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四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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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她重新睜開雙眼，重新看到在鐵路旁邊飛馳而過的林邊綠樹時，她又想到了自己，想到了她剛才設想的一套解救辦法是不符合實際的。
這樣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這根本不是什麼解救的辦法。
“無論如何，我内心還是希望：如果找不到瑪莎的話，我又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是的，我是這樣希望的。
這有什麼關系呢？誰管得着？要是我在出院之後，馬上請求把我調到别的方面軍去，調到别的集團軍去，同他分開來，二個人單獨待在别的地方，直到戰争結束，那麼，誰也沒有權利再向我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了。
誰管得着我心裡在想些什麼……要是我不跟他在一起，要是我自己不同意跟他在一起，那麼，我内心所抱的這種希望，就純粹是我個人的私事了！” 她回想起來，今天她是可能被打死的，但她卻依然活着，不僅依然活着，而且還同赫裡斯托弗羅夫兩個救了别人的命。
她不禁深深地憐惜起自己來了——一個剛才做過這樣一樁好事的人，是一定會得到好報的。
不然的話，天底下就沒有公道了。
與剛才痛苦的思慮相反，她此刻又莫名其妙地想着：她和辛佐夫到頭來一切都會很好的。
怎麼會很好，為什麼會很好，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才能使他們重新好起來，這一切現在她已經不想了。
她把這些問題全都丢在一邊，好象有人突然給了她這個權利似的…… 塔尼雅倦了，她安靜下來，由于失血而感到虛弱不堪，準備馬上入睡。
車門外面開始暗下來了，衛生兵關緊車門，走到車廂的一個角落裡，坐下抽起煙來。
等到衛生兵一離開他們，躺在塔尼雅身邊的飛行員就小聲對她說：“我記得您，有一次我給您開過飛機。
” 塔尼雅也記起來，去年冬天，她跟這個飛行員在同一架“Y－2”飛機上飛行過。
當時有一個衛生營同全師一起被敵人分割、包圍已有好幾天了，急需把血液、藥品和包紮器材送到這個衛生營去。
汽車不能通到那裡，隻好派飛機去。
于是塔尼雅便自告奮勇同這個飛行員一道飛去。
飛行員當時穿的是冬季服裝，所以塔尼雅沒有一下子把他認出來。
“您怎麼啦，醫生？”飛行員問。
“德國兵在公路上襲擊了一輛運送傷員的車子，”塔尼雅說。
她沒有再說下去，因為她直想睡覺。
“敵人從地面上射擊，把我的一隻腳打穿了，”飛行員說。
“我是同一個聯絡官一起回來的。
好容易才把飛機開回來了。
剛剛着地，就有人跑過來說：‘不要關馬達，你要把軍事委員送走。
’我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就這麼坐着，可靴子裡全是血。
” 他在床墊上挪動了一下身子，挨近塔尼雅，小聲補充說：“司令被打死了。
軍事委員就是飛到他被打死的那個出事地點去的。
本來要我給他開飛機，可我不行了。
” “司令怎麼啦？”塔尼雅一下子甚至沒有聽懂他的話。
“哪一個司令？”她又問了一句。
她想也許是空軍集團軍司令犧牲了。
她聽得别人講過，——不知是不是事實——他是常常親自參加戰鬥飛行的。
“也許，是他犧牲了？”她想，但又問了一句：“哪一個司令？” “哪一個？謝爾皮林呗。
除了他還有誰呢。
他坐在汽車裡，被埋伏的德國兵打死了，”飛行員仍然壓低着嗓門說。
第二十四章 飛行員所講的事，塔尼雅起初不相信，但事情确實是發生了，不過不象飛行員所說的那樣，而是另一種情況。
謝爾皮林不是被敵人的伏兵打死的，而是于七月三日下午三時在切爾文地區的别列律納河附近為炮彈彈片所擊中。
這地方離前沿較遠，幾乎就在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和一條沿戰線的田野小道的交叉處。
他受了緻命的重傷，一直沒有恢複知覺，過了十五分鐘或者二十分鐘後就死去了。
沒有人能更确切地說明到底過了多少時間，因為當時沒有醫生在場。
二十分
這樣的事情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這根本不是什麼解救的辦法。
“無論如何，我内心還是希望：如果找不到瑪莎的話，我又可以跟他在一起了。
是的，我是這樣希望的。
這有什麼關系呢？誰管得着？要是我在出院之後，馬上請求把我調到别的方面軍去，調到别的集團軍去，同他分開來，二個人單獨待在别的地方，直到戰争結束，那麼，誰也沒有權利再向我提出這樣那樣的要求了。
誰管得着我心裡在想些什麼……要是我不跟他在一起，要是我自己不同意跟他在一起，那麼，我内心所抱的這種希望，就純粹是我個人的私事了！” 她回想起來，今天她是可能被打死的，但她卻依然活着，不僅依然活着，而且還同赫裡斯托弗羅夫兩個救了别人的命。
她不禁深深地憐惜起自己來了——一個剛才做過這樣一樁好事的人，是一定會得到好報的。
不然的話，天底下就沒有公道了。
與剛才痛苦的思慮相反，她此刻又莫名其妙地想着：她和辛佐夫到頭來一切都會很好的。
怎麼會很好，為什麼會很好，要發生什麼樣的事才能使他們重新好起來，這一切現在她已經不想了。
她把這些問題全都丢在一邊，好象有人突然給了她這個權利似的…… 塔尼雅倦了，她安靜下來，由于失血而感到虛弱不堪，準備馬上入睡。
車門外面開始暗下來了，衛生兵關緊車門，走到車廂的一個角落裡，坐下抽起煙來。
等到衛生兵一離開他們，躺在塔尼雅身邊的飛行員就小聲對她說：“我記得您，有一次我給您開過飛機。
” 塔尼雅也記起來，去年冬天，她跟這個飛行員在同一架“Y－2”飛機上飛行過。
當時有一個衛生營同全師一起被敵人分割、包圍已有好幾天了，急需把血液、藥品和包紮器材送到這個衛生營去。
汽車不能通到那裡，隻好派飛機去。
于是塔尼雅便自告奮勇同這個飛行員一道飛去。
飛行員當時穿的是冬季服裝，所以塔尼雅沒有一下子把他認出來。
“您怎麼啦，醫生？”飛行員問。
“德國兵在公路上襲擊了一輛運送傷員的車子，”塔尼雅說。
她沒有再說下去，因為她直想睡覺。
“敵人從地面上射擊，把我的一隻腳打穿了，”飛行員說。
“我是同一個聯絡官一起回來的。
好容易才把飛機開回來了。
剛剛着地，就有人跑過來說：‘不要關馬達，你要把軍事委員送走。
’我裝出若無其事的樣子，就這麼坐着，可靴子裡全是血。
” 他在床墊上挪動了一下身子，挨近塔尼雅，小聲補充說：“司令被打死了。
軍事委員就是飛到他被打死的那個出事地點去的。
本來要我給他開飛機，可我不行了。
” “司令怎麼啦？”塔尼雅一下子甚至沒有聽懂他的話。
“哪一個司令？”她又問了一句。
她想也許是空軍集團軍司令犧牲了。
她聽得别人講過，——不知是不是事實——他是常常親自參加戰鬥飛行的。
“也許，是他犧牲了？”她想，但又問了一句：“哪一個司令？” “哪一個？謝爾皮林呗。
除了他還有誰呢。
他坐在汽車裡，被埋伏的德國兵打死了，”飛行員仍然壓低着嗓門說。
第二十四章 飛行員所講的事，塔尼雅起初不相信，但事情确實是發生了，不過不象飛行員所說的那樣，而是另一種情況。
謝爾皮林不是被敵人的伏兵打死的，而是于七月三日下午三時在切爾文地區的别列律納河附近為炮彈彈片所擊中。
這地方離前沿較遠，幾乎就在莫吉廖夫——明斯克公路和一條沿戰線的田野小道的交叉處。
他受了緻命的重傷，一直沒有恢複知覺，過了十五分鐘或者二十分鐘後就死去了。
沒有人能更确切地說明到底過了多少時間，因為當時沒有醫生在場。
二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