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最初的歐亞文化高度發達的核心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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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靠種稻為生，沒有複雜的政治組織或較為高級的文化傳統：因而，當印度商人和冒險者要與當地的首戶通婚，在那裡傳播印度宗教和習俗，并強行控制他們的經濟時，也比較容易做到。
這種大好機遇不僅招引來許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羅門和武士們；結果，印度文化被大規模地移植到東南亞諸島嶼和大一陸上，并有許多印度王國在那裡建立。
這一印度化的過程并沒有深深地滲透基層。
在通常情況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來移民影響的當地首戶；一般村民們除了須交納新王國統治者強征的苛捐雜稅外，他們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沒有多大變化。
雖然印度的影響有點兒表面化，但範圍極其廣泛。
從在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開始，到公元4世紀時，印度人已在遠離印度的婆羅洲和中南半島站穩腳跟。
開始時，那些島國很先選但将近公元三世紀末時，也許是海盜活動日漸猖撅的緣故，它們落後了。
力量中心轉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着經馬來半島到中南半島的陸路而進入的大一陸。
于是，在相當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偉大的印度王國——坎布賈王國。
當時的中國人稱它為扶南，他們留下的有關這一王國的記載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征。
記載中說："來自印度的婆羅門成員有100O多個。
人們奉行他們的教義，并将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許多婆羅門成員因此在那裡居留下來。
他們日夜攻讀宗教經典。
……他們用青銅制作神像。
那些有兩張臉的神像，都有四條胳膊；有四張睑的神像，都有八條胳膊。
每隻手上都拿着一些東西。
" 以上所述，可說明東南亞大印度的一性一質。
顯然，大印度的情況與早數世紀希臘人在地中海區域的擴張頗為相似。
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遼闊的海岸地區設立據點，然後将本國的制度移植到那裡。
不過，當地居民既沒有全部希臘化，也沒有全部印度化；最終，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稱和建築物遺址作為緬懷往昔事業的紀念品。
對于歐亞地區的曆史來說，大希臘和大印度的意義在于它們為擴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貢獻：前者将文明從巴爾幹山脈南部擴展到直布羅陀海峽和俄國南部；後者将文明從印度南部擴展到婆羅洲和中南半島。
就陸上貿易而論，其盛衰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護狀況。
當大部分陸路處于國家當局強有力的控制下時，貿易就繁榮；反之，當社會一片混亂時，貿易就衰萎。
這一點，隻要觀察一下這些世紀中貿易的發展趨勢便可明白。
由于技術進步和文明核心擴大的緣故，顯然，總的趨勢是貿易量上升。
不過，在這一總趨勢中，也時有升降波動，這與當時的政治狀況有關。
例如，在歐亞西部的西徐亞帝國、歐亞東部的中國諸朝代和囊括歐亞大部分陸地的蒙古帝國統治下的那些世紀中，由于帝國強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貿易獲得迅速發展。
關于最早的陸上貿易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極少。
不過，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或7世紀的希臘商人所寫的見聞尚有片斷保存下來；這位商人名叫阿裡斯蒂斯，他聲稱曾與西徐亞海隊一起東行，遠至中亞的天山山脈。
公元前5世紀時，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也寫了一篇詳盡的、有關西徐亞人的文章。
西徐亞人是個擠馬一奶一、住馬車的遊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O年時，統治着頓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的大草原。
希羅多德列舉了西徐亞人的各個部落，描述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可見，西徐亞人的詳細情況他能掌握到。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徐亞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臘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鄰，兩者之間有着廣泛的貿易往來。
西徐亞人憑借所控制的廣闊内地的豐富資源，用奴隸、牛、獸皮、一毛一皮、魚、木材、蜂臘和蜂蜜去交換希臘人的紡織品、酒、橄榄油和各種奢侈品。
公元前4世紀和3世紀時，西徐亞人的勢力由于來自東方的新的遊牧民入侵而大為衰弱。
随着繼起的混亂狀态，長途貿易不複存在，直到二個多世紀以後才恢複。
這一次，促使長途貿易恢複的動力來自歐亞大一陸另一端的中國人；他們正在将自己的統治遠遠地向所謂的"西域"即中亞擴張。
其目的是為了反擊他們最危險的遊牧鄰居即歐洲曆史上所說的匈奴人。
在那時以前的數十年中，中國人對匈奴人一直是采取一寵一絡的辦法，贈送了大批的禮物和金錢；而現在，則完全改變了這一"羁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亞尋找盟友，共擊匈奴。
公元前139年，偉大的漢武帝派官員張骞去尋找、聯絡數十年前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
大月氏原是印歐語系的民族中最東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後，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臘人的大夏王國（亞曆山大帝國分崩後留下的一個王國），在那裡定居了下來。
由于新地肥饒，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願東來再與強大的匈奴為敵；漢使者見此情景，隻好返回中國，不過，随身帶回了過去希臘文化的象征葡萄樹苗以及大量有關西域地理的資料。
這些資料是中國随後在中亞開展軍事和外交攻勢的基礎。
漢武帝接連派出好幾支遠征大軍去讨伐匈奴，最後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歸順，或者逃往沙漠地區。
實際上，正是中國人的勝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遷徙、最終沖擊羅馬帝國、導緻其崩潰的連鎖反應。
中國人一大破匈奴後，派了一個外交使一團一前往張賽報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國。
有兩個從前留下的希臘王國賈爾幹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與中國之間遠隔一個帕米爾大高原，頗為安全，故大膽地辱罵了中國使者。
但是，中國軍隊其軍事威力驚人，竟翻越帕米爾高原，迫使它們降服漢皇帝。
這樣，漢帝國以一個巨大的楔形物插過中亞，最後于公元1世紀，與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組織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系。
這時，貿易緊跟在勝利的中國旗幟之後。
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證，人們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一團一的活動而大為發展。
各國使一團一出訪時，根據當時的風俗，攜帶本國特有的物産作為禮品。
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習慣和欲一望，為私人經商打開了通路。
對于中國絲織品來說，情況尤其如此。
中國絲織品是各地最為需要的，至少占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優質鐵。
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産，如：來自中亞的一毛一皮、一毛一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流一浪一，來自羅馬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一毛一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
這些貨物由商隊沿着著名的"絲綢之路"來回運送。
"絲綢之路"的主線自中國西北部的長安（西安）開始，向西經河西走廊至塔裡木盆地，分為兩道，一條道沿盆地的北部邊緣，一條道沿盆地的南部邊緣，繞過盆地，然後西逾帕米爾高原，穿過位于俄國土耳其斯坦的撒馬爾罕和梅爾夫，再繞過裡海南端王位于現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亞，由此繼續西進，至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的羅馬邊境 盡避有了絲綢之路，但羅馬帝國和中國漢朝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商業往來。
羅馬商人未能經由陸路直接去中國，中國人也未能取道陸路直接到羅馬。
它們之間的商業往來全靠各種中間人，尤其是靠帕提亞（即今日伊朗）的中間人。
中國人和羅馬人對建立直接的聯系都很關心，但是，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帕提亞人對阻止這一聯系的建立也同樣很關心。
這可由中國使者甘英的經曆得到說明。
公元所年，中國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
當他到達波斯灣時，據中國官方記載說，那裡的帕提亞人告訴他： 大海煙波渺茫，浩瀚無邊。
順風時，渡海可能三個月就夠了，但是，碰上逆風的話，也許得費時二年。
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備足三年的糧食。
在海上還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一性一命。
"甘英聽說這話，停了下來。
帕提亞人不僅誇張取道海路的種種危險，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亞還有更為直接的陸路可走，就這樣，把那位使者哄騙了回去。
從中國的官方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人已意識到這一情況；記載中說，羅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國來，但安息人'帕提亞人'想用中國的絲織品和他們做買賣，因此，就切斷了羅馬人前往中國的交通"。
羅馬人對此進行了報複，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亞中間商排除在外，他們積極開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貿易。
于是，愈來愈多的商隊不再取道西去的絲綢之路，而是向南經過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諸港口。
候在那裡的"羅馬"商人接到貨物後，在季風的幫助下，将它們迅速地運過印度洋，至紅海諸港口卸貨。
這一貿易其規模之大，竟使羅馬曆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宣稱："昔日僅限于貴族使用的絲織品，現已不加區别地擴大流傳到社會各等級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級。
"無疑，這話言過其實了；實際情況是，許多身居要職的羅馬人見到大量黃金因支付受人歡迎的中國絲織品而東流，大為驚恐。
公元二世紀以後，随着羅馬帝國和中國社會動亂疊起，這一繁盛的貿易漸漸衰弱；不過，并沒有完全枯萎。
中國仍在生産絲織品；絲綢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綠洲城市仍在竭盡全力地維持它們曾借以緻富的貿易西方消費者的需求仍沒有得到充分滿足。
甚至在5世紀羅馬陷入蠻族之手以後，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個偉大的帝國首都一般，需求看慣常的各種奢侈品。
據說，公元401年，為年幼的皇帝狄奧多西二世舉行基督教洗禮時，"整個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籠罩在花環之下，到處都用絲綢、金光燦燦的寶石和各種各樣的飾物裝扮起來，其裝飾之華麗，無人能加以描繪"。
不過，羅馬政權的衰微使中間人牟取暴利這一多年老問題更為突出。
3世紀時，阿比西尼亞人的阿克蘇姆王國控制了紅海，對海上交通強征很重的稅。
同樣，公元226年以後，在薩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亞人統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們對陸上交通的控制。
5世紀時，拜占庭帝國政一府對絲織品的進口實行了國家壟斷，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體談判的方式來對付這些中間人。
到6世紀中期，這一問題終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徹底解決，他們成功地将一些放在桑葉上孵化的蠶一卵一從東方偷運回國；于是，絲綢工業在叙利亞開始發展起來，并傳播到希臘和地中海西部地區。
西方不再依靠來自中國的進口貨，絲綢之路漸被廢棄。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興起，給陸上貿易以最後的打擊。
7世紀時，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個中東，随後，又擴張到中亞，并在751年
這種大好機遇不僅招引來許多商人，也吸引了印度的婆羅門和武士們；結果，印度文化被大規模地移植到東南亞諸島嶼和大一陸上，并有許多印度王國在那裡建立。
這一印度化的過程并沒有深深地滲透基層。
在通常情況下；被印度化的主要是那些受外來移民影響的當地首戶；一般村民們除了須交納新王國統治者強征的苛捐雜稅外，他們的生活仍一如以往，沒有多大變化。
雖然印度的影響有點兒表面化，但範圍極其廣泛。
從在馬來半島和蘇門答臘島開始，到公元4世紀時，印度人已在遠離印度的婆羅洲和中南半島站穩腳跟。
開始時，那些島國很先選但将近公元三世紀末時，也許是海盜活動日漸猖撅的緣故，它們落後了。
力量中心轉移到了印度移民可以沿着經馬來半島到中南半島的陸路而進入的大一陸。
于是，在相當于今日柬埔寨的地方，出現了一個偉大的印度王國——坎布賈王國。
當時的中國人稱它為扶南，他們留下的有關這一王國的記載清楚地反映了它的印度特征。
記載中說："來自印度的婆羅門成員有100O多個。
人們奉行他們的教義，并将自己的女兒嫁給他們，許多婆羅門成員因此在那裡居留下來。
他們日夜攻讀宗教經典。
……他們用青銅制作神像。
那些有兩張臉的神像，都有四條胳膊；有四張睑的神像，都有八條胳膊。
每隻手上都拿着一些東西。
" 以上所述，可說明東南亞大印度的一性一質。
顯然，大印度的情況與早數世紀希臘人在地中海區域的擴張頗為相似。
都是先由商人和拓居者在遼闊的海岸地區設立據點，然後将本國的制度移植到那裡。
不過，當地居民既沒有全部希臘化，也沒有全部印度化；最終，倒是那些殖民地全被同化，僅留下了一些地理名稱和建築物遺址作為緬懷往昔事業的紀念品。
對于歐亞地區的曆史來說，大希臘和大印度的意義在于它們為擴展文明的疆域作出了貢獻：前者将文明從巴爾幹山脈南部擴展到直布羅陀海峽和俄國南部；後者将文明從印度南部擴展到婆羅洲和中南半島。
就陸上貿易而論，其盛衰的情況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社會秩序和治安的維護狀況。
當大部分陸路處于國家當局強有力的控制下時，貿易就繁榮；反之，當社會一片混亂時，貿易就衰萎。
這一點，隻要觀察一下這些世紀中貿易的發展趨勢便可明白。
由于技術進步和文明核心擴大的緣故，顯然，總的趨勢是貿易量上升。
不過，在這一總趨勢中，也時有升降波動，這與當時的政治狀況有關。
例如，在歐亞西部的西徐亞帝國、歐亞東部的中國諸朝代和囊括歐亞大部分陸地的蒙古帝國統治下的那些世紀中，由于帝國強大，因而，商路安全有保障，貿易獲得迅速發展。
關于最早的陸上貿易的情況，我們知道的極少。
不過，有位生活在公元前6世紀或7世紀的希臘商人所寫的見聞尚有片斷保存下來；這位商人名叫阿裡斯蒂斯，他聲稱曾與西徐亞海隊一起東行，遠至中亞的天山山脈。
公元前5世紀時，希臘曆史學家希羅多德也寫了一篇詳盡的、有關西徐亞人的文章。
西徐亞人是個擠馬一奶一、住馬車的遊牧民族，公元前700年至20O年時，統治着頓河和喀爾巴阡山脈之間的大草原。
希羅多德列舉了西徐亞人的各個部落，描述了他們的風俗習慣；可見，西徐亞人的詳細情況他能掌握到。
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西徐亞人居住的地方和希臘人在黑海北岸的城邦相毗鄰，兩者之間有着廣泛的貿易往來。
西徐亞人憑借所控制的廣闊内地的豐富資源，用奴隸、牛、獸皮、一毛一皮、魚、木材、蜂臘和蜂蜜去交換希臘人的紡織品、酒、橄榄油和各種奢侈品。
公元前4世紀和3世紀時，西徐亞人的勢力由于來自東方的新的遊牧民入侵而大為衰弱。
随着繼起的混亂狀态，長途貿易不複存在，直到二個多世紀以後才恢複。
這一次，促使長途貿易恢複的動力來自歐亞大一陸另一端的中國人；他們正在将自己的統治遠遠地向所謂的"西域"即中亞擴張。
其目的是為了反擊他們最危險的遊牧鄰居即歐洲曆史上所說的匈奴人。
在那時以前的數十年中，中國人對匈奴人一直是采取一寵一絡的辦法，贈送了大批的禮物和金錢；而現在，則完全改變了這一"羁縻"政策，代之以在中亞尋找盟友，共擊匈奴。
公元前139年，偉大的漢武帝派官員張骞去尋找、聯絡數十年前為匈奴所破的大月氏。
大月氏原是印歐語系的民族中最東面的一支，朝西南方向遁逃後，征服位于今日阿富汗的希臘人的大夏王國（亞曆山大帝國分崩後留下的一個王國），在那裡定居了下來。
由于新地肥饒，生活安定，大月氏人不願東來再與強大的匈奴為敵；漢使者見此情景，隻好返回中國，不過，随身帶回了過去希臘文化的象征葡萄樹苗以及大量有關西域地理的資料。
這些資料是中國随後在中亞開展軍事和外交攻勢的基礎。
漢武帝接連派出好幾支遠征大軍去讨伐匈奴，最後迫使匈奴各部落或者歸順，或者逃往沙漠地區。
實際上，正是中國人的勝利，引起了向西民族大遷徙、最終沖擊羅馬帝國、導緻其崩潰的連鎖反應。
中國人一大破匈奴後，派了一個外交使一團一前往張賽報告中提到的西域各國。
有兩個從前留下的希臘王國賈爾幹和粟特，大概自恃自己與中國之間遠隔一個帕米爾大高原，頗為安全，故大膽地辱罵了中國使者。
但是，中國軍隊其軍事威力驚人，竟翻越帕米爾高原，迫使它們降服漢皇帝。
這樣，漢帝國以一個巨大的楔形物插過中亞，最後于公元1世紀，與大月氏人在印度西北部組織的貴霜帝國建立了聯系。
這時，貿易緊跟在勝利的中國旗幟之後。
商路的安全有了保證，人們的需求也随着外交使一團一的活動而大為發展。
各國使一團一出訪時，根據當時的風俗，攜帶本國特有的物産作為禮品。
這些官方交流促成了新的習慣和欲一望，為私人經商打開了通路。
對于中國絲織品來說，情況尤其如此。
中國絲織品是各地最為需要的，至少占中國出口商品的90%剩下的10％包括肉桂、大黃和優質鐵。
作為回報，中國也得到了各種物産，如：來自中亞的一毛一皮、一毛一織品、玉和牲畜，來自波羅的海的流一浪一，來自羅馬諸行省的玻璃、珊瑚、珍珠、亞麻布、羊一毛一織品和黃金，其中黃金占首位。
這些貨物由商隊沿着著名的"絲綢之路"來回運送。
"絲綢之路"的主線自中國西北部的長安（西安）開始，向西經河西走廊至塔裡木盆地，分為兩道，一條道沿盆地的北部邊緣，一條道沿盆地的南部邊緣，繞過盆地，然後西逾帕米爾高原，穿過位于俄國土耳其斯坦的撒馬爾罕和梅爾夫，再繞過裡海南端王位于現代伊拉克境内的塞琉西亞，由此繼續西進，至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的羅馬邊境 盡避有了絲綢之路，但羅馬帝國和中國漢朝之間并沒有直接的商業往來。
羅馬商人未能經由陸路直接去中國，中國人也未能取道陸路直接到羅馬。
它們之間的商業往來全靠各種中間人，尤其是靠帕提亞（即今日伊朗）的中間人。
中國人和羅馬人對建立直接的聯系都很關心，但是，出于顯而易見的原因，帕提亞人對阻止這一聯系的建立也同樣很關心。
這可由中國使者甘英的經曆得到說明。
公元所年，中國遣甘英出使大秦即羅馬帝國。
當他到達波斯灣時，據中國官方記載說，那裡的帕提亞人告訴他： 大海煙波渺茫，浩瀚無邊。
順風時，渡海可能三個月就夠了，但是，碰上逆風的話，也許得費時二年。
所以，那些出航的人，都在船上備足三年的糧食。
在海上還易患思家病，有些人就因此送掉了一性一命。
"甘英聽說這話，停了下來。
帕提亞人不僅誇張取道海路的種種危險，而且也不提前往叙利亞還有更為直接的陸路可走，就這樣，把那位使者哄騙了回去。
從中國的官方記載中可以看出，當時的中國人已意識到這一情況；記載中說，羅馬人"一直渴望派使者到中國來，但安息人'帕提亞人'想用中國的絲織品和他們做買賣，因此，就切斷了羅馬人前往中國的交通"。
羅馬人對此進行了報複，為了将牟取暴利的帕提亞中間商排除在外，他們積極開展和印度的直接的海上貿易。
于是，愈來愈多的商隊不再取道西去的絲綢之路，而是向南經過和田前往印度西北部諸港口。
候在那裡的"羅馬"商人接到貨物後，在季風的幫助下，将它們迅速地運過印度洋，至紅海諸港口卸貨。
這一貿易其規模之大，竟使羅馬曆史學家阿米阿努斯·馬爾切利努斯宣稱："昔日僅限于貴族使用的絲織品，現已不加區别地擴大流傳到社會各等級手中，甚至包括最低的等級。
"無疑，這話言過其實了；實際情況是，許多身居要職的羅馬人見到大量黃金因支付受人歡迎的中國絲織品而東流，大為驚恐。
公元二世紀以後，随着羅馬帝國和中國社會動亂疊起，這一繁盛的貿易漸漸衰弱；不過，并沒有完全枯萎。
中國仍在生産絲織品；絲綢之路沿途的那些沙漠中的綠洲城市仍在竭盡全力地維持它們曾借以緻富的貿易西方消費者的需求仍沒有得到充分滿足。
甚至在5世紀羅馬陷入蠻族之手以後，君士坦丁堡，也就是拜占庭，依然如同一個偉大的帝國首都一般，需求看慣常的各種奢侈品。
據說，公元401年，為年幼的皇帝狄奧多西二世舉行基督教洗禮時，"整個城市［君士坦丁堡］被籠罩在花環之下，到處都用絲綢、金光燦燦的寶石和各種各樣的飾物裝扮起來，其裝飾之華麗，無人能加以描繪"。
不過，羅馬政權的衰微使中間人牟取暴利這一多年老問題更為突出。
3世紀時，阿比西尼亞人的阿克蘇姆王國控制了紅海，對海上交通強征很重的稅。
同樣，公元226年以後，在薩珊王朝而不是帕提亞人統治下的波斯人也充分利用了他們對陸上交通的控制。
5世紀時，拜占庭帝國政一府對絲織品的進口實行了國家壟斷，其目的，在一定程度上，是想以集體談判的方式來對付這些中間人。
到6世紀中期，這一問題終于由拜占庭人予以徹底解決，他們成功地将一些放在桑葉上孵化的蠶一卵一從東方偷運回國；于是，絲綢工業在叙利亞開始發展起來，并傳播到希臘和地中海西部地區。
西方不再依靠來自中國的進口貨，絲綢之路漸被廢棄。
穆斯林阿拉伯人的突然興起，給陸上貿易以最後的打擊。
7世紀時，穆斯林阿拉伯人征服了整個中東，随後，又擴張到中亞，并在75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