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原始佛教轉化的一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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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貴族式的主智主義救世論（Intellektuellensoteriologie）[1]裡，原始佛教如果不是曆史上最後一個，也是其中最堅決也最首尾一貫的一個，因此，也可說是此種救世論的&ldquo極緻&rdquo。就外在而言，佛教是救贖宗教裡唯一曾經、至少在某個時期内，亦即孔雀王朝時，成為全印度境内的一個支配性的官方教派。當然，并非永久。原因在于其内在理路及其外在的弱點，換言之，在實踐的态度上，佛教将救贖局限于真正走上究極之道而成為僧侶的人，至于其他人，亦即俗人，則基本上無所挂懷。我們可以從佛教所頒給俗人的戒律中看出，這不過是些缺乏内在統一性觀點的外在妥協。尤其是，欠缺耆那教所創造出來的那種俗人的共同體組織。即使是修道僧組織本身，如我們先前所見的，也僅限于絕對必要的程度。此種俗人組織付之阙如的情形，在曆史上所造成的結果是：佛教在其本土上徹底消失。盡管做出許多妥協（我們将予以探讨），佛教仍然不敵印度教諸正統和異端教派的競争，它們可是知道如何鞏固俗人于其領導關系之下的。
同樣的，佛教也證明其無力抵擋外來的勢力，特别是伊斯蘭教。除了瘋狂地毀棄印度所有宗教的偶像之外，伊斯蘭教侵略者當然、也特别企圖掃除被征服民族的領導階層，包括貴族&mdash&mdash如果他們無法被改宗的話，以及僧侶&mdash&mdash伊斯蘭教徒很有理由視他們為有組織的宗教共同體生活的真正擔綱者。如後文裡将論及的，伊斯蘭教在本質上打一開始便對修道僧的禁欲苦行抱持反感。因此，&ldquo光頭的婆羅門&rdquo、修道僧，其中特别是佛教僧侶，便成為伊斯蘭教徒首要無情屠戮的對象[2]。然而佛教的教派一般全都集中存在于僧院與修道僧共同體（僧伽）裡，這些若被消滅，佛教社會也就沒有了。事實上，在伊斯蘭教的征服下，其存在痕迹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了。破壞是如此的徹底，以至于連聖地之所在，特别是藍毗尼（Lubini，佛陀的誕生地），&ldquo印度的伯利恒&rdquo，也被忘得一幹二淨，直到歐洲人的考古挖掘才再度發現。其實，早在此一外來的災難之前，佛教在印度曾有的支配也已因其他救世論的競争而不保。尤其是，在與它們相競高下的那場徒勞無功的鬥争裡，佛教本身的内在結構也有了深刻的轉化。這使得它不再可能保有其于印度的支配地位，然而卻令其本質上以此種改變的姿态成為印度境外的一個&ldquo世界宗教&rdquo。
促成轉化的因素，除了無可避免地要适應生存于世間的條件之外，便是俗人階層的利害考量。尤其是這個俗人階層在本質上相當不同于佛教興起時的刹帝利階層和富裕商人（Schreschthi）家族。佛教的興起，和耆那教一樣，起先是得助于城市貴族，特别是市民階層的富貴者。拒斥祭司知識和令人無法忍受的儀式生活規制，由方言取代不可解的梵文死語，宗教上貶斥種姓對于通婚與社交的禁制，不淨的世俗祭司階層的樞紐權勢、為實際真摯地過着神聖生活的救贖追求者階層所壓倒，所有這些必然都是遠為正面切中一般俗人文化的特征，特别是切中城市初次興盛時代裡富貴的市民階層之所求。當時，種姓的藩籬松解了，至少對宗教救贖的追求而言。唯有婆羅門的吠檀多學派堅持這樣的原則：唯有再生種姓的成員方能獲得救贖。數論派則毫不懷疑連首陀羅都有可能獲得救贖。佛教，至少在加入修道僧教團這點上，根本不問種姓的歸屬問題，盡管它如此重視言行舉止和教育上的出身，并且明白強調其大多數弟子是來自高貴的身份階層。
***
[1]這樣一種貴族的主智主義救世論正是原始佛教與基督教之間一切重大差異的根本所在。如我們先前所見，對後者而言，對立于任何一種貴族的主智主義，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2]&ldquo（伊斯蘭教将領）穆罕默德·巴哈蒂爾&hellip&hellip沖進一座堡壘的大門（即郁丹陀普羅大學），占領這個地點，大量劫掠品落到勝利者手中。這個地方大多數居民是剃光頭的婆羅門（實即佛教比丘），他們都被處死了。在那裡發現大量藏書&hellip&hellip他們召喚一些人來講解内容，但是所有的人都已經殺光了。&hellip&hellip當他們到達這個地點的時候，他們包圍了它&hellip&hellip這個城市立即陷于慘境，禁止人民崇拜偶像（佛像），偶像都被伊斯蘭教徒焚燒了。有些人民也被焚燒，其餘的被殘殺了。&rdquo詳見A.K.Warder,《印度佛教史》（下），p.220。&mdash&mdash譯注
同樣的，佛教也證明其無力抵擋外來的勢力，特别是伊斯蘭教。除了瘋狂地毀棄印度所有宗教的偶像之外，伊斯蘭教侵略者當然、也特别企圖掃除被征服民族的領導階層，包括貴族&mdash&mdash如果他們無法被改宗的話，以及僧侶&mdash&mdash伊斯蘭教徒很有理由視他們為有組織的宗教共同體生活的真正擔綱者。如後文裡将論及的，伊斯蘭教在本質上打一開始便對修道僧的禁欲苦行抱持反感。因此，&ldquo光頭的婆羅門&rdquo、修道僧，其中特别是佛教僧侶，便成為伊斯蘭教徒首要無情屠戮的對象[2]。然而佛教的教派一般全都集中存在于僧院與修道僧共同體（僧伽）裡，這些若被消滅，佛教社會也就沒有了。事實上，在伊斯蘭教的征服下，其存在痕迹可說是絕無僅有的了。破壞是如此的徹底，以至于連聖地之所在，特别是藍毗尼（Lubini，佛陀的誕生地），&ldquo印度的伯利恒&rdquo，也被忘得一幹二淨，直到歐洲人的考古挖掘才再度發現。其實，早在此一外來的災難之前，佛教在印度曾有的支配也已因其他救世論的競争而不保。尤其是，在與它們相競高下的那場徒勞無功的鬥争裡，佛教本身的内在結構也有了深刻的轉化。這使得它不再可能保有其于印度的支配地位，然而卻令其本質上以此種改變的姿态成為印度境外的一個&ldquo世界宗教&rdquo。
促成轉化的因素，除了無可避免地要适應生存于世間的條件之外，便是俗人階層的利害考量。尤其是這個俗人階層在本質上相當不同于佛教興起時的刹帝利階層和富裕商人（Schreschthi）家族。佛教的興起，和耆那教一樣，起先是得助于城市貴族，特别是市民階層的富貴者。拒斥祭司知識和令人無法忍受的儀式生活規制，由方言取代不可解的梵文死語，宗教上貶斥種姓對于通婚與社交的禁制，不淨的世俗祭司階層的樞紐權勢、為實際真摯地過着神聖生活的救贖追求者階層所壓倒，所有這些必然都是遠為正面切中一般俗人文化的特征，特别是切中城市初次興盛時代裡富貴的市民階層之所求。當時，種姓的藩籬松解了，至少對宗教救贖的追求而言。唯有婆羅門的吠檀多學派堅持這樣的原則：唯有再生種姓的成員方能獲得救贖。數論派則毫不懷疑連首陀羅都有可能獲得救贖。佛教，至少在加入修道僧教團這點上，根本不問種姓的歸屬問題，盡管它如此重視言行舉止和教育上的出身，并且明白強調其大多數弟子是來自高貴的身份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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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這樣一種貴族的主智主義救世論正是原始佛教與基督教之間一切重大差異的根本所在。如我們先前所見，對後者而言，對立于任何一種貴族的主智主義，是最根本、最重要的。
[2]&ldquo（伊斯蘭教将領）穆罕默德·巴哈蒂爾&hellip&hellip沖進一座堡壘的大門（即郁丹陀普羅大學），占領這個地點，大量劫掠品落到勝利者手中。這個地方大多數居民是剃光頭的婆羅門（實即佛教比丘），他們都被處死了。在那裡發現大量藏書&hellip&hellip他們召喚一些人來講解内容，但是所有的人都已經殺光了。&hellip&hellip當他們到達這個地點的時候，他們包圍了它&hellip&hellip這個城市立即陷于慘境，禁止人民崇拜偶像（佛像），偶像都被伊斯蘭教徒焚燒了。有些人民也被焚燒，其餘的被殘殺了。&rdquo詳見A.K.Warder,《印度佛教史》（下），p.220。&mdash&mdash譯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