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這一時期對世界曆史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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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泛伊斯蘭教運動的擴大。

    這些動亂症狀的同時出現太驚人了,不能完全歸因于巧合。

    誰知道呢?或許東方确實正從其長久的睡眠中覺醒,我們即将親眼看到千百萬有忍耐力的人正起來反對無所不為的西方的剝削。

     這一分析證明是有先見之明的。

    在以後幾年中,亞洲各地,從西部的奧斯曼帝國到東部的中國帝國,爆發了一系列革命這些革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日俄戰争和俄國革命的鼓舞,盡避當地的環境和曆史傳統自然是更為基本、更為決定一性一的因素。

    這些革命的結果既是向歐洲列強的挑戰,又是向通常可用來掩飾外國控制的腐朽的地方王朝的挑戰。

     1905年12月在波斯爆發的革命,就是當時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起義的極好例子。

    我們知道,這次革命主要是一場反對西方的經濟控制、反對本國卡紮爾王朝無能的、不負責任的領導的運動。

    我們還知道,波斯革命實質上是由俄國促成的,因為1905年的俄國革命不僅提一供了富有感染力的榜樣,而且暫時阻止了沙皇對波斯改革者的鎮壓。

     1908年的青年土耳其一黨一革命也值得注意;它結束了阿蔔杜爾·哈米德在君士坦丁堡的獨一裁統治。

    這次革命明顯受到了俄國和波斯早些時候的大動亂的影響。

    在君士坦丁堡的一位英國外交官當時向他的政一府報告說: 俄國是土耳其人的傳統敵人。

    日本對俄國的勝利使土耳其人身上的每根神經纖維都感到刺痛。

    土耳其人的民族自尊心——一個有着光輝曆史的民族的自尊心,遭到了傷害,因為他們看到;"應受蔑視的"波斯人正在試圖得到一種新的民族生活,而土耳其适時卻由于蘇丹的專制統治,正在比以往更多地受到西方列強對[奧斯曼帝國]歐洲諸省的卑劣的、日益增強的監護的威脅。

     甚至奧斯曼帝國的非洲諸省也受到了俄國革命和波斯革命的影響。

    例如,開羅的一家報紙時常介紹俄國和波斯的發展情況,并極力主張讀者要麼去實現"俄國革命的崇高理想"。

    要麼在波斯所取得的成就面前"無地自容"。

     由于大批穆斯林鞑靼難民為躲開沙皇專制政權的俄羅斯化措施而象流水般地湧一入奧斯曼帝國,俄國對奧斯曼帝國的影響得到增強。

    許多人在1905年俄國革命之前就已來到這裡,更多的人則是由于革命失敗之後的反動統治而流亡到這裡。

    難民們随身帶來了革命的文學作品、報紙和小冊子,這些東西在土耳其廣泛流傳。

     我們知道,青年土耳其一黨一領一導一人于1908年7月展開起義的旗幟,他們這樣做的原因與先前促使波斯改革者行動起來的那些原因非常相似。

    他們希望廢除年邁的專制君主阿蔔杜勒·哈米德的權力,因為哈米德對變革的堅決反對正危害着帝國的生存。

    同樣重要的是,人們擔心英國和俄國将象瓜分波斯一樣把奧斯曼帝國劃分為它們的勢力範圍。

     與波斯的革命者大不相同,土耳其的革命者是成功的,這主要是因為歐洲列強在君士坦丁堡不能象在德黑蘭那樣自一由地、專橫地行動。

    在波斯,一旦英國和俄國聯合行動,革命事業就注定要失敗。

    但是,其他許多列強也對奧斯曼帝國感興趣,并且能夠堅持自己的權利。

    因此,青年土耳其一黨一人能推翻蘇丹,成為帝國的主人。

    然而,由于諸從屬民族的勢不兩立的民族主義,由于同意大利、巴爾幹半島諸國及協約國的一系列戰争,他們為使帝國西方化、為使帝國複興而作的種種努力卻遭到了挫敗。

    有效的西方化必須等到土耳其共和國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中崛起之時再實現。

     在亞洲另一端的中國也經曆了反對西方幹涉和本國軟弱領導者的革命。

    既然是這樣,俄國敗在日本手下的慘狀就特别令人興奮,因為這場戰争主要是在中國國土上進行的,此外,中國有大批學生在日本留學:1905年有8000人,19O7年達17860人。

    因而毫不奇怪,孫中山後來這樣宣稱:"我們認為日本對俄國的勝利是東方對西方的勝利。

    我們認為日本的勝利就是我們自己的勝利。

    "繼這場戰争之後的俄國革命也在中國産生了極大的反響。

    中國一位改革者曾在他寫的一篇文章中把俄國的事件看作是滿清王朝可能要發生的一些事件的前兆。

    他指出,沙皇俄國——"世界上唯一的專制國家"——已無法避免革命。

    他斷言,既然羅曼諾夫王朝所處的地位比清朝所處的地位更牢固,所以後者隻有立即進行改革才能解救自己。

     滿族人沒有注意到這一警告,結果正如所預言的那樣,發生了一場推翻王朝、建立共和國的革命(見第十六章第五節)。

    沒有人能預見到在1911年的起義之後會出現幾十年的混亂和苦難。

    但這裡所要指明的一點是,中國革命的目标同早些時候波斯革命和土耳其革命的目标一樣,是要采納西方的技術和制度,以便抵抗西方。

     印度則較少地受到這些年動亂的影響,這不僅是因為它遠離動亂的中心,而且也因為英國的直接統治帶來了抑制動亂的影響。

    然而,即使是溫和派領袖達達巴依·瑙羅吉,也于1906年向印度國民大會一黨一提出了下列尖銳的問題: 正當日本已經覺醒、東亞的中國和西亞的波斯正在覺醒、俄國正在為擺脫專制統治而鬥争的時候,英帝國的印度自一由公民——最早創造了世界文明的人民——還能繼續處在專制政治的枷鎖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