一人加入他的内閣，廢除了集體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應舉行自一由選舉，并說服蘇聯人将他們的坦克撤出布達佩斯。
這一切并沒有滿足革命者的需要，他們這時進攻共一産一黨一總部，甚至不時襲擊正在撤退的蘇軍。
這樣做時，他們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蘇的立場。
和波蘭人不同，他們并不滿足于蘇聯勢力範圍内的自治。
相反，他們要求西方式的民一主，要求完全擺脫莫斯科或《華沙條約》的約束。
這些發展對蘇聯在東歐的安全體系構成了無法容忍的威脅。
11月1日，蘇聯人掉轉坦克，重新開進了布達佩斯。
于是，納吉總理立即直布匈牙利為中立國家，拒絕摸受《華沙條約》，并向聯合國發出了呼籲。
外界沒有給予任何幫助，因為美國正忙于總統選舉，法國和英國正在遠征蘇伊士。
革俞者被勢不可擋的力量制一服，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新的共一産一黨一獨一裁政一府宣告成立。
蘇聯人雖然能為所欲為，但付出了在道義和一精一神上遭受巨大失敗的代價。
匈牙利工人和學生朝蘇聯坦克扔燃一燒瓶的情景使許多忠實的共一産一黨一人及其同路人覺醒。
這與共一産一黨一人原來所夢想的國際無産階級兄弟關系相差太遠了。
蘇聯人的做法對西歐知識界的震動特别大，西歐的許多知名作家和藝術家這時交出了他們的一黨一證。
蘇聯人完全明白這種消極反應，急忙賠禮道歉。
在匈牙利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他們宣布，他們準備改變同衛星國之間的關系。
他們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與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他們提議修改《華沙條約》，以便将蘇聯軍隊撤出東歐。
這既不是蘇聯人的仁慈，也不是他們玩世不恭的騙局。
相反，他們認識到，他們不可能作為無恥的幹涉者和占領者遙遙無期地繼續駐紮在東歐。
或許，19世紀的沙皇能經受住被全世界指責為東歐"自一由的劊子手"的責罵。
但對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在一個有着大衆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們的見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時代裡遭到這種指責，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
赫魯曉夫逐漸改變對鄰國的政策，直到與鄰國建立起真正新的關系。
在這以前，各衛星國不僅被斯大林蓄意切斷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斷了相互間的聯系。
此外，它們還因對蘇聯有利的各種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而受到無情的剝削。
克裡姆林宮讓東歐不加區别、毫無經濟意識地執行其"工業化、工業化、再工業化"的命令。
在東歐這一地區，到處是斯大林的"累贅"——巨大的工廠，這些工廠很難弄到所需的原料，其産品也隻有通過向工人支付标準以下的工資才能在世界市場上競争。
因為許多新工廠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從事軍工生産，公衆的負擔越來越重。
甚至農業也因強迫實行集體化和強制種植諸如棉花和亞麻之類的經濟作物而遭到破壞。
最終結果是，整個地區食物不足，消費品短缺，失業者很多，工資極低，生活水平相應地下降。
應該指出，所有這一切決定一性一地促成了普遍的動亂，最終導緻了1956年的劇變。
1956年以後，這一模一式發生了迅速、重大的變化。
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被重新商訂，并被制訂得更
感情奔放的赫魯曉夫也許是被他自己的雄辯和長期受壓抑的感情沖昏了頭腦，洩露了比他打算說的還要多的東西。
無疑，其影響比他所期望或預料的更強烈、更深遠。
斯大林的遺體從紅場上列甯墓旁的陵墓中被挖了出來；他的塑像被砸碎；他的名字從蘇聯和東歐數千個以他名字命名的城市和街道中被抹掉。
新的意識形态領域的"解凍"使藝術家和作家能享有更多的批評蘇聯社會的自一由。
以往一向被斯大林的親信牢牢控制着的外國共一産一黨一經曆了一種逐漸削弱其意識形态和組織紀律的痛苦的反省。
"自一由的"、具有民族主義一精一神的共一産一黨一領一導一人這時開始堅持自己的權利、反對過去親克裡姆林宮的一黨一魁。
赫魯曉夫的這顆炸彈的"影響"就是如此，這種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與其衛星國之間的關系。
大約早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
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一産一黨一領一導一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裡姆林宮的紀律。
甚至在戰争年代裡，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一黨一要獨立，并按照這一主張行一事。
戰後，他繼續這樣做，并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與西方海軍強國接近。
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一産一黨一領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國家裡，并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于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後幾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
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持他對的裡雅斯特的強烈要求，并把這種不支持歸因于蘇聯人希望加強意大利共一産一黨一的力量。
鐵托宣布："據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争，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
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
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别人幹涉。
我們不想因别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願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 莫斯科對這種有關共一産一黨一和共一産一黨一國家的獨立的異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
"告訴鐵托同志"，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将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回擊，而且不承認他。
"這位持異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
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
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
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于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
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
最後，1948年6月，共一産一黨一和工人一黨一情報局憤怒地宣布，将南斯拉夫共一産一黨一開除出情報局。
但是，由于鐵托在國内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
1949年底，東歐流行着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甯是耶稣，斯大林是聖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 這種新的異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于地下狀态，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着很大的權勢。
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于局部地區，正等待着有機會沖出來。
1956年，它的确沖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種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
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着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
在赫魯曉夫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讨論小組；接着，知識分子與口才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聯系。
1956年春、夏兩季，匈牙利和波蘭的事件經曆了相似的進程。
但到秋天時，它們開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裝起義和鎮壓告終，波蘭事件的結果則是赢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自一由和國家的獨立自主。
波蘭最傑出的"民族"共一産一黨一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曾于1948年因鐵托主義罪而被清除出一黨一，到1956年春，又恢複了職務。
他的思想不久就開始在共一産一黨一的中間階層中得到傳播。
波茲南（前普魯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義反映了波蘭斯大林主義者的影響在不斷減弱。
波蘭的斯大林主義者被一個個地從一黨一内主要位子上撤了下來，最後，這種危機落到了波蘭出生的蘇軍元帥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頭上，羅科索夫斯基當時還是波蘭的國防部長和波蘭政治局的成員。
赫魯曉夫以前所未有的舉動支持羅科索夫斯基，于1956年10月19日同蘇聯政治局内除兩人外的全部成員一起匆匆趕到了華沙，與此同時，蘇聯紅軍也調動軍隊進行威脅。
但最後，正是赫魯曉夫作出了讓步，同意罷免羅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爾卡于10月21日當選為波蘭共一産一黨一第一書記。
赫魯曉夫之所以願意遭受這一嚴重挫折，是因為他确信，哥穆爾卡是一位有主見但卻忠實的共一産一黨一人，他決不會轉而投靠西方。
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正确的，在以後幾年中，雙方發展了一種互相滿意的關系，波蘭雖然越來越不依賴克裡姆林宮而獨立，但的确仍是共一産一黨一國家，仍是華沙條約組織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勢更加複雜。
一黨一的領袖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猶太人，這使這一有反猶傳統的國家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
他還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義者，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内在匈牙利監獄裡呆了16年，因而這時不願與"民族主義的"匈牙利共一産一黨一人分享權力。
于是，同在波蘭一樣，上層的變革受到了阻礙。
相反，下層爆發了革命，由于這一革命無法預測，因此，赫魯曉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蘇聯紅軍。
1956年10月23日，布達佩斯開始出現一騷一動，當時，一大群示威者在波蘭事件的激勵下，要求拉科西辭職，讓位給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共一産一黨一人伊姆雷·納吉。
秘密警察的反應是向示威者開火，從而使抗議示威轉變成一場鮑開的革命，這場幫命使納吉一下子當上了總理，并使他作出了種種許諾、采取了種種行動。
而這些許諾和行動都是蘇聯人所無法容忍的。
為了撫一慰很快就不僅活躍于首都、而且還活躍于各省的示威者，納吉邀請兩位非共一産一黨一人加入他的内閣，廢除了集體化，宣布大赦反叛者，答應舉行自一由選舉，并說服蘇聯人将他們的坦克撤出布達佩斯。
這一切并沒有滿足革命者的需要，他們這時進攻共一産一黨一總部，甚至不時襲擊正在撤退的蘇軍。
這樣做時，他們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蘇的立場。
和波蘭人不同，他們并不滿足于蘇聯勢力範圍内的自治。
相反，他們要求西方式的民一主，要求完全擺脫莫斯科或《華沙條約》的約束。
這些發展對蘇聯在東歐的安全體系構成了無法容忍的威脅。
11月1日，蘇聯人掉轉坦克，重新開進了布達佩斯。
于是，納吉總理立即直布匈牙利為中立國家，拒絕摸受《華沙條約》，并向聯合國發出了呼籲。
外界沒有給予任何幫助，因為美國正忙于總統選舉，法國和英國正在遠征蘇伊士。
革俞者被勢不可擋的力量制一服，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新的共一産一黨一獨一裁政一府宣告成立。
蘇聯人雖然能為所欲為，但付出了在道義和一精一神上遭受巨大失敗的代價。
匈牙利工人和學生朝蘇聯坦克扔燃一燒瓶的情景使許多忠實的共一産一黨一人及其同路人覺醒。
這與共一産一黨一人原來所夢想的國際無産階級兄弟關系相差太遠了。
蘇聯人的做法對西歐知識界的震動特别大，西歐的許多知名作家和藝術家這時交出了他們的一黨一證。
蘇聯人完全明白這種消極反應，急忙賠禮道歉。
在匈牙利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他們宣布，他們準備改變同衛星國之間的關系。
他們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與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他們提議修改《華沙條約》，以便将蘇聯軍隊撤出東歐。
這既不是蘇聯人的仁慈，也不是他們玩世不恭的騙局。
相反，他們認識到，他們不可能作為無恥的幹涉者和占領者遙遙無期地繼續駐紮在東歐。
或許，19世紀的沙皇能經受住被全世界指責為東歐"自一由的劊子手"的責罵。
但對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在一個有着大衆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們的見解易于互相交流的時代裡遭到這種指責，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因此。
赫魯曉夫逐漸改變對鄰國的政策，直到與鄰國建立起真正新的關系。
在這以前，各衛星國不僅被斯大林蓄意切斷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斷了相互間的聯系。
此外，它們還因對蘇聯有利的各種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而受到無情的剝削。
克裡姆林宮讓東歐不加區别、毫無經濟意識地執行其"工業化、工業化、再工業化"的命令。
在東歐這一地區，到處是斯大林的"累贅"——巨大的工廠，這些工廠很難弄到所需的原料，其産品也隻有通過向工人支付标準以下的工資才能在世界市場上競争。
因為許多新工廠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從事軍工生産，公衆的負擔越來越重。
甚至農業也因強迫實行集體化和強制種植諸如棉花和亞麻之類的經濟作物而遭到破壞。
最終結果是，整個地區食物不足，消費品短缺，失業者很多，工資極低，生活水平相應地下降。
應該指出，所有這一切決定一性一地促成了普遍的動亂，最終導緻了1956年的劇變。
1956年以後，這一模一式發生了迅速、重大的變化。
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被重新商訂，并被制訂得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