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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聰明才智之士，勇武有力之人，極大多數是積極進取的。
通常的道德标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标是為大多數人（包括國家、社會）謀福利的，是好人；隻着眼于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欲望而去損害旁人的，是壞人。
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
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于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污，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争漩渦，獨善其身。
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隐士也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
隐士對社會并無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争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隻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
《論語》記載了許多隐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并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隐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志，不犧牲自己尊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志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隐者也有積極的一面。
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
柳下惠做法官，曾遭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
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暫時委屈一下）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關鍵是在“事人”（服從長官意志）以及“直”或“枉”。
為了大衆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衆服務，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服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隐士”——至于一般意義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
寫《笑傲江湖》那幾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奪權鬥争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争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顯現。
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龌龊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
這部小說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
影射性的小說并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隻有刻畫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
不顧一切地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
任我行、東方不敗、嶽不群、左冷禅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餘滄海、木高峰等人也是政治人物。
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相信在别的國家中也都有，在各大小企業、學校，以及各種團體内部中也會存在。
“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
任我行因掌握大權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
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有趣的是，當“四人幫”掌權而改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所改的歌詞中，居然也有“千秋萬載”的字眼。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
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僞君子）或“左冷禅”（企圖建立霸權者）。
大概由于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争特别感到興趣。
令狐沖是天生的“隐
通常的道德标準把他們劃分為兩類：努力目标是為大多數人（包括國家、社會）謀福利的，是好人；隻着眼于自己的權力名位、物質欲望而去損害旁人的，是壞人。
好人或壞人的大小，以其嘉惠或損害的人數和程度而定。
政治上大多數時期中是壞人當權，于是不斷有人想取而代之；有人想進行改革；另有一種人對改革不存希望，也不想和當權派同流合污，他們的抉擇是退出鬥争漩渦，獨善其身。
所以一向有當權派、造反派、改革派以及隐士。
中國的傳統觀念，是鼓勵人“學而優則仕”，學孔子那樣“知其不可而為之”，但對隐士也有很高的評價，認為他們清高。
隐士對社會并無積極貢獻，然而他們的行為和争權奪利之徒截然不同，提供了另一種範例。
中國人在道德上對人要求很寬，隻消不是損害旁人，就算是好人了。
《論語》記載了許多隐者，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等等，孔子對他們都很尊敬，雖然，并不同意他們的作風。
孔子對隐者分為三類：像伯夷、叔齊那樣，不放棄自己意志，不犧牲自己尊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像柳下惠、少連那樣，意志和尊嚴有所犧牲，但言行合情合理（“降志辱身矣，言中倫，行中慮，其斯而已矣”）；像虞仲、夷逸那樣，則是逃世隐居，放肆直言，不做壞事，不參與政治（“隐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
孔子對他們評價都很好，顯然認為隐者也有積極的一面。
參與政治活動，意志和尊嚴不得不有所舍棄，那是無可奈何的。
柳下惠做法官，曾遭三次罷官，人家勸他出國。
柳下惠堅持正義，回答說：“直道而事人，焉往而不三黜？枉道（暫時委屈一下）而事人，何必去父母之邦？”（《論語》）關鍵是在“事人”（服從長官意志）以及“直”或“枉”。
為了大衆利益而從政，非事人不可；堅持原則而為公衆服務，不以自己的功名富貴為念，雖然不得不服從上級命令，但也可以說是“隐士”——至于一般意義的隐士，基本要求是求個性的解放自由而不必事人。
我寫武俠小說是想寫人性，就像大多數小說一樣。
寫《笑傲江湖》那幾年，中共的文化大革命奪權鬥争正進行得如火如荼，當權派和造反派為了争權奪利，無所不用其極，人性的卑污集中地顯現。
我每天為《明報》寫社評，對政治中龌龊行徑的強烈反感，自然而然反映在每天撰寫一段的武俠小說之中。
這部小說并非有意地影射文革，而是通過書中一些人物，企圖刻畫中國三千多年來政治生活中的若幹普遍現象。
影射性的小說并無多大意義，政治情況很快就會改變，隻有刻畫人性，才有較長期的價值。
不顧一切地奪取權力，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況，過去幾千年是這樣，今後幾千年恐怕仍會是這樣。
任我行、東方不敗、嶽不群、左冷禅這些人，在我設想時主要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林平之、向問天、方證大師、沖慮道人、定閑師太、莫大先生、餘滄海、木高峰等人也是政治人物。
這種形形色色的人物，每一個朝代中都有，相信在别的國家中也都有，在各大小企業、學校，以及各種團體内部中也會存在。
“千秋萬載，一統江湖”的口号，在六十年代時就寫在書中了。
任我行因掌握大權而腐化，那是人性的普遍現象。
這些都不是書成後的增添或改作。
有趣的是，當“四人幫”掌權而改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所改的歌詞中，居然也有“千秋萬載”的字眼。
《笑傲江湖》在《明報》連載之時，西貢的中文報、越文報和法文報有二十一家同時連載。
南越國會中辯論之時，常有議員指責對方是“嶽不群”（僞君子）或“左冷禅”（企圖建立霸權者）。
大概由于當時南越政局動蕩，一般人對政治鬥争特别感到興趣。
令狐沖是天生的“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