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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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爾皮林自國内戰争以來早就養成了一種習慣:他認為工作中最親近的人,就是他心裡稱之為自己的政委的人。

    在國内戰争時,他與在察裡津附近犧牲的瓦西裡·雅科夫列維奇·托爾斯蒂科夫的關系是這樣,在這次戰争初期與什馬柯夫的關系也是這樣。

    在最近一年半中,與紮哈羅夫的關系也同樣如此。

     在長年服役期間,如果在他身邊擔任“政委”這一職務的人跟他對“政委”這個問的理解不相符,那麼,他們當然就沒有,也不可能有親近的關系;因為這個人與“政委”這個稱号不相符,就不能算是政治工作人員,而隻會給事業帶來不利。

     在開頭的時候,還在國内戰争時期,謝爾皮林個人的命運完全可能成為另一個樣子。

    在他的戰鬥道路上,曾出現過不易察覺的三岔路,當時憑着他曾受過初等軍醫教育和自一九一七年春天起就入黨的黨齡,很可能按照用命運的支配,更确切地說,是按照黨的支配,在那些年代裡不是當軍官,而是當政治幹部。

     謝爾皮林在部隊裡服役了四分之一世紀,很難想象自己會擔任什麼别的工作,但他心裡卻認為,自己很懂得政委的工作,他認為,即使當時做一個政委,他也是能夠勝任的。

    大概這一點在他和紮哈羅夫的親近關系中,也是起過作用的。

     紮哈羅夫不記得他們是否直接談起過這方面的事情,但在一起服役的這段時期内,他深知自己和謝爾皮林之間不但是你了解他的工作,而且他也了解你的工作,不但是你象信任自己一樣信任他,而且他也這樣信任你。

     任何一個人,如果他在個人經受絕大的痛苦時,公務又忙得無法擺脫,那麼,他事後就會體會到,要是當時無所事事,就會更加痛苦。

     起初,在開始的時候,一會兒這件事,一會兒又是那件事來打斷你對剛逝世的那個人的思念,你似乎感到無法忍受。

    由于非常事件與日常事務之間的矛盾,即所發生的事件與盡管發生了非常事件、但還必須處理的日常事務之間的矛盾,你的頭腦和心髒似乎要炸裂了。

    直到以後,随着時間的推移,你才會明白,事情恰恰相反:正是這些事務,你發布的一道道命令,你整出的一份份文件,以及你和人們談論的與這事完全無關的一些事情,才幫助你克服了在最初的時候所感到的痛苦。

     而紮哈羅夫的事情是非常多的,因為戰鬥還在進行,部隊要繼續執行任務:盡量對龜縮在明斯克以東地區的上萬名德國人施加壓力,不讓他們分散并加速沖出包圍圈。

     這一整天直到深夜,紮哈羅夫花了不少精力,要下命令,發指示,找人,打電話,拟密碼電報,寫報告,回答上面的查詢,答複下面的問題,跟政治副軍長和政治副師長談話,還要和帶來了德國人的新文件的七處工作人員談話。

     紮哈羅夫在别的日子裡也得做這些事,但今天做起來感到格外吃力;因為除了那些不管謝爾皮林是活着還是死了總是要做的事情外,現在又增加了一些與謝爾皮林去世有關的事情。

     不但要口頭,而且還要用書面,把發生的事情向方面軍報告。

    方面軍要求這樣做,同樣,最高統帥部也要求方面軍這樣做,因為在這次戰役即将勝利的緊張時刻,集團軍司令的犧牲是個非常事件。

     在外科主任的鑒定送上去以前,要先看一下,要把他和集團軍衛生部主任找來,給他們指示,告訴他們把謝爾皮林的遺體送往哪兒和怎樣護送。

    還要談一談已經在後勤部做的棺材的問題以及為謝爾皮林建立臨時紀念碑的問題,不管把他葬在哪兒,臨時紀念碑要馬上建立,還要商量一下和安葬地點有關的安葬儀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