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揚劉抑曹”與民族意識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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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三國中有明顯的“揚劉抑曹”的思想?圍繞這個問題的是王朝正統和漢民族的民族意識。

    撰述正史的陳壽雖是蜀人,但他在西晉當官,拿了人家的俸祿,就隻能為人家說話。晉朝是代曹魏而有天下的,唯有先承認曹魏的合法性,西晉的正統地位才能得以确立。加上中國曆史上的傳統,以統治中原者為正統,因此陳壽的《三國志》以曹魏為正統,蜀,吳為僭僞。而他稍後的做史者也基本持相同的觀點。

    到了東晉時代,情況就不同了,北方政權為少數民族建立的,按照“地處函夏,人傳正溯”的标準,如果承認曹魏是正統,那偏安江南的東晉王朝就算作僭僞了,等之于三國時的吳,蜀。這樣,東晉的史家着了慌,忙主張“揚劉抑曹”,取消了曹操的正統地位,為偏安江南的司馬氏政權張目。這種表現為血統繼承的漢人正統觀也代表了廣大漢族群衆的心願,在民間有堅實的基礎。因為漢族人民從民族意識出發,當然不願意承認少數民族政權為正統,上溯到三國史,就在心理上偏向蜀漢了。這種心理偏向代代相傳。隋統一全國後,曆唐,五代,北宋,中原為漢族政權所統治,所以這個問題并不突出。北宋司馬光修《資治通鑒》仍把曹魏列為正統。到南宋就不對了,金人統治中原的局面又重現了南北朝時漢人偏安于江南的格局,于是南宋的史官們為了為南宋趙氏政權張目,又重新肯定了蜀漢正統。借“揚劉抑曹”來表示抵抗北方勢力的思想感情。嶽飛曾說過:“一死何足惜哉!要使後世書中知有嶽飛之名,與關,張輩功烈相仿佛耳。”詩人陸遊“出師一表真名世,千載誰堪伯仲間”。實際是愛國感情的抒發。南宋的裴松之在注《三國志》時雖沿襲了陳壽的體例,但加進了許多有損曹操形象的資料,也是受時代的影響。從這一角度看《三國志》與《三國志》裴注在材料和觀點上有諸多相抵觸之處,就不難理解了。

    接着蒙古族的元朝統治又使漢民族的民族意識進一步加強,元末明初寫定的《三國演義》正曲折的宣洩了以民族意識為背景的漢族正統觀——蜀漢正統觀。

    正統思想隻不過是一種曆史觀念,史學家與文學家具有不同的曆史使命。為民間最為熟悉的《三國演義》,在創作之前,曹操和劉備的藝術形象已經定型。小說隻是把他全部繼承下來,并加以發展,不可否認通俗小說比之史書在民衆中的影響要大得多。以緻曆代以來的“揚劉抑曹”也就不足為奇了。

    不過,曆史上的曹操和劉備,在為人準則和政治品質方面确實迥然不同,這是大家公認的。突出曹操個性中的奸詐險惡,猜疑詭谲的一面和劉備個性中的誠笃寬厚,忠義仁德的一面,進行藝術加工,把兩人塑造成僭僞殘暴的象征和仁愛忠義的化身,因此,“揚劉抑曹”從另一個層面上說就是尊崇仁愛,貶斥殘暴,尊崇忠義,貶斥奸詐,進一步說,便是匡扶正義貶黜邪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