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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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要認識印度，尤其是種姓制度，基礎在于統計數字以及特别是出色的社會學研究，這都包含在行之十年的普查報告公刊裡（《印度普查報告》，通常是以一篇通論性的報告為首，然後是各州的詳細資料，除了純粹的數據篇章之外，尚有明列統計圖表的報告。
出版地點：加爾各答）。
1901年的普查之所以有其特殊價值，是因為它首度提供了有關全印度的綜合性素材，爾後1911年的普查則在許多重點上加以補充。
李士萊（Risley,《孟加拉的種姓與部族》[1]的作者）、布蘭特（Blunt）、蓋特（Gait）等人綜論性的著述和地方性的描述，是一般社會學文獻當中最為上乘之作。
有關印度的一本獨到的工具書是《印度帝國地名辭典》（TheImperialGazeteerofIndia），地名依字母順序排列，為首的四卷緒論名為《印度帝國》（TheIndianEmpire,NewEd.,OxfordClarendonPress,1908-1909），有系統地論述自然、曆史、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狀态。
有關種姓的起源，普查報告的作者亦讨論了諸多近代學者的理論，諸如塞納（Senart）的《印度的種姓》（LesCastesdansL'Inde,Paris,1896）、布格列（Bouglé）的《種姓制度論》（EssaisurleRegimedesCastes,TravailledeL'AnneeSociologique,Paris,1908），以及聶斯菲德（Nesfield）的舊作《西北諸省及奧德地區的種姓制度簡論》（BriefViewoftheCasteSystemoftheWesternProvincesandOudh,Allahabad,1885）。
最出色的晚近著作為拜尼斯（Baines）的《民俗志》（&ldquoEthnography&rdquo,GrundrissderIndo-arischenPhilologie,BühlerEd.,Strassburg,1912），附有詳盡的文獻目錄。
以上這些著作以及德國傑出的印度學學者韋伯（A.Weber）、齊默（Zimmer）、奧登堡（H.Oldenberg）等人關于文化史方面有名的大部頭研究，我們當然通貫全書處處引用，唯在涉及獨特事實之處，便會特别加以注明。
在印度社會史方面，最好的一本着作是費克（R.Fick）的《佛陀時代之東北印度的社會結構》（SozialeGliederungimnordestlichenIndienzuBuddhasZeit,Kiel,1897）。
在适當之處我們也會引用霍普金斯（WashburneHopkins,特别是其所著的《印度今昔》[2]）及戴維斯（CarolineDavids）等人的著作加以補充。
在曆史文獻方面，我們特别是參考史密斯（A.Smith）的《印度古代史：從公元前6世紀到伊斯蘭教的征服》（EarlyHistoryofIndiafrom600B.C.totheMohammedanConquest,Oxford,1904）、杜夫（GrantDuff）的《摩诃剌侘族的曆史》（HistoryoftheMahrattas,London,1911），以及類似《印度統治者叢書》（RulersofIndiaSeries,Oxford）之類的作品。
好的入門性概說則可在《印度帝國》中找到。
其他的文獻則在适當之處引用之。
關于近代軍事史就屬侯恩（P.Horn）的《莫卧兒大帝國的軍隊與戰事》（HeerundKriegswesenderGro&betamghuls,Leiden,1894）最稱便捷。
在經濟史方面，參考數據則于引用處加以注明。
紀念建築物上為數甚夥的銘文為專題曆史提供了莫大的數據來源，然而這些材料至今尚甚少被綜合性地運用。
這些碑文大多數是以原文附上翻譯的形式加上語文和内容的批注陸續出版，部分刊登于考古舉雜志《印度古代學》（IndianAntiquary,至今已刊行4開本45卷），部分刊登于純粹的碑銘學辨認《印度碑銘學》（Ep
出版地點：加爾各答）。
1901年的普查之所以有其特殊價值，是因為它首度提供了有關全印度的綜合性素材，爾後1911年的普查則在許多重點上加以補充。
李士萊（Risley,《孟加拉的種姓與部族》[1]的作者）、布蘭特（Blunt）、蓋特（Gait）等人綜論性的著述和地方性的描述，是一般社會學文獻當中最為上乘之作。
有關印度的一本獨到的工具書是《印度帝國地名辭典》（TheImperialGazeteerofIndia），地名依字母順序排列，為首的四卷緒論名為《印度帝國》（TheIndianEmpire,NewEd.,OxfordClarendonPress,1908-1909），有系統地論述自然、曆史、經濟、社會及文化等狀态。
有關種姓的起源，普查報告的作者亦讨論了諸多近代學者的理論，諸如塞納（Senart）的《印度的種姓》（LesCastesdansL'Inde,Paris,1896）、布格列（Bouglé）的《種姓制度論》（EssaisurleRegimedesCastes,TravailledeL'AnneeSociologique,Paris,1908），以及聶斯菲德（Nesfield）的舊作《西北諸省及奧德地區的種姓制度簡論》（BriefViewoftheCasteSystemoftheWesternProvincesandOudh,Allahabad,1885）。
最出色的晚近著作為拜尼斯（Baines）的《民俗志》（&ldquoEthnography&rdquo,GrundrissderIndo-arischenPhilologie,BühlerEd.,Strassburg,1912），附有詳盡的文獻目錄。
以上這些著作以及德國傑出的印度學學者韋伯（A.Weber）、齊默（Zimmer）、奧登堡（H.Oldenberg）等人關于文化史方面有名的大部頭研究，我們當然通貫全書處處引用，唯在涉及獨特事實之處，便會特别加以注明。
在印度社會史方面，最好的一本着作是費克（R.Fick）的《佛陀時代之東北印度的社會結構》（SozialeGliederungimnordestlichenIndienzuBuddhasZeit,Kiel,1897）。
在适當之處我們也會引用霍普金斯（WashburneHopkins,特别是其所著的《印度今昔》[2]）及戴維斯（CarolineDavids）等人的著作加以補充。
在曆史文獻方面，我們特别是參考史密斯（A.Smith）的《印度古代史：從公元前6世紀到伊斯蘭教的征服》（EarlyHistoryofIndiafrom600B.C.totheMohammedanConquest,Oxford,1904）、杜夫（GrantDuff）的《摩诃剌侘族的曆史》（HistoryoftheMahrattas,London,1911），以及類似《印度統治者叢書》（RulersofIndiaSeries,Oxford）之類的作品。
好的入門性概說則可在《印度帝國》中找到。
其他的文獻則在适當之處引用之。
關于近代軍事史就屬侯恩（P.Horn）的《莫卧兒大帝國的軍隊與戰事》（HeerundKriegswesenderGro&betamghuls,Leiden,1894）最稱便捷。
在經濟史方面，參考數據則于引用處加以注明。
紀念建築物上為數甚夥的銘文為專題曆史提供了莫大的數據來源，然而這些材料至今尚甚少被綜合性地運用。
這些碑文大多數是以原文附上翻譯的形式加上語文和内容的批注陸續出版，部分刊登于考古舉雜志《印度古代學》（IndianAntiquary,至今已刊行4開本45卷），部分刊登于純粹的碑銘學辨認《印度碑銘學》（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