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講 實用主義與人本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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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當它是白底黑方，或黑底白方，也沒有一個概念是假的。
再看這個附圖。
你可以當它是一顆星，或兩個交叉的大三角形，或一個正六邊形的各補角線延長，或六個等大的三角形的底尖相接等等。
所有這些都是真的看法，紙上的可感覺的形式并不抵抗這些看法中的任何一個。
一條線，你可以說它是向東，也可以說它是向西。
兩種說法，線的本身都能夠接受，都不覺有何矛盾。
我們把天上的星劃成許多星座，它們都隻是耐心地聽我們劃分和命名。
要是它們知道我們在幹什麼的話，也許有某些顆星，對我們為它們搭配的伴侶，會感到驚異。
同是這北鬥星座，我們既叫它為“查理的戰車”（Charles’sWain），又叫它為“大熊”（GreatBear），又叫它為“杓”（Dipper）。
三個名稱沒有哪一個是假的，都同樣是真的，因為個個都适用。
所有這些例子之中，我們都在某一個可感覺的實在之上人為地給予了一些增加，而實在也忍受了我們的增加。
所有這些增加，都與實在“相符”。
它們都與實在正合适，同時還充實了實在；沒有一個是假的。
要認為哪一個更真一些，那全看人給它派的用場而定。
假使27是指抽屜的錢數，我原先放的是28元，那末，這27便是28減1的差。
假使27是指一塊木闆的寸數，我想用它來插入一個26寸寬的架子，那末，這27便成26加1的和。
假使我要天際的星座顯得莊嚴一些，“查理的戰車”這名稱就比“杓”更真一些。
我的朋友邁爾士就曾幽默地表示氣憤，說為什麼這樣莊嚴的一個星座要使我們美國人隻是聯念起廚下的一個杓子。
我們究竟應該把什麼叫做“物”呢？看來，這完全是随便的，因為我們能劃分出任何東西，來适合我們人的需要，正象我們劃出星座來一樣。
譬如這裡的整個聽衆，我就看成是一“物”，一會兒專心，一會兒不安定。
目前我不需要想聽衆中的各個人，所以我也就不考慮他們。
同樣，一個“軍隊”，一個“國家”，也都如此。
但是，女士們，先生們，在你們看來，把你們叫做“聽衆”，隻是一種偶然的稱呼法。
對大家來說，你們個人才是永遠實在之“物”。
另外，要是從解剖學家來看，那些人又不過是許多機體，其實在之“物”不過是一些器官。
再從組織學家來看，實在之“物”又不是器官，而成了組成這些器官的細胞。
若再從化學家來看，則更會說，實在之“物”不是細胞，而是細胞的分子。
所以，我們可以把可感覺的實在之流随意分割成各種“物”。
我們創造着我們一切真假命題的主辭。
我們也創造賓辭。
許多“物”的賓辭，都隻表示這些“物”和我們以及和我們感情的關系。
這些賓辭，當然是人的增加物。
譬如凱撒渡盧比康河，他是對羅馬自由的威脅，也是美國學生的一個災星，因為他的作品難讀，美國學生見了害怕。
這後來增加的賓辭，對他來說，和前面的一切賓辭是同樣真實的。
這裡，你們可以看到一個人會怎樣自然地達到這個人本主義原則：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我們的名詞和形容詞，都是人化了的遺産。
在我們把它們系統化起來而構成的各種理論裡，一切内部秩序和排列，全都受人的考慮——理智的統一，也是考慮的一種——的支配。
數學、邏輯學本身，就充滿了人為的再排列。
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也大大依從于人的偏好。
我們帶着我們的祖宗和我們已經建立的信念投入到新的經驗領域中去。
這些信念決定我們注意什麼；我們注意什麼，決定我們幹什麼；我們幹什麼，又決定我們有什麼經驗。
這樣層層相因，所以雖說有一個可感覺的實在之流存在，而它的真，從頭到尾，主要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
我們充實實在之流，是不可避見的。
重要的問題是：實在之流經過了我們的增加，究竟在價值上是增高了呢，是減低了呢？這些增加，是好的呢，還是不好的呢？我們不妨把宇宙假設為隻包括七顆星、三個觀察者和一個鑒定者。
一個觀察者叫那七顆星為“大熊”，另一個叫它為“查理的戰車”，再一個叫它為“杓”。
究竟哪一個人的增加，使這七星宇宙最美好呢？如果鑒定者是邁爾士的話，他一定說美國觀察者的那個增加是最不行的了。
陸宰曾在好幾個地方作了有深刻意義的提示。
他說，我們往往在實在和我們的理智之間天真地假定一種關系，這種關系，也許和真的關系是恰恰相反的。
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實在是現成的、完全的；我們的理智所具的簡單任務，隻是描寫那現成的實在而已。
陸宰就問，“但是我們的描寫本身，難道不就是實在的重要增加嗎？先前的實在本身，與其說隻為了能夠在我們的認識裡不變地複現而存在，難道不能說更為了刺激我們的理智，使它産生一些增加，來提高宇宙的總的價值而存在嗎？”倭肯教授在某處曾用過這樣一句話，“提高已被發現的存在，”這句話使人想起偉大的陸宰的提示。
我們實用主義的概念，也恰恰是這樣。
在我們認識的生活和行動的生活裡，我們都起着創造的作用。
我們對實在的主辭和賓辭都有所增加。
這世界的确是可塑造的，是等着我們去給它最後修飾的。
象天國一樣，世界也是服服帖帖地聽憑人類亵渎的。
真理全是由人産生到世界上來的。
這樣一個概念，無疑地，使我們思想家的尊嚴和責任都因之加重了。
對我們某些人來說，這是一個極有啟發作用的概念。
意大利實用主義的領袖巴比尼，鑒于這樣神聖的創造性功能，就表現了滿腔狂熱。
實用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差别的意義，現在全部看到了。
本質上的差别是：理性主義的實在一直就是現成的、完全的；實用主義的實在，則是不斷在創造的，其一部分面貌尚待未來才産生。
一者認為宇宙是絕對穩定的，一者認為宇宙還在追求奇遇中。
為了這人本主義觀點，我們曾遭到很多麻煩，它遭到人們的誤會是不足為奇的。
有人指責它是一種“任性”的學說。
譬如布拉德萊就說
再看這個附圖。
你可以當它是一顆星，或兩個交叉的大三角形，或一個正六邊形的各補角線延長，或六個等大的三角形的底尖相接等等。
所有這些都是真的看法，紙上的可感覺的形式并不抵抗這些看法中的任何一個。
一條線，你可以說它是向東，也可以說它是向西。
兩種說法，線的本身都能夠接受，都不覺有何矛盾。
我們把天上的星劃成許多星座，它們都隻是耐心地聽我們劃分和命名。
要是它們知道我們在幹什麼的話，也許有某些顆星，對我們為它們搭配的伴侶，會感到驚異。
同是這北鬥星座，我們既叫它為“查理的戰車”（Charles’sWain），又叫它為“大熊”（GreatBear），又叫它為“杓”（Dipper）。
三個名稱沒有哪一個是假的，都同樣是真的，因為個個都适用。
所有這些例子之中，我們都在某一個可感覺的實在之上人為地給予了一些增加，而實在也忍受了我們的增加。
所有這些增加，都與實在“相符”。
它們都與實在正合适，同時還充實了實在；沒有一個是假的。
要認為哪一個更真一些，那全看人給它派的用場而定。
假使27是指抽屜的錢數，我原先放的是28元，那末，這27便是28減1的差。
假使27是指一塊木闆的寸數，我想用它來插入一個26寸寬的架子，那末，這27便成26加1的和。
假使我要天際的星座顯得莊嚴一些，“查理的戰車”這名稱就比“杓”更真一些。
我的朋友邁爾士就曾幽默地表示氣憤，說為什麼這樣莊嚴的一個星座要使我們美國人隻是聯念起廚下的一個杓子。
我們究竟應該把什麼叫做“物”呢？看來，這完全是随便的，因為我們能劃分出任何東西，來适合我們人的需要，正象我們劃出星座來一樣。
譬如這裡的整個聽衆，我就看成是一“物”，一會兒專心，一會兒不安定。
目前我不需要想聽衆中的各個人，所以我也就不考慮他們。
同樣，一個“軍隊”，一個“國家”，也都如此。
但是，女士們，先生們，在你們看來，把你們叫做“聽衆”，隻是一種偶然的稱呼法。
對大家來說，你們個人才是永遠實在之“物”。
另外，要是從解剖學家來看，那些人又不過是許多機體，其實在之“物”不過是一些器官。
再從組織學家來看，實在之“物”又不是器官，而成了組成這些器官的細胞。
若再從化學家來看，則更會說，實在之“物”不是細胞，而是細胞的分子。
所以，我們可以把可感覺的實在之流随意分割成各種“物”。
我們創造着我們一切真假命題的主辭。
我們也創造賓辭。
許多“物”的賓辭，都隻表示這些“物”和我們以及和我們感情的關系。
這些賓辭，當然是人的增加物。
譬如凱撒渡盧比康河，他是對羅馬自由的威脅，也是美國學生的一個災星，因為他的作品難讀，美國學生見了害怕。
這後來增加的賓辭，對他來說，和前面的一切賓辭是同樣真實的。
這裡，你們可以看到一個人會怎樣自然地達到這個人本主義原則：人的貢獻是不可磨滅的。
我們的名詞和形容詞，都是人化了的遺産。
在我們把它們系統化起來而構成的各種理論裡，一切内部秩序和排列，全都受人的考慮——理智的統一，也是考慮的一種——的支配。
數學、邏輯學本身，就充滿了人為的再排列。
物理學、天文學、生物學，也大大依從于人的偏好。
我們帶着我們的祖宗和我們已經建立的信念投入到新的經驗領域中去。
這些信念決定我們注意什麼；我們注意什麼，決定我們幹什麼；我們幹什麼，又決定我們有什麼經驗。
這樣層層相因，所以雖說有一個可感覺的實在之流存在，而它的真，從頭到尾，主要是我們自己創造的東西。
我們充實實在之流，是不可避見的。
重要的問題是：實在之流經過了我們的增加，究竟在價值上是增高了呢，是減低了呢？這些增加，是好的呢，還是不好的呢？我們不妨把宇宙假設為隻包括七顆星、三個觀察者和一個鑒定者。
一個觀察者叫那七顆星為“大熊”，另一個叫它為“查理的戰車”，再一個叫它為“杓”。
究竟哪一個人的增加，使這七星宇宙最美好呢？如果鑒定者是邁爾士的話，他一定說美國觀察者的那個增加是最不行的了。
陸宰曾在好幾個地方作了有深刻意義的提示。
他說，我們往往在實在和我們的理智之間天真地假定一種關系，這種關系，也許和真的關系是恰恰相反的。
我們很自然地會想，實在是現成的、完全的；我們的理智所具的簡單任務，隻是描寫那現成的實在而已。
陸宰就問，“但是我們的描寫本身，難道不就是實在的重要增加嗎？先前的實在本身，與其說隻為了能夠在我們的認識裡不變地複現而存在，難道不能說更為了刺激我們的理智，使它産生一些增加，來提高宇宙的總的價值而存在嗎？”倭肯教授在某處曾用過這樣一句話，“提高已被發現的存在，”這句話使人想起偉大的陸宰的提示。
我們實用主義的概念，也恰恰是這樣。
在我們認識的生活和行動的生活裡，我們都起着創造的作用。
我們對實在的主辭和賓辭都有所增加。
這世界的确是可塑造的，是等着我們去給它最後修飾的。
象天國一樣，世界也是服服帖帖地聽憑人類亵渎的。
真理全是由人産生到世界上來的。
這樣一個概念，無疑地，使我們思想家的尊嚴和責任都因之加重了。
對我們某些人來說，這是一個極有啟發作用的概念。
意大利實用主義的領袖巴比尼，鑒于這樣神聖的創造性功能，就表現了滿腔狂熱。
實用主義和理性主義的差别的意義，現在全部看到了。
本質上的差别是：理性主義的實在一直就是現成的、完全的；實用主義的實在，則是不斷在創造的，其一部分面貌尚待未來才産生。
一者認為宇宙是絕對穩定的，一者認為宇宙還在追求奇遇中。
為了這人本主義觀點，我們曾遭到很多麻煩，它遭到人們的誤會是不足為奇的。
有人指責它是一種“任性”的學說。
譬如布拉德萊就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