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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錯。

    ”并且習慣地補充了一句:“司令同志。

    ” “我現在還是你的什麼司令,”謝爾皮林說。

    “你不是已經成了我的親戚了嗎?”他這樣說,因為他知道兒媳婦的性格,關于這件事不能有另外的想法。

     “她愛上了這個小夥子。

    如果不是愛上了他,她就不會随便跟他結合,該能自制的吧?”謝爾皮林心裡想。

     “我們要去辦結婚登記手續,”副官急忙說。

    “我今天就要去,可是她不同意。

    ” “為什麼不同意?她怎麼,要取得我的同意嗎?” 謝爾皮林站起來,副官也緊接着站了起來,他擔心談話會到此結束。

    盡管他到這裡來的時候對這次談話感到非常害怕,但如果談話到此結束,他感到更加害怕。

     “你坐着,”謝爾皮林說,同時用下臂仍在隐隐作痛的手把他按在椅子上,自己來回地走着。

     謝爾皮林在長椅旁邊踱來踱去,副官的目光跟着他左右移動着。

    副官回想起今天早晨安娜的面容,那時,天還沒亮,女孩子還要過很久才醒來,可她已經急匆匆地催他起身,穿好衣服。

    他還回想起她說的話,她說,她現在很不幸,可是盡管這樣說,她的眼睛裡卻閃爍着幸福的光芒。

    還回想起她把這張便條塞到他手裡,把他推出門外。

    他之所以遲到,是因為他雖然早已來到這裡,卻一直在花園裡徘徊,不敢拿着這張便條來見謝爾皮林。

    這是他自從服役以來第一次遲到。

     而謝爾皮林來回地走色心裡想的不是他,而是兒媳婦。

    “這麼說,她不敢來!所以派這個人……”他朝副官膘了一眼。

    她這樣做,有點不象她的為人。

    這隻有一個解釋:大概她寫的确實是自己心裡的想法——不敢來見他,不願意硬着頭皮來。

     “那麼以後怎麼辦呢?難道以後跟她談話一直要通過這個人轉達嗎?”他暗自思量,他對“這個人”并沒有什麼惡感,隻是想到這是完全可以避免的愚蠢做法。

     實際上他一生中總共隻看見過兒媳婦五次:兩次是在同一天,即去年二月他在自己的寓所等待斯大林召見和召見後回來的時候,三次是現在,在阿爾漢格爾斯科耶療養院,她帶了孫女兒來看他。

    在這中間,她隻寫信到前線來。

     她甚至從來沒有叫過他的名字和父名——費多爾·費多羅維奇。

    在他們相識的第一天,她對他說“您”,“您坐”,“您吃吧”,“您睡吧”,“您休息吧”。

    後來在寄到前線的第一封信上寫:“您好,爸爸。

    ”大概她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

    她認為,既然他是她亡夫的父親,就應該這樣稱呼他。

     (按照俄國人的習慣,媳婦稱呼公公一般用名字和父名,人稱代詞用“你”,這裡用“您”,表示安娜對謝爾皮林特别尊敬。

    ——譯者。

    ) 她經常來信,但寫得很短——小練習本上的一頁紙,下面用印刷體代替孫女兒附上幾筆,具她的名。

     就這樣,在兒子犧牲以前和他素昧平生的這個女人和孩子,逐漸在他緊張的戰鬥生活中占了一席之地。

    他通常每隔兩封信,在收到第三封信的時候回一封信——不會更多,還給她彙軍饷,寄包裹。

    最後一次是在秋天,就是這個因事到莫斯科來的副官順便捎來的。

     他們就是在那時相識的,副官回來後,對他描述過這次訪問,管兒媳婦叫安娜·彼德羅夫娜,還講她怎樣請他喝茶。

    不,那時候他們之間是毫無關系的。

    否則,他一定會覺察到,因為副官向來是一切都露在表面的。

    正象有些人所說,他老實得甚至有點兒傻氣。

    首先由于這一點,由于可以絕對地信任他,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