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不可免的事已臻成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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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是俄羅斯化的，可悲的是還要更加鄙俗。
問題在于這種矯揉造作在俄國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這本來就是裝腔作勢，難道不是嗎？如果說是凱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盧人，或斯維夫人，或伊利裡亞人，我還可以理解。
可是從那個時期往後，這個名稱隻不過是個虛構，為的就是讓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說時可以這樣講：人民，我的人民。
“這麼一來，前線上的采訪人員和新聞記者可就多得成災了。
寫出了各式各樣的‘見聞’，記錄了種種的名言警句，探視了傷員并且提出了有關民意的新理論。
這簡直就像達利先生再世，同樣是精于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辭藻的寫作狂。
這是一類。
還有另一類，最喜歡用不連貫的詞句，精雕粗刻，又帶有懷疑和厭世的味道。
比方說，我曾讀過的，有一位就寫了這麼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陰沉，宛如昨日。
一清早就開始落雨，遍地泥濘。
臨窗眺望大路，那是魚貫行進着看不到頭的俘虜。
車上運的是傷員。
大炮正在射擊。
今天又在射擊，和昨天一樣，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時，周而複始……’你看，這夠多深刻，多俏皮！不過他為什麼要遷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樣來，太自命不凡了！為什麼對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對他自己每天發射大量的用遠号隔開的流水賬似的詞句覺得奇怪呢？為什麼不停止這種像跳蚤蹦跳一樣匆忙發射出來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應該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應該有新面貌，不要舊調重彈；靠筆記本記下大量言之無物的東西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内容；如果沒有自己的見地，如果缺乏那麼一點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種傳奇的色彩，事實也就失去了意義。
” “非常正确，”戈爾東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要說說今天我們看到的那個場面。
這個拿一位長者嘲笑取樂的哥薩克，完全同無數類似的情況一樣，是最普通的一種卑劣下賤的舉動。
很清楚，對這種舉動用不着講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
要是說到整個猶太人的問題，就需要哲學，而且它會出乎意料地翻個個兒。
不過，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見解。
你我的這些思想，都是從你舅舅那兒來的。
“人民是什麼？——這是你剛才問到的。
對他們是不是需要過分遷就照顧？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悅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豐功 偉績使萬民趨之若骛并受到頌揚而留芳百世的人，這不就是他應有的本分嗎？哦，這是當然的。
話說回來，在基督教的時代還需要談什麼民族呢？因為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說服和教化過的，所以關鍵在于轉變，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礎。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新約》。
它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說的呢？首先，《新約》并不曾規定：要這樣，要那樣。
它隻提出一些樸素的、穩重的主張。
它提出：你願不願按照以前從未有過的新的方式生活，願不願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結果，上下幾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納了這個建議。
“當它談到天國裡既沒有古希臘人也沒有猶太人的時候，難道僅僅說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嗎？不是的，隻為這個也不需要《新約》，在這以前，希臘的哲人、羅馬的聖賢和價日約》的先知早就了解這個道理。
不過它說的是這個意思：在深思熟慮的心靈裡，在新的生活方式當中，在被稱作天國的新的交往範圍裡，沒有民族，有的隻是個人。
“你剛才說過，如果不加進某種思想的話，事實也是毫無意義的。
基督教和個人奉行的宗教儀式，正應該加進事實中去，從而才使它對人具有意義。
“我們已經談到了那些對生活和世界總體上說無所貢獻的庸才，那些眼光狹小的二流貨色，他們感興趣的就是總要有那麼一種關于人民的話題，人民最好還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難，因此也就聽任對他們的擺布，同時在他們身上還可以滿足大發善心的欲望。
這種災難的獨一無二的、百分之百的犧牲者就是猶太人。
民族的意識已然規定他們必須麻木不仁地永遠充當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變，可是在這期間他們當中産生的一股力量卻把整個世界從這種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來。
多麼奇怪！這又怎麼發生的呢？這個歡欣鼓舞的節日，這種從平庸混沌狀态之中的解脫，這種克服了終日碌碌無為的飛躍，所有這一切就誕生在他們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們的語言，和他們屬于同一個種族。
他們難道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地白白放過了？他們不可能讓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勝的美德和力量，他們木可能同意在這股力量取得勝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時候，心安理得地繼續充當已經被他們抛掉的這種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殼。
這樣自讨苦吃究竟對誰有利，究竟是誰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負重，讓那些絕對無辜的、對善與愛能夠如此體貼入微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流淌鮮血！為什麼這個民族的精神主宰不遠遠地甩開這種過分廉價的舉世聞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譏諷味道的智慧？為什麼不肯冒險放棄自己的這項不可更改的職責，而像鍋爐在巨大壓力之下爆炸一樣，把這支不知道為了什麼而正在掙紮和受到殘害的隊伍釋放出來？為什麼不說：‘你們清醒清醒吧，夠了。
别再這樣了。
不要像過去那樣自命不凡了。
别再抱成一團，散開來吧。
你們應該和所有的人一樣。
你們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
你們當中那些最低級的、最軟弱的，才是你們的對立面。
’” 第二天，日瓦戈回來吃午飯的時候說： “你不是總說急着要走麼，這話可應驗了。
我決不能說‘你真走運’，咱們又被包圍了，這還算什麼運氣？往東去的路還通，可是又從西邊朝我們壓過來了。
已經命令所有的醫療單位收縮集中。
我們明天或者後天就要開拔。
到哪兒去可不知道。
卡爾片柯，米哈伊爾·格裡戈裡耶維奇的内衣還沒洗好吧。
真是說不清道不明。
光說是幹親家、幹親家，你要正經問他是怎麼個幹親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塗蟲。
” 他根本沒去聽勤務兵如何東拉西扯地為自己辯解，也沒有注意因為臨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大痛快的戈爾東，繼續說： “唉，咱們這個行軍當中的家，算得上是個吉蔔賽人的窩，剛來的時候我覺得什麼都不順眼，爐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闆太低，而且又髒又悶。
可是現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來在這以前還住過什麼更好的地方。
看着爐子角上的磁磚反射的陽光和路邊那棵樹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來晃去，似乎就在這兒住一輩子也可以。
” 他們開始不慌不忙地收拾東西。
夜裡，喧嚷、喊叫、射擊和奔跑的聲音把他們驚醒了。
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
窗外人影憧憧。
一牆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着身。
“卡爾片柯，快到外邊去問問，怎麼這麼亂糟糟的，”尤裡·安德烈耶維奇說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
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親自跑到師部醫院想去證實這是謠傳，結果卻是實情。
德軍在這一地段突破了俄軍的抵抗。
整個防線向村子這邊推進，越逼越近。
這個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内。
師部醫院和機關不等撤退命令到來就匆忙開始撤離。
估計天亮以前撤退完畢。
“你随第一梯隊走，有一輛敞篷馬車立刻就走，我已經告訴他們等你一下。
那就再見吧。
我送你去上車。
” 他們朝醫療隊正在裝車的村子另一頭跑去。
跑過一幢幢房屋的時候，他們彎着腰，憑借牆角的掩護。
子彈在街上懂懂叫着飛過。
在田野裡幾條路交叉的道口上，可以看得見榴霸彈爆炸的火光，像撐開的傘一樣。
“你怎麼辦？”戈爾東邊跑邊問。
“我随後走。
還得回去取東西。
我和第二梯隊一起走。
” 他們在村口告别了。
幾輛大車和一輛敞篷車組成的車隊出發了，一輛挨着一輛，然後逐漸排成一列。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向遠去的朋友揮着手。
一座燒着的木闆棚的火光照出了他們的身影。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盡力靠着房檐屋角的遮避，趕忙往回跑。
就在離他的住處還差兩幢房屋的地方，一股爆炸的氣浪把他掀倒在地，一顆開花彈使他受了傷。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跌倒在路中間，流着血，失去了知覺。
撤下來的陸軍醫院孤單地設在西部邊區鐵路線上的一座城市裡，和大本營相鄰。
正是二月底的溫煦的日子。
在身體快要複原的軍官病房裡，依照正在那裡治療的尤裡·安德烈耶維奇的要求，靠近他病床的一扇窗是開着的。
快要吃午飯了。
病員各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消磨飯前的這段時間。
他們被告知說，醫院裡新到的一個護士今天第一次要到這兒來查房。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對面躺着的加利烏林正在翻看剛剛收到的《言語》和《俄羅斯之聲》，對新聞檢查官給開的天窗十分憤慨。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在讀野戰郵局送來的東尼娜的信，一下子就積壓了一擦。
微風掀動信箋和報紙。
這時傳來了輕輕的腳步聲。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從信紙上擡起眼睛。
拉拉走進了病房。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和少尉都認出了她，可是彼此并不知道這一點。
她對他們倆都不認識。
她說： “你們好。
為什麼開着窗？你們不冷嗎？”她說着，走到加利烏林跟前。
“什麼地方不舒服？”她一邊問，一邊拉住他的一隻手，準備量脈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開了，自己也坐到床邊的椅子上，顯出很窘迫的樣子。
“可真沒想到，拉裡莎·費奧多羅夫娜，”加利烏林回答說，“我和您的丈夫在一個團裡，我認識帕維爾·帕夫洛維奇。
我還為您保存着他的東西。
”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複地說，“這真是巧得出奇。
這麼說您認識他？請快告訴我，全部經過是怎樣的？說是他犧牲了，讓土給埋住了？什麼都不用隐瞞，您不用擔心，因為我都知道。
”
問題在于這種矯揉造作在俄國是不可思議的。
因為這本來就是裝腔作勢，難道不是嗎？如果說是凱撒治下的那些民族，像高盧人，或斯維夫人，或伊利裡亞人，我還可以理解。
可是從那個時期往後，這個名稱隻不過是個虛構，為的就是讓那些皇帝、政客和王公在演說時可以這樣講：人民，我的人民。
“這麼一來，前線上的采訪人員和新聞記者可就多得成災了。
寫出了各式各樣的‘見聞’，記錄了種種的名言警句，探視了傷員并且提出了有關民意的新理論。
這簡直就像達利先生再世，同樣是精于杜撰的、有文字痹的、追求文章辭藻的寫作狂。
這是一類。
還有另一類，最喜歡用不連貫的詞句，精雕粗刻，又帶有懷疑和厭世的味道。
比方說，我曾讀過的，有一位就寫了這麼一段有深寓意的文字：‘天色陰沉，宛如昨日。
一清早就開始落雨，遍地泥濘。
臨窗眺望大路，那是魚貫行進着看不到頭的俘虜。
車上運的是傷員。
大炮正在射擊。
今天又在射擊，和昨天一樣，明日仍如今朝，每日每時，周而複始……’你看，這夠多深刻，多俏皮！不過他為什麼要遷怒于大炮？要求大炮打出花樣來，太自命不凡了！為什麼對大炮感到奇怪，而不對他自己每天發射大量的用遠号隔開的流水賬似的詞句覺得奇怪呢？為什麼不停止這種像跳蚤蹦跳一樣匆忙發射出來的字面上的仁慈呢？他應該明白，不是大炮而恰好是他才應該有新面貌，不要舊調重彈；靠筆記本記下大量言之無物的東西永遠也不會有什麼内容；如果沒有自己的見地，如果缺乏那麼一點奔放的天才或是某種傳奇的色彩，事實也就失去了意義。
” “非常正确，”戈爾東打斷了他的話，“現在我要說說今天我們看到的那個場面。
這個拿一位長者嘲笑取樂的哥薩克，完全同無數類似的情況一樣，是最普通的一種卑劣下賤的舉動。
很清楚，對這種舉動用不着講大道理，抽他的嘴巴就行了。
要是說到整個猶太人的問題，就需要哲學，而且它會出乎意料地翻個個兒。
不過，我也提不出任何新的見解。
你我的這些思想，都是從你舅舅那兒來的。
“人民是什麼？——這是你剛才問到的。
對他們是不是需要過分遷就照顧？凡不是存心打算取悅于人民，而是用自己的豐功 偉績使萬民趨之若骛并受到頌揚而留芳百世的人，這不就是他應有的本分嗎？哦，這是當然的。
話說回來，在基督教的時代還需要談什麼民族呢？因為這已經不是一般的民族了，而是被說服和教化過的，所以關鍵在于轉變，而不在于恪守；目的基礎。
我們不妨回想一下《新約》。
它對這個問題是怎麼說的呢？首先，《新約》并不曾規定：要這樣，要那樣。
它隻提出一些樸素的、穩重的主張。
它提出：你願不願按照以前從未有過的新的方式生活，願不願得到精神上的幸福？結果，上下幾千年所有的人都采納了這個建議。
“當它談到天國裡既沒有古希臘人也沒有猶太人的時候，難道僅僅說的是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嗎？不是的，隻為這個也不需要《新約》，在這以前，希臘的哲人、羅馬的聖賢和價日約》的先知早就了解這個道理。
不過它說的是這個意思：在深思熟慮的心靈裡，在新的生活方式當中，在被稱作天國的新的交往範圍裡，沒有民族，有的隻是個人。
“你剛才說過，如果不加進某種思想的話，事實也是毫無意義的。
基督教和個人奉行的宗教儀式，正應該加進事實中去，從而才使它對人具有意義。
“我們已經談到了那些對生活和世界總體上說無所貢獻的庸才，那些眼光狹小的二流貨色，他們感興趣的就是總要有那麼一種關于人民的話題，人民最好還是弱小的，所以就要受苦受難，因此也就聽任對他們的擺布，同時在他們身上還可以滿足大發善心的欲望。
這種災難的獨一無二的、百分之百的犧牲者就是猶太人。
民族的意識已然規定他們必須麻木不仁地永遠充當百姓，世世代代都不可改變，可是在這期間他們當中産生的一股力量卻把整個世界從這種卑微的任格之下解救出來。
多麼奇怪！這又怎麼發生的呢？這個歡欣鼓舞的節日，這種從平庸混沌狀态之中的解脫，這種克服了終日碌碌無為的飛躍，所有這一切就誕生在他們的土地上，使用的是他們的語言，和他們屬于同一個種族。
他們難道對此視而不見、聽而不聞地白白放過了？他們不可能讓自己的精神失去如此引人入勝的美德和力量，他們木可能同意在這股力量取得勝利和左右一切的地位的時候，心安理得地繼續充當已經被他們抛掉的這種怪事的徒有其表的外殼。
這樣自讨苦吃究竟對誰有利，究竟是誰需要世世代代忍辱負重，讓那些絕對無辜的、對善與愛能夠如此體貼入微的老人、婦女和兒童流淌鮮血！為什麼這個民族的精神主宰不遠遠地甩開這種過分廉價的舉世聞名的受苦的方式和有譏諷味道的智慧？為什麼不肯冒險放棄自己的這項不可更改的職責，而像鍋爐在巨大壓力之下爆炸一樣，把這支不知道為了什麼而正在掙紮和受到殘害的隊伍釋放出來？為什麼不說：‘你們清醒清醒吧，夠了。
别再這樣了。
不要像過去那樣自命不凡了。
别再抱成一團，散開來吧。
你們應該和所有的人一樣。
你們是世界上最早、最好的基督徒。
你們當中那些最低級的、最軟弱的，才是你們的對立面。
’” 第二天，日瓦戈回來吃午飯的時候說： “你不是總說急着要走麼，這話可應驗了。
我決不能說‘你真走運’，咱們又被包圍了，這還算什麼運氣？往東去的路還通，可是又從西邊朝我們壓過來了。
已經命令所有的醫療單位收縮集中。
我們明天或者後天就要開拔。
到哪兒去可不知道。
卡爾片柯，米哈伊爾·格裡戈裡耶維奇的内衣還沒洗好吧。
真是說不清道不明。
光說是幹親家、幹親家，你要正經問他是怎麼個幹親家，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糊塗蟲。
” 他根本沒去聽勤務兵如何東拉西扯地為自己辯解，也沒有注意因為臨走不得木穿上日瓦戈的内衣而不大痛快的戈爾東，繼續說： “唉，咱們這個行軍當中的家，算得上是個吉蔔賽人的窩，剛來的時候我覺得什麼都不順眼，爐子放的不是地方，天花闆太低，而且又髒又悶。
可是現在，你打死我也想不起來在這以前還住過什麼更好的地方。
看着爐子角上的磁磚反射的陽光和路邊那棵樹的影子在它的上面晃來晃去，似乎就在這兒住一輩子也可以。
” 他們開始不慌不忙地收拾東西。
夜裡，喧嚷、喊叫、射擊和奔跑的聲音把他們驚醒了。
村子被不祥地照得很亮。
窗外人影憧憧。
一牆之隔的房主人也醒了，翻着身。
“卡爾片柯，快到外邊去問問，怎麼這麼亂糟糟的，”尤裡·安德烈耶維奇說道。
很快就都清楚了。
急忙穿好衣服的日瓦戈，親自跑到師部醫院想去證實這是謠傳，結果卻是實情。
德軍在這一地段突破了俄軍的抵抗。
整個防線向村子這邊推進，越逼越近。
這個村子已在炮火射程之内。
師部醫院和機關不等撤退命令到來就匆忙開始撤離。
估計天亮以前撤退完畢。
“你随第一梯隊走，有一輛敞篷馬車立刻就走，我已經告訴他們等你一下。
那就再見吧。
我送你去上車。
” 他們朝醫療隊正在裝車的村子另一頭跑去。
跑過一幢幢房屋的時候，他們彎着腰，憑借牆角的掩護。
子彈在街上懂懂叫着飛過。
在田野裡幾條路交叉的道口上，可以看得見榴霸彈爆炸的火光，像撐開的傘一樣。
“你怎麼辦？”戈爾東邊跑邊問。
“我随後走。
還得回去取東西。
我和第二梯隊一起走。
” 他們在村口告别了。
幾輛大車和一輛敞篷車組成的車隊出發了，一輛挨着一輛，然後逐漸排成一列。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向遠去的朋友揮着手。
一座燒着的木闆棚的火光照出了他們的身影。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盡力靠着房檐屋角的遮避，趕忙往回跑。
就在離他的住處還差兩幢房屋的地方，一股爆炸的氣浪把他掀倒在地，一顆開花彈使他受了傷。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跌倒在路中間，流着血，失去了知覺。
撤下來的陸軍醫院孤單地設在西部邊區鐵路線上的一座城市裡，和大本營相鄰。
正是二月底的溫煦的日子。
在身體快要複原的軍官病房裡，依照正在那裡治療的尤裡·安德烈耶維奇的要求，靠近他病床的一扇窗是開着的。
快要吃午飯了。
病員各以其力所能及的方式在消磨飯前的這段時間。
他們被告知說，醫院裡新到的一個護士今天第一次要到這兒來查房。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對面躺着的加利烏林正在翻看剛剛收到的《言語》和《俄羅斯之聲》，對新聞檢查官給開的天窗十分憤慨。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在讀野戰郵局送來的東尼娜的信，一下子就積壓了一擦。
微風掀動信箋和報紙。
這時傳來了輕輕的腳步聲。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從信紙上擡起眼睛。
拉拉走進了病房。
尤裡·安德烈耶維奇和少尉都認出了她，可是彼此并不知道這一點。
她對他們倆都不認識。
她說： “你們好。
為什麼開着窗？你們不冷嗎？”她說着，走到加利烏林跟前。
“什麼地方不舒服？”她一邊問，一邊拉住他的一隻手，準備量脈搏，可是立刻又把手放開了，自己也坐到床邊的椅子上，顯出很窘迫的樣子。
“可真沒想到，拉裡莎·費奧多羅夫娜，”加利烏林回答說，“我和您的丈夫在一個團裡，我認識帕維爾·帕夫洛維奇。
我還為您保存着他的東西。
” “不可能，不可能，”她重複地說，“這真是巧得出奇。
這麼說您認識他？請快告訴我，全部經過是怎樣的？說是他犧牲了，讓土給埋住了？什麼都不用隐瞞，您不用擔心，因為我都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