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傳統的儒家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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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一性一，但其代價是形成了一種與外界所有的獨創一性一和新觀念相反的、顯得荒謬可笑的循規守舊。
中國社會的穩定不僅歸因于新儒學，也歸因于所謂的貴族統治階級的頑固勢力——一股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官僚帝國中兼有土地和官職的勢力。
作為地主和放債者，貴族控制着鄉村和城鎮的經濟生活。
土地和資本的缺少使他們能強行擡高租金和利率；頻繁的自然災害使破産的受押人實際上成為當地貴族家庭的契約農奴。
明朝後期，擁有幾千家這類契約農戶的貴族家庭屢見不鮮。
這些貴族還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确，這就是中國"貴族"一詞所表示的含義。
但實際上，擁有土地是先決條件，它能為多年的學習提一供必需的資金，使學習者成為社會地位的擁有者，獲得在官僚機構中謀一席職位的合格條件。
因此，地方貴族和帝國官僚之間的聯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
在外省任職的政一府官員，時常發現當地的方言很難懂，這時隻得完全依靠當地貴族的指點和引導。
區分官僚和貴族雖有意義，但明、清兩代的中國卻是由他們聯合統治的。
帝國當局和地方貴族都對維持于彼此有利的現狀十分感興趣，他們一直合作到最後。
以前，偶爾有些王朝曾試圖強行重新分配土地，或進行其他類似的改革，而明清統治者卻盡量避免同貴族霸權發生任何沖突。
富有啟迪意義的是，與上述情況形成鮮明對照，明朝政一府極力控制、壓迫商人階層。
這是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根本的、最有意義的差别。
在西方，資産階級由于所處的社會的多樣一性一，從一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而且，這種自治權随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見第十八章第四節）。
在中國，的确存在着相應的商人階層，他們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業革命的益處（見本章第三節）。
此外，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出自中國。
然而，不象在西方，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都未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影響。
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節所述，是中國曆史的持續一性一，即隋朝實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續，如此下去，連續不斷，直到1912年帝國曆史結束。
因此，傳統的官僚貴族統治集一團一，以新儒學為一精一神支柱，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
但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沒有後繼者。
相反出現了一種新的複雜多樣的文明；在這裡，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隻不但沒有被埋沒，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内的整個世界，産生了爆炸一性一的影響。
這種爆炸一性一的影響，在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産生的，因為這裡的帝國機構太封閉、太受約束。
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由師傅領導的地方行會，但這些行會師傅需得到政一府表示許可的證明，并奉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經營。
船商也在港口師傅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些港口師傅同樣需對政一府負責。
更重要的是，政一府壟斷了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許多商品的生産和分配，這些商品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裝和酒等。
另外，政一府還完全控制了全體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産和分配，如鹽和鐵。
這些限制剝奪了中國商人成為無約束的企業家的機會，使經濟失去了自一由發展的可能一性一；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和堕一落，因為朝廷官員可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一操一縱國家壟斷商品為個人牟利。
中國統治集一團一的另一對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對對外經營。
中國移民在歐洲人到達之前，且慢慢遷移到東南亞。
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
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32年後，這裡的中國人一大約有20000，而西班牙人一大概隻有10000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并将其控制擴大到這一群島的其他島嶼。
正是這一年，1603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一殺；鄰近的大一陸福建省的一位官員卻寬恕了這一屠一殺，并譴責海外所有的中國人是祖墳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關心的人。
馬尼拉的中國人及其東南亞的中國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這樣的屠一殺。
同樣，1712年，皇帝頒布了一條敕令，禁止中國人在東南亞經商和定居。
五年後，另一條敕令允許那些已定居國外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必擔心受到懲罰．1729年，又頒布一條法令，規定了回國的具體日期，逾期未歸的那些海外的中國人将不許回國。
這同西方國家洽成何等鮮明而又驚人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辟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甚至随時準備着用武力保衛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在15世紀早期這段異乎尋常的曆史中，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範圍，明确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
然而，皇帝卻下诏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并強迫立即執行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節）。
這就是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持消極态度的一個最鮮明、最重大的表現。
下這一诏書的确切動機雖無人知曉，但以下事實值得注意：頒布這一诏書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中國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
正是制度結構上和向外推動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曆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
難以置信但卻不可避免的結局是，西方蠻族在幾個世紀裡使偉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六、中國文明在日本 因為中國的文明和帝國以不間斷的連續一性一持續到近代，所以，它們控制了東亞，而西方卻沒有一個國家能控制西方。
因而，在東亞，沒有發展起在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後所盛行的那種政治和文化的多樣一性一。
隻有遙遠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個例外；在這裡，由于氣候條件的限制，農業是不可能的，因此，遊牧民發展起一種獨特的、非中國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
對比之下，在鄰近的越南、朝鮮和日本，卻不存在氣候方面的障礙，因此，農業得以發展，中國文明得到傳播。
在這三個國家中，日本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國巨人的支配，因此，在東亞曆史和世界曆史上，起到了相應的更為重要的作用。
本章後幾節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發展。
日本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這與歐亞大一陸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島極為相似。
然而，日本諸島比不列颠群島更與世隔絕：它們離大一陸115英裡，而英吉利海峽隻有五英裡寬。
日本人在被美國人打敗之前，僅于13世紀受到外國侵略的嚴重威脅。
因此，可以說日本人離大一陸非常近，足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得到益處；但又可以說非常遠，可以随意選擇和拒絕。
事實上，日本人對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都異常敏一感和警惕。
盡避日本人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處的與世隔絕的位置，他們較之其他任何人數和發展水平與其大緻相等的民族，獨立地發展起一個更大部分是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屬于從東北亞遷移來的蒙古種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諸島的、多一毛一的高加索蝦夷人，有助于該種族的形成；由南方遷移來的馬來人和波利尼西亞人可能也有助于該種族的形成。
早期的日本由許多氏族組成，每個氏族由世襲的祭司族長統治。
将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個松一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權；其首領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為全民族的神。
6世紀起，中國文明大規模傳入日本，這一氏族組織遭到破壞。
由朝鮮傳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與基督教在歐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
學者、教師、工匠和僧侶從大一陸渡海而來，随身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
而那些遊曆"天朝"的日本人，作為熱情的皈依者，回國後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
中國社會的穩定不僅歸因于新儒學，也歸因于所謂的貴族統治階級的頑固勢力——一股在以農業為基礎的官僚帝國中兼有土地和官職的勢力。
作為地主和放債者，貴族控制着鄉村和城鎮的經濟生活。
土地和資本的缺少使他們能強行擡高租金和利率；頻繁的自然災害使破産的受押人實際上成為當地貴族家庭的契約農奴。
明朝後期，擁有幾千家這類契約農戶的貴族家庭屢見不鮮。
這些貴族還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的确，這就是中國"貴族"一詞所表示的含義。
但實際上，擁有土地是先決條件，它能為多年的學習提一供必需的資金，使學習者成為社會地位的擁有者，獲得在官僚機構中謀一席職位的合格條件。
因此，地方貴族和帝國官僚之間的聯系是非常密切且互相支持的。
在外省任職的政一府官員，時常發現當地的方言很難懂，這時隻得完全依靠當地貴族的指點和引導。
區分官僚和貴族雖有意義，但明、清兩代的中國卻是由他們聯合統治的。
帝國當局和地方貴族都對維持于彼此有利的現狀十分感興趣，他們一直合作到最後。
以前，偶爾有些王朝曾試圖強行重新分配土地，或進行其他類似的改革，而明清統治者卻盡量避免同貴族霸權發生任何沖突。
富有啟迪意義的是，與上述情況形成鮮明對照，明朝政一府極力控制、壓迫商人階層。
這是中國社會同西方社會根本的、最有意義的差别。
在西方，資産階級由于所處的社會的多樣一性一，從一開始就享有相當大的自治權；而且，這種自治權随着時間的推移而不斷增長（見第十八章第四節）。
在中國，的确存在着相應的商人階層，他們在宋朝才享受到真正的商業革命的益處（見本章第三節）。
此外，中世紀主要的技術發明大多數出自中國。
然而，不象在西方，商業革命和技術進步都未給中國帶來徹底改變社會的革命影響。
其根本原因，如第十一章第六節所述，是中國曆史的持續一性一，即隋朝實質上是漢朝的延續，唐、宋又是隋朝的延續，如此下去，連續不斷，直到1912年帝國曆史結束。
因此，傳統的官僚貴族統治集一團一，以新儒學為一精一神支柱，吞噬了新技術和經濟發展的作用。
但在西方，羅馬帝國滅亡之後沒有後繼者。
相反出現了一種新的複雜多樣的文明；在這裡，火藥、指南針、印刷術和遠洋船隻不但沒有被埋沒，反而得到充分利用，首先對歐洲，然後對包括中國在内的整個世界，産生了爆炸一性一的影響。
這種爆炸一性一的影響，在中國是絕對不可能産生的，因為這裡的帝國機構太封閉、太受約束。
例如，中國的商人和實業家通常加入由師傅領導的地方行會，但這些行會師傅需得到政一府表示許可的證明，并奉命負責每個行會成員的經營。
船商也在港口師傅的領導下組織起來，這些港口師傅同樣需對政一府負責。
更重要的是，政一府壟斷了供朝廷和行政機構消費的許多商品的生産和分配，這些商品包括武器、紡織品、陶器、皮革制品、服裝和酒等。
另外，政一府還完全控制了全體人民所必需的基本商品的生産和分配，如鹽和鐵。
這些限制剝奪了中國商人成為無約束的企業家的機會，使經濟失去了自一由發展的可能一性一；同時也助長了官員的腐化和堕一落，因為朝廷官員可利用他們的特權地位，一操一縱國家壟斷商品為個人牟利。
中國統治集一團一的另一對内限制政策是竭力反對對外經營。
中國移民在歐洲人到達之前，且慢慢遷移到東南亞。
在菲律賓，西班牙人可能任何時候都沒有中國人多。
1603年，在西班牙殖民地馬尼拉建立32年後，這裡的中國人一大約有20000，而西班牙人一大概隻有10000這些中國人實際上控制了殖民地的經濟生活，并将其控制擴大到這一群島的其他島嶼。
正是這一年，1603年，馬尼拉的中國人遭到一次大屠一殺；鄰近的大一陸福建省的一位官員卻寬恕了這一屠一殺，并譴責海外所有的中國人是祖墳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關心的人。
馬尼拉的中國人及其東南亞的中國同胞至今仍定期遭到這樣的屠一殺。
同樣，1712年，皇帝頒布了一條敕令，禁止中國人在東南亞經商和定居。
五年後，另一條敕令允許那些已定居國外的中國人返回家鄉，不必擔心受到懲罰．1729年，又頒布一條法令，規定了回國的具體日期，逾期未歸的那些海外的中國人将不許回國。
這同西方國家洽成何等鮮明而又驚人的對照；西方國家不久就積極開辟海外殖民地，創立貿易公司，甚至随時準備着用武力保衛這些事業，反對任何威脅。
在15世紀早期這段異乎尋常的曆史中，明朝的航海業以其傑出的技術和驚人的範圍，明确證明了中國在世界航海業中的領先地位。
然而，皇帝卻下诏禁止進一步海外遠征，并強迫立即執行這一命令（第十二章第一節）。
這就是中國官方對海外活動持消極态度的一個最鮮明、最重大的表現。
下這一诏書的确切動機雖無人知曉，但以下事實值得注意：頒布這一诏書之所以可行，是因為中國商人缺乏西方商人所擁有的政治權力和社會地位。
正是制度結構上和向外推動力方面的根本差别，在世界曆史的這一重要轉折關頭，使中國的力量轉向内部，将全世界海洋留給了西方的冒險事業。
難以置信但卻不可避免的結局是，西方蠻族在幾個世紀裡使偉大的"天朝"黯然失色。
六、中國文明在日本 因為中國的文明和帝國以不間斷的連續一性一持續到近代，所以，它們控制了東亞，而西方卻沒有一個國家能控制西方。
因而，在東亞，沒有發展起在西方自羅馬帝國崩潰後所盛行的那種政治和文化的多樣一性一。
隻有遙遠的北部和西部的大草原和大沙漠是個例外；在這裡，由于氣候條件的限制，農業是不可能的，因此，遊牧民發展起一種獨特的、非中國式的、畜牧的生活方式。
對比之下，在鄰近的越南、朝鮮和日本，卻不存在氣候方面的障礙，因此，農業得以發展，中國文明得到傳播。
在這三個國家中，日本無論在政治方面，還是在文化方面，最不受中國巨人的支配，因此，在東亞曆史和世界曆史上，起到了相應的更為重要的作用。
本章後幾節将叙述西方入侵前日本的發展。
日本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地理位置的影響，這與歐亞大一陸另一端的不列颠群島極為相似。
然而，日本諸島比不列颠群島更與世隔絕：它們離大一陸115英裡，而英吉利海峽隻有五英裡寬。
日本人在被美國人打敗之前，僅于13世紀受到外國侵略的嚴重威脅。
因此，可以說日本人離大一陸非常近，足以從偉大的中國文明中得到益處；但又可以說非常遠，可以随意選擇和拒絕。
事實上，日本人對從國外引進的東西都異常敏一感和警惕。
盡避日本人被普遍認為是一個善借用的民族，但由于所處的與世隔絕的位置，他們較之其他任何人數和發展水平與其大緻相等的民族，獨立地發展起一個更大部分是屬于他們自己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屬于從東北亞遷移來的蒙古種人的一支，但最初居住在北方諸島的、多一毛一的高加索蝦夷人，有助于該種族的形成；由南方遷移來的馬來人和波利尼西亞人可能也有助于該種族的形成。
早期的日本由許多氏族組成，每個氏族由世襲的祭司族長統治。
将近公元1世紀末時，邪馬台氏族征服其它氏族，建立了一個松一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權；其首領是天皇，其氏族之神成為全民族的神。
6世紀起，中國文明大規模傳入日本，這一氏族組織遭到破壞。
由朝鮮傳入日本的佛教，是文化變革的媒介，在日本起了與基督教在歐洲日耳曼人和斯拉夫人中所起的完全相同的作用。
學者、教師、工匠和僧侶從大一陸渡海而來，随身帶來了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宗教信仰。
而那些遊曆"天朝"的日本人，作為熱情的皈依者，回國後所起的作用更為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