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法的概念與自然法概念之阙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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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的情形與上述相當不同。
在印度，獨立于政治支配者而存在的祭司權力，必須要考慮到與其并存且同樣是自主的政治權力世界。
祭司權力是承認政治權力之固有法則性（Eigengesetzlichkeit）的，因為不得不然。
如我們所見的，婆羅門與刹帝利之間的權力關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十分不穩定。
即使是在婆羅門的身份性優越（至少在官方理論上）确定之後，這期間所發展出來的大君主權力，仍然保持着其為一種獨立的、本質上純粹世俗的而非教權制的權力。
确實，君主的義務範圍，相對于婆羅門的教權制，和任何身份團體的義務範圍一樣，是由他們的法（Dharma）來決定，而後者乃是婆羅門規制下的神聖律法的一部分。
不過，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法，适用于君主的法自與适用于其他身份者不同；雖然，理論上唯有婆羅門才能對法作權威性的解釋，然而，适用于君主的法卻是依其固有的基準而獨具一格且完全獨立的，絕非與婆羅門的法如出一轍，或自其中衍生出來[1]。
除了少數絕對且通用的儀式性禁忌（特别是殺牛）之外，别無普遍适用的倫理，而隻有完全因身份之不同而設定的私人倫理與社會倫理。
這不但意義非凡，而且影響深遠。
奠基于前世因果報應原理的業報理論（Karmanlehre）所衍伸出來的，不隻是世界的種姓分化，甚至是相應于一切順位的神與人與動物的存在序列，因此，各種不僅彼此有别、甚且相互尖銳對立的身份倫理共存的現象，也就理所當然了。
原則上，妓女、強盜與小偷，也都可以有适用于他們自己的職業法（Berufs-Dharma），和婆羅門與國王沒什麼不同。
而事實上，也确曾有誠心誠意想推演出此種極端結論的努力出現。
人與人之間一切形态的鬥争，就像人與動物及人與神祇的鬥争一樣，本然如此，正如絕對的醜陋、愚蠢之存在，和根本&mdash&mdash在婆羅門或其他&ldquo再生族&rdquo的法的判準看來&mdash&mdash應予鄙棄的事務之存在一樣。
人類并不像古典儒教所認為的那樣，原則上生而平等，而毋甯是永遠天生不平等，就像人與動物生來之不平等一樣。
然而，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機會，隻不過并不是在此世，而是在轉生的路途上：可以直上天國，也可能淪落到動物界或地獄裡。
&ldquo原罪&rdquo的觀念，在這樣的一個世界秩序裡根本不可能，因為并沒有所謂&ldquo絕對的罪惡&rdquo存在。
可能有的過惡，毋甯隻是對于法&mdash&mdash為各人所屬種姓所設定的法&mdash&mdash的儀式性違犯。
在這個永遠存在着等差秩序的世界裡，不可能有至福的原初狀态[2]，也不可能有至福的終極王國，因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着與實際社會秩序相對的、人類與事務的&ldquo自然的&rdquo秩序，甚或任何一種&ldquo自然法&rdquo。
所可能存在于這個世界的，至少在理論上，毋甯唯有神聖的、因身份而異、實在的制定法，以及（被當作無關緊要而）未受制定法所規制的領域中，王侯、種姓、行會、氏族的實際規約和個人的約定。
促使&ldquo自然法&rdquo在西方發芽滋長出來的所有條件，于此完全地付之阙如。
因為這裡根本就沒有在任何一種權威之前，或至少在任何一個超世俗的&ldquo神&rdquo之前的、人類&ldquo自然的&rdquo平等。
此即其消極的一面。
最重要的是，這不僅永遠地阻絕了社會批判性的思維與自然法意義下的&ldquo理性主義的&rdquo抽象思維之興起[3]，并且也阻礙了任何一種&ldquo人權&rdquo觀念的形成。
道理是：無論是動物或神，至少在業報理論首尾一貫的解釋下，隻不過是兩種不同的、由業報所規制的靈魂的化身，因此，對于所有這些存在的整體而言，很明顯，根本沒有抽象共通的&ldquo權利&rdquo可言，一如其并無共通的&ldquo義務&rdquo一樣。
同樣的，&ldquo國家&rdquo與&ldquo國家公民&rdquo的概念也付之阙如，甚或&l
在印度，獨立于政治支配者而存在的祭司權力，必須要考慮到與其并存且同樣是自主的政治權力世界。
祭司權力是承認政治權力之固有法則性（Eigengesetzlichkeit）的，因為不得不然。
如我們所見的，婆羅門與刹帝利之間的權力關系，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都十分不穩定。
即使是在婆羅門的身份性優越（至少在官方理論上）确定之後，這期間所發展出來的大君主權力，仍然保持着其為一種獨立的、本質上純粹世俗的而非教權制的權力。
确實，君主的義務範圍，相對于婆羅門的教權制，和任何身份團體的義務範圍一樣，是由他們的法（Dharma）來決定，而後者乃是婆羅門規制下的神聖律法的一部分。
不過，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法，适用于君主的法自與适用于其他身份者不同；雖然，理論上唯有婆羅門才能對法作權威性的解釋，然而，适用于君主的法卻是依其固有的基準而獨具一格且完全獨立的，絕非與婆羅門的法如出一轍，或自其中衍生出來[1]。
除了少數絕對且通用的儀式性禁忌（特别是殺牛）之外，别無普遍适用的倫理，而隻有完全因身份之不同而設定的私人倫理與社會倫理。
這不但意義非凡，而且影響深遠。
奠基于前世因果報應原理的業報理論（Karmanlehre）所衍伸出來的，不隻是世界的種姓分化，甚至是相應于一切順位的神與人與動物的存在序列，因此，各種不僅彼此有别、甚且相互尖銳對立的身份倫理共存的現象，也就理所當然了。
原則上，妓女、強盜與小偷，也都可以有适用于他們自己的職業法（Berufs-Dharma），和婆羅門與國王沒什麼不同。
而事實上，也确曾有誠心誠意想推演出此種極端結論的努力出現。
人與人之間一切形态的鬥争，就像人與動物及人與神祇的鬥争一樣，本然如此，正如絕對的醜陋、愚蠢之存在，和根本&mdash&mdash在婆羅門或其他&ldquo再生族&rdquo的法的判準看來&mdash&mdash應予鄙棄的事務之存在一樣。
人類并不像古典儒教所認為的那樣，原則上生而平等，而毋甯是永遠天生不平等，就像人與動物生來之不平等一樣。
然而，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機會，隻不過并不是在此世，而是在轉生的路途上：可以直上天國，也可能淪落到動物界或地獄裡。
&ldquo原罪&rdquo的觀念，在這樣的一個世界秩序裡根本不可能，因為并沒有所謂&ldquo絕對的罪惡&rdquo存在。
可能有的過惡，毋甯隻是對于法&mdash&mdash為各人所屬種姓所設定的法&mdash&mdash的儀式性違犯。
在這個永遠存在着等差秩序的世界裡，不可能有至福的原初狀态[2]，也不可能有至福的終極王國，因此，也根本不可能存在着與實際社會秩序相對的、人類與事務的&ldquo自然的&rdquo秩序，甚或任何一種&ldquo自然法&rdquo。
所可能存在于這個世界的，至少在理論上，毋甯唯有神聖的、因身份而異、實在的制定法，以及（被當作無關緊要而）未受制定法所規制的領域中，王侯、種姓、行會、氏族的實際規約和個人的約定。
促使&ldquo自然法&rdquo在西方發芽滋長出來的所有條件，于此完全地付之阙如。
因為這裡根本就沒有在任何一種權威之前，或至少在任何一個超世俗的&ldquo神&rdquo之前的、人類&ldquo自然的&rdquo平等。
此即其消極的一面。
最重要的是，這不僅永遠地阻絕了社會批判性的思維與自然法意義下的&ldquo理性主義的&rdquo抽象思維之興起[3]，并且也阻礙了任何一種&ldquo人權&rdquo觀念的形成。
道理是：無論是動物或神，至少在業報理論首尾一貫的解釋下，隻不過是兩種不同的、由業報所規制的靈魂的化身，因此，對于所有這些存在的整體而言，很明顯，根本沒有抽象共通的&ldquo權利&rdquo可言，一如其并無共通的&ldquo義務&rdquo一樣。
同樣的，&ldquo國家&rdquo與&ldquo國家公民&rdquo的概念也付之阙如，甚或&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