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關于“全真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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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現代蒙語不同），再譯成現代蒙語，中國的蒙文學者謝再善據以譯成現代漢語。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幹修正本流傳到西方，再由此而發展成許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黃金史》。
西方學者在見到中國的《元朝秘史》之前，關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據《黃金史》。
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該搶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該為人毒死、成吉思汗曾為敵人囚虜、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兒帖為敵人搶去而生長子朮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異母弟别克惕等，都是說起來對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陰真經》中那段怪文的設想從什麼地方得到啟發，讀者們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統治全中國八十九年，統治中國北部則超過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對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遺留重大影響。
蒙古人極少與漢人通婚，所以也沒有為漢人同化。
據李思純先生在《元史學》中說，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可考者隻有一個“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從蒙古語學來的。
撰寫以曆史作背景的小說，不可能這樣一字一語都考證清楚，南宋皇帝官員、郭嘯天、楊鐵心等從未與蒙古人接觸，對話中本來不該出現“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
我所設法避免的，隻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如“思考”、“動機”、“問題”、“影響”、“目的”、“廣泛”等等。
“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尋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現在”用“現今”、“現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本書的插圖（大陸版未收——編注）有一幅是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的佛像，此圖有明朝翰林學士宋濂的一段題跋，其中說：“右梵像一卷，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其左題雲‘為利貞皇帝白票信畫’，後有釋妙光記，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塗金皆極精緻，而所書之字亦不惡雲。
大理本漢楪榆、唐南诏之地，諸蠻據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禮，而後改以今名者，則石晉時段思平也。
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
元憲宗帥師滅其國而郡縣之。
其所謂庚子，該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貞者，即段氏之諸孫也。
” 其中所考證的年代弄錯了。
宋濂認為畫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實他算遲了六十年，應當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
原因在于宋濂沒有詳細查過大理國的曆史，不知道大理國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後的庚子。
另有一個證據，畫上題明為利貞皇帝畫，利貞皇帝就是段智興，他在位時共有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亨時（據羅振王《重校訂紀元編》。
《南诏野史》中無“亨時”年号）六個年号。
宋濂所說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國是孝義帝段祥興（段智興的孫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大理國于一二五三年（宋理宗寶佑元年）為蒙古忽必烈所滅，其時大理國皇帝為段興智。
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該館出版物中的說明根據宋濂的考證而寫，将來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學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師，号稱明朝開國文臣之首。
但明人治學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個月就編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資料，命他續修，又隻六個月就馬馬虎虎地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國正史中質素最差者之一。
比之《明史》從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曆六十年而始成書，草率與嚴謹相去極遠，無怪清末學者柯紹忞要另作《新元史》代替。
單是從宋濂題畫、随手一揮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便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錯誤不少。
但宋濂為人忠直有氣節，決不拍朱元璋的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本書第三版于2001年至2002年再作修訂，改正了不少年代的錯誤，黃藥師和諸弟子的關系也重寫了。
修改時參考了台灣網頁“金庸茶館”中諸網友，以及不少讀者們的寶貴意見，不過錯誤恐怕仍不能掃除幹淨，繼續歡迎讀者們指正和提供意見。
第三版修訂本中，将呂文煥守襄陽一節，改為李全、楊妙真夫婦領“忠義軍”守青州，以順合曆史及地理，守襄陽事至《神雕》書中再發展。
本書台灣出版者台北遠流出版公司負責人王榮文先生、編輯李佳穎小姐、鄭祥琳小姐、趙貞儀小姐，對書中年代、人物年齡、事迹先後等糾正甚多，尤其鄭小姐編制年月表格，以學術态度處理，更為感謝，年齡表中，她甚至将侯通海、陸冠英、程瑤迦等次要人物的年齡也一并計算。
二〇〇二年六月
《秘史》是原始材料，有若幹修正本流傳到西方，再由此而發展成許多著作，其中最重要的是波斯人拉施特所著的《黃金史》。
西方學者在見到中國的《元朝秘史》之前，關于蒙古史的著作都根據《黃金史》。
修正本中删去事迹甚多，如也速該搶人之妻而生成吉思汗、也速該為人毒死、成吉思汗曾為敵人囚虜、成吉思汗的妻子蒲兒帖為敵人搶去而生長子朮赤、成吉思汗曾射死其異母弟别克惕等，都是說起來對成吉思汗不大光彩的事。
《九陰真經》中那段怪文的設想從什麼地方得到啟發，讀者們自然知道了。
蒙古人統治全中國八十九年，統治中國北部則超過一百年，但因文化低落，對中國人的生活沒有遺留重大影響。
蒙古人極少與漢人通婚，所以也沒有為漢人同化。
據李思純先生在《元史學》中說，蒙古語對漢語的影響，可考者隻有一個“歹”字，歹是不好的意思，歹人、歹事、好歹的“歹”，是從蒙古語學來的。
撰寫以曆史作背景的小說，不可能這樣一字一語都考證清楚，南宋皇帝官員、郭嘯天、楊鐵心等從未與蒙古人接觸，對話中本來不該出現“歹”字，但我也不去故意避免。
我所設法避免的，隻是一般太現代化的詞語，如“思考”、“動機”、“問題”、“影響”、“目的”、“廣泛”等等。
“所以”用“因此”或“是以”代替，“普通”用“尋常”代替，“速度”用“快慢”代替，“現在”用“現今”、“現下”、“目下”、“眼前”、“此刻”、“方今”代替等等。
本書的插圖（大陸版未收——編注）有一幅是大理國畫師張勝溫所繪的佛像，此圖有明朝翰林學士宋濂的一段題跋，其中說：“右梵像一卷，大理國畫師張勝溫之所貌，其左題雲‘為利貞皇帝白票信畫’，後有釋妙光記，文稱盛德五年庚子正月十一日，凡其施色塗金皆極精緻，而所書之字亦不惡雲。
大理本漢楪榆、唐南诏之地，諸蠻據而有之，初号大蒙，次更大禮，而後改以今名者，則石晉時段思平也。
至宋季微弱，委政高祥、高和兄弟。
元憲宗帥師滅其國而郡縣之。
其所謂庚子，該宋理宗嘉熙四年，而利貞者，即段氏之諸孫也。
” 其中所考證的年代弄錯了。
宋濂認為畫中的“庚子”是宋理宗嘉熙四年（一二四○年），其實他算遲了六十年，應當是宋孝宗淳熙七年庚子（一一八○年）。
原因在于宋濂沒有詳細查過大理國的曆史，不知道大理國盛德五年庚子是一一八○年，而不是六十年之後的庚子。
另有一個證據，畫上題明為利貞皇帝畫，利貞皇帝就是段智興，他在位時共有利貞、盛德、嘉會、元亨、安定、亨時（據羅振王《重校訂紀元編》。
《南诏野史》中無“亨時”年号）六個年号。
宋濂所說的庚子年（宋理宗嘉熙四年），在大理國是孝義帝段祥興（段智興的孫子）在位，那是道隆二年。
大理國于一二五三年（宋理宗寶佑元年）為蒙古忽必烈所滅，其時大理國皇帝為段興智。
此圖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館，該館出版物中的說明根據宋濂的考證而寫，将來似可改正。
宋濂是明初有大名的學者，朱元璋的皇太子的老師，号稱明朝開國文臣之首。
但明人治學粗疏，宋濂奉皇帝之命主持修《元史》，六個月就編好了，第二年皇帝得到新的資料，命他續修，又隻六個月就馬馬虎虎地完成，所以《元史》是中國正史中質素最差者之一。
比之《明史》從康熙十七年修到乾隆四年，曆六十年而始成書，草率與嚴謹相去極遠，無怪清末學者柯紹忞要另作《新元史》代替。
單是從宋濂題畫、随手一揮便相差六十年一事，便可想得到《元史》中的錯誤不少。
但宋濂為人忠直有氣節，決不拍朱元璋的馬屁，做人的品格是很高的。
一九七五年十二月 本書第三版于2001年至2002年再作修訂，改正了不少年代的錯誤，黃藥師和諸弟子的關系也重寫了。
修改時參考了台灣網頁“金庸茶館”中諸網友，以及不少讀者們的寶貴意見，不過錯誤恐怕仍不能掃除幹淨，繼續歡迎讀者們指正和提供意見。
第三版修訂本中，将呂文煥守襄陽一節，改為李全、楊妙真夫婦領“忠義軍”守青州，以順合曆史及地理，守襄陽事至《神雕》書中再發展。
本書台灣出版者台北遠流出版公司負責人王榮文先生、編輯李佳穎小姐、鄭祥琳小姐、趙貞儀小姐，對書中年代、人物年齡、事迹先後等糾正甚多，尤其鄭小姐編制年月表格，以學術态度處理，更為感謝，年齡表中，她甚至将侯通海、陸冠英、程瑤迦等次要人物的年齡也一并計算。
二〇〇二年六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