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7章 嘉慶帝颙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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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錦衣玉食的生活，還夢想着死後像皇帝一樣風光氣派。
他在河北薊州（今薊縣）修建了巨大的墳墓，規格超過親王，民間稱之為“和陵”。
（2）有人說是為緩解官民之間的矛盾。
嘉慶元年（1796年），發生白蓮教民變，清軍連連失利。
嘉慶三年，清軍抓住四川農民軍首領王三槐，王三槐的口供說“官一逼一民反”。
嘉慶意識到，正是因為地方官吏皆如和珅似的貪暴，所以屢屢激起民變。
嘉慶帝總結說：“層層朘削，皆為和珅一人。
”又說：“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為其贻誤軍國重務。
”所以，嘉慶殺和珅，以謝天下。
（3）有人說是為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和珅“權高震主”。
嘉慶說：“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隻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
”他甚至懷疑和珅蓄意謀反，所以要殺掉和珅。
當相權威脅到君權的時候，君主必然采取行動。
從嘉慶的先祖來看，皇太極繼位之後，幽禁了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大貝勒代善屈從，皇太極得以從四大貝勒“并肩共坐”到“南面獨坐”；順治親政後，追罪死後的攝政睿親王多爾衮；康熙親政後，擒拿輔臣鳌拜；雍正登極後，殺了隆科多和年羹堯；乾隆繼位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所以，嘉慶執掌朝綱,必然懲辦權相和珅。
不過，嘉慶對和珅的功績和才能還是肯定的。
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殺15年之後，清國史館将編修的《和珅列傳》（稿本）送呈嘉慶審閱。
嘉慶見記載簡略，隻記錄了和珅的一堆官階履曆，很不滿意。
他朱批道：“和珅并非一無是處”，他“一精一明敏捷”，任職30年，還是做了很多的事。
隻是和珅貪鄙成一性一、怙勢營私、狂妄專擅、貪婪專權，才不得不加以重罰。
《清史稿·和珅傳》記載：“仁宗（嘉慶）嘗論唐代宗殺李輔國，謂：‘代宗為太子，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
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誅之，一獄吏已辦。
’蓋即為和珅發也！”這說的是唐代宗誅宰相李輔國的史事。
《舊唐書·李輔國傳》記載：李輔國，出身卑賤，年少被Yan，相貌醜陋，粗通文字。
在太子東宮是一個喂馬的太監。
安史之亂中，他力勸太子即帝位。
肅宗即位後，升為太子管家。
後來官運亨通——任開府儀同三司、郕（chéng）國公、兵部尚書、博陸郡王。
肅宗死後，代宗即位，尊為尚父、司空兼中書令。
《新唐書·李輔國傳》也記載：代宗既嗣位，不願大張旗鼓地殺李輔國，隻差遣俠者，深夜将其刺殺之，割下頭顱扔到溷廁中。
但代宗仍對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
嘉慶對和珅的處理，很像唐代宗對李輔國的處理，就是不願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為個案處理。
但是，和珅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個案，而是成了社會現象，可以叫做“和珅現象”。
和珅這樣一個出身“少貧無藉”、鄉試不中的生員，由普通的宮廷侍衛，32歲成為軍機大臣。
以後更是青雲直上，富貴常葆，登峰造極。
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和珅現象”的出現是老年帝王專制的必然。
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驕志滿，倦怠朝政。
他喜歡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這樣的人。
高一陽一先生認為，和珅的問題“高宗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
這話說得還不夠。
嚴格說來，“和珅現象”的責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專制腐敗機體上的一個毒瘤。
當時，乾隆皇帝身邊有四種人——後妃、太監、皇子、朝臣，後妃不能代他處理軍政要務，太監不能陪他和詩品畫，皇子太近怕其“觊（jì）觎（yú）大位”，大多朝臣又不會像和珅那樣曲意逢迎。
因此，和珅有着後妃、太監、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
乾隆皇帝對他既喜一愛一又依賴，自然遇事會替他撐腰。
當時，大學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狀元出身的王傑，也不買和珅的賬。
陳啟元《庸閑齋筆記》記載：一天，和珅在軍機處拿着一幅石墨畫軸，王傑說：“貪墨之風，以至于此。
”和珅指着王傑的手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
”王傑說：“這手隻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甚麼好處？”後王傑告老還陝西韓城鄉裡，嘉慶送他的詩有“清風兩袖送韓城”句。
但是因為乾隆的緣故，嘉慶《平苗圖》他們拿和珅沒有辦法。
和珅在朝20餘年，未嘗一被彈劾。
他稍見端倪，必設計除之。
前面講的曹錫寶彈劾不成反遭譴責就是一例。
嘉慶懲治和珅案沒有株連，也沒有擴大化，這是嘉慶的聰明之處；但他隻把和珅當作個案處理，而沒有把“和珅現象”當作制度一性一的弊端去解決，進行制度一性一的改革，這是嘉慶的平庸之處。
嘉慶處理完和珅事件後，又面臨着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一騷一動，采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的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
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
比如，平定白蓮教之後，嘉慶曾作詩道： 内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 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
平時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這首詩，中間兩聯——“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表現了嘉慶儒家仁一愛一的理念。
仁者一愛一人，嘉慶作為一位“仁君”來說是夠格的，作為一位皇帝來說是可貴的。
嘉慶有很好的儒學修養，他的文學、詩歌、書法、文章都是可以的。
這一點比明朝的正德、嘉靖、萬曆、天啟等皇帝都好。
舉兩個小例子： （1）大理寺卿楊怿會受召對。
時值盛暑，掀簾見嘉慶搖扇揮汗；進入，跪拜。
嘉慶把扇子放在一邊，不複用。
詢問甚詳。
良久熱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
（2）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普免天下錢糧，各省歡騰。
安徽民欠銀300萬兩，巡撫姚祖同懷疑上報數字不實，令府道州縣削減十分之四。
各地苦之。
上聞，朱批雲：“損上益下，朕之願也。
存心刻薄，有傷政體。
”姚大慚，以原冊600裡加急報京。
明朝的皇帝說不出這樣的話，也做不出這樣的詩。
清朝皇帝不同于明朝皇帝，沒有昏君，沒有頑君，也沒有暴君。
嘉慶皇帝更不是貪暴之君、昏庸之君。
但是，嘉慶皇帝胸中沒有大格局，掌上沒有大手筆。
嘉慶不可能認識、也不可能改革社會存在的根本一性一的弊病，特别是制度一性一的弊病。
嘉慶的悲劇在于：認為天下的問題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而沒有從自身找責任，也沒有從制度挖根源。
其結果是，滋生百官腐敗、和珅現象的制度土壤沒有被鏟除，因而這種現象也就無法根除。
嘉慶在25年的皇帝生涯中，雖一件一件地解決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機，卻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機。
乾隆朝盛世下的危機，到嘉慶朝更加深重。
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時，則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 附錄一：和珅二十大罪狀 朕于乾隆
他在河北薊州（今薊縣）修建了巨大的墳墓，規格超過親王，民間稱之為“和陵”。
（2）有人說是為緩解官民之間的矛盾。
嘉慶元年（1796年），發生白蓮教民變，清軍連連失利。
嘉慶三年，清軍抓住四川農民軍首領王三槐，王三槐的口供說“官一逼一民反”。
嘉慶意識到，正是因為地方官吏皆如和珅似的貪暴，所以屢屢激起民變。
嘉慶帝總結說：“層層朘削，皆為和珅一人。
”又說：“朕所以重治和珅之罪者，實為其贻誤軍國重務。
”所以，嘉慶殺和珅，以謝天下。
（3）有人說是為解決君權與相權的矛盾，是和珅“權高震主”。
嘉慶說：“朕若不除和珅，天下人隻知有和珅而不知有朕。
”他甚至懷疑和珅蓄意謀反，所以要殺掉和珅。
當相權威脅到君權的時候，君主必然采取行動。
從嘉慶的先祖來看，皇太極繼位之後，幽禁了二大貝勒阿敏、三大貝勒莽古爾泰，大貝勒代善屈從，皇太極得以從四大貝勒“并肩共坐”到“南面獨坐”；順治親政後，追罪死後的攝政睿親王多爾衮；康熙親政後，擒拿輔臣鳌拜；雍正登極後，殺了隆科多和年羹堯；乾隆繼位後，也采取了一些措施。
所以，嘉慶執掌朝綱,必然懲辦權相和珅。
不過，嘉慶對和珅的功績和才能還是肯定的。
嘉慶十九年（1814年），在和珅被殺15年之後，清國史館将編修的《和珅列傳》（稿本）送呈嘉慶審閱。
嘉慶見記載簡略，隻記錄了和珅的一堆官階履曆，很不滿意。
他朱批道：“和珅并非一無是處”，他“一精一明敏捷”，任職30年，還是做了很多的事。
隻是和珅貪鄙成一性一、怙勢營私、狂妄專擅、貪婪專權，才不得不加以重罰。
《清史稿·和珅傳》記載：“仁宗（嘉慶）嘗論唐代宗殺李輔國，謂：‘代宗為太子，不為輔國所讒者幾希。
及即帝位，正其罪而誅之，一獄吏已辦。
’蓋即為和珅發也！”這說的是唐代宗誅宰相李輔國的史事。
《舊唐書·李輔國傳》記載：李輔國，出身卑賤，年少被Yan，相貌醜陋，粗通文字。
在太子東宮是一個喂馬的太監。
安史之亂中，他力勸太子即帝位。
肅宗即位後，升為太子管家。
後來官運亨通——任開府儀同三司、郕（chéng）國公、兵部尚書、博陸郡王。
肅宗死後，代宗即位，尊為尚父、司空兼中書令。
《
但代宗仍對此事保密，刻木代其首以葬。
嘉慶對和珅的處理，很像唐代宗對李輔國的處理，就是不願深究、不想把事情搞大，而是作為個案處理。
但是，和珅的問題已不僅僅是個案，而是成了社會現象，可以叫做“和珅現象”。
和珅這樣一個出身“少貧無藉”、鄉試不中的生員，由普通的宮廷侍衛，32歲成為軍機大臣。
以後更是青雲直上，富貴常葆，登峰造極。
這個問題值得研究。
“和珅現象”的出現是老年帝王專制的必然。
乾隆自诩“十全老人”、“十全武功”，意驕志滿，倦怠朝政。
他喜歡阿谀逢迎，那就必然滋生和珅這樣的人。
高一陽一先生認為，和珅的問題“高宗至少要負一半的責任”。
這話說得還不夠。
嚴格說來，“和珅現象”的責任在乾隆皇帝，和珅是乾隆朝君主專制腐敗機體上的一個毒瘤。
當時，乾隆皇帝身邊有四種人——後妃、太監、皇子、朝臣，後妃不能代他處理軍政要務，太監不能陪他和詩品畫，皇子太近怕其“觊（jì）觎（yú）大位”，大多朝臣又不會像和珅那樣曲意逢迎。
因此，和珅有着後妃、太監、皇子、直臣既不能取代，也不可或缺的獨特作用。
乾隆皇帝對他既喜一愛一又依賴，自然遇事會替他撐腰。
當時，大學士阿桂同和珅不合，狀元出身的王傑，也不買和珅的賬。
陳啟元《庸閑齋筆記》記載：一天，和珅在軍機處拿着一幅石墨畫軸，王傑說：“貪墨之風，以至于此。
”和珅指着王傑的手說：“狀元宰相手果然好。
”王傑說：“這手隻會做狀元宰相，不會要錢，有甚麼好處？”後王傑告老還陝西韓城鄉裡，嘉慶送他的詩有“清風兩袖送韓城”句。
但是因為乾隆的緣故，嘉慶《平苗圖》他們拿和珅沒有辦法。
和珅在朝20餘年，未嘗一被彈劾。
他稍見端倪，必設計除之。
前面講的曹錫寶彈劾不成反遭譴責就是一例。
嘉慶懲治和珅案沒有株連，也沒有擴大化，這是嘉慶的聰明之處；但他隻把和珅當作個案處理，而沒有把“和珅現象”當作制度一性一的弊端去解決，進行制度一性一的改革，這是嘉慶的平庸之處。
嘉慶處理完和珅事件後，又面臨着一系列的社會危機：如南方的白蓮教，京畿的天理教，東南海上的一騷一動，采礦的封禁，錢糧的虧空，八旗的生計，鴉片的流入，河漕的難題等等。
但是嘉慶都把上述問題作為個案看待，他沒有也不可能從制度上去加以解決。
比如，平定白蓮教之後，嘉慶曾作詩道： 内外諸臣盡紫袍，何人肯與朕分勞？ 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
平時漫說君恩重，辜負君恩是爾曹！ 這首詩，中間兩聯——“玉杯飲盡千家血，銀燭燒殘百姓膏。
天淚落時人淚落，歌聲高處哭聲高”，表現了嘉慶儒家仁一愛一的理念。
仁者一愛一人，嘉慶作為一位“仁君”來說是夠格的，作為一位皇帝來說是可貴的。
嘉慶有很好的儒學修養，他的文學、詩歌、書法、文章都是可以的。
這一點比明朝的正德、嘉靖、萬曆、天啟等皇帝都好。
舉兩個小例子： （1）大理寺卿楊怿會受召對。
時值盛暑，掀簾見嘉慶搖扇揮汗；進入，跪拜。
嘉慶把扇子放在一邊，不複用。
詢問甚詳。
良久熱甚，“上汗出如雨，卒不用扇”。
（2）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普免天下錢糧，各省歡騰。
安徽民欠銀300萬兩，巡撫姚祖同懷疑上報數字不實，令府道州縣削減十分之四。
各地苦之。
上聞，朱批雲：“損上益下，朕之願也。
存心刻薄，有傷政體。
”姚大慚，以原冊600裡加急報京。
明朝的皇帝說不出這樣的話，也做不出這樣的詩。
清朝皇帝不同于明朝皇帝，沒有昏君，沒有頑君，也沒有暴君。
嘉慶皇帝更不是貪暴之君、昏庸之君。
但是，嘉慶皇帝胸中沒有大格局，掌上沒有大手筆。
嘉慶不可能認識、也不可能改革社會存在的根本一性一的弊病，特别是制度一性一的弊病。
嘉慶的悲劇在于：認為天下的問題都是由于和珅不好、百官不好造成的，而沒有從自身找責任，也沒有從制度挖根源。
其結果是，滋生百官腐敗、和珅現象的制度土壤沒有被鏟除，因而這種現象也就無法根除。
嘉慶在25年的皇帝生涯中，雖一件一件地解決乾隆盛世留下的危機，卻又一步一步地陷入更深的危機。
乾隆朝盛世下的危機，到嘉慶朝更加深重。
到他的接班人道光皇帝時，則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境地！ 附錄一：和珅二十大罪狀 朕于乾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