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歡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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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要引據二教的經句。

    道經上說:“老子入關到了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叫淨妙,老子趁她午睡時,乘着日一精一進入了淨妙的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半夜子時,剖開淨妙的左腋而誕生,落地時走了七步,從此佛教就興起來了。

    ”此事出自《玄妙内篇》。

    佛經上說:“釋迦成佛,便有無量無邊之劫數。

    ”此說出自《法華無量壽》,還有的說:“為國師道士,儒林之宗。

    ”此說出自《瑞應本起》。

     本人認為:五帝、三皇,都曾拜師求教過,而國師道士,沒有能超過老子、莊子的;儒林宗師,誰能比得了周公、孔子?若說孔子、老子不及佛祖,那麼誰還能有這個資格?而且上引二經的意思,竟是如此吻合。

    道便是佛,佛也便是道。

    就其聖哲而言是一緻的,隻是形式不同而已。

    一個才華内蘊光照現實,一個發明靈一性一指示未來。

    道能夠通達天下,因而無所不在;智可以遍及萬物,因而無所不能。

    它們的途徑不同,因而它們的方法也有一定分别。

    各自都要實現自己的本質,各自的表現也互不一樣。

    因此端委缙紳,乃是華族的儀容,剪發敞懷,則是夷人的服飾。

    抱拳折腰,在内地表示恭敬;狐蹲狗踞,在外地表示莊重。

    棺木郭殡葬,這是中國人的喪禮制度,火燒水沉,那是西戎傳統風俗。

    教人形體健全遵守禮節,曆來都被接受贊美,而教人毀壞容貌扭曲一性一情,總會被人深惡痛絕。

    這豈止是人類的共同态度,連生物界也是如此,鳥中王獸中長,一般也就是它們的“佛”了,大千世界,聖人總是在不斷産生的。

    一個宣揚五典,一個傳播三乘,這恰似鳥王的鳴啼、獸長的吼叫。

    也如同教導華人便用華人的文字,改化夷人就要用夷人的語言。

    雖然說車和船都是交通工具,但有水路陸路的條件制約。

    佛和道都要達成教化,但有夷人和夏族的對象區别。

    如果說目标相同就可以互換方式,那麼不就可以說馬車可以在河流上行走,船隻可以在陸地上航行麼?現在有人要用華夏族的一性一情去效仿西戎人的規矩,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棄妻子兒子,上廢祖宗父母。

    于是這些人從對一華夏禮制的否定中,滿足個人的嗜欲;又拿着西戎的規矩來排斥華夏的孝敬要求。

    他們實際上已經悖禮犯順了,還沒有人能察覺。

    如此流宕忘返,時間長了誰還能知道華夏的本一性一?而且物理之所以可貴,就在于它含道;事象之所以可踐,就在于它近俗。

    如果舍棄華夏而效法夷狄,那麼什麼東西是我們自己的呢?如果說是道,則道本來就是一緻的。

    如果說是俗,則俗早已面目全非了。

     經常可以看到一些沙門和道士刻舟守株,呆闆不化,互相争論大小,攻擊傷害。

    有的把道一分為二,有的将俗混為一談。

    這無異于生硬地把不同的說成相同,把相同的割裂離異。

    這正是分歧的原因,南齊書混亂的根本。

    其實聖道雖同,途徑卻不一樣,都是一起始于無端,終了于無末。

    涅..船和仙化,都是一種手段。

    佛家号稱正真,道家則号稱正一。

    都是在說無死無生,從表述上看是不一樣,但其實質沒有二緻。

    但無生的問題與人關系遠,無死的問題卻是關系至切。

    關系至切的說教可以改變人們的謙弱,而渺遠的說教則可以退抑人們的誇強。

    佛教有文理但太博泛,道教較質樸但很一精一煉。

    一精一煉便不是粗人所能搞通的,而博泛又不是一精一人所能接受的。

    佛家的話華麗而有煽動一性一,道家的話質實而有收縮一性一。

    有收縮一性一則明悟之人能夠獨進,有煽動一性一則愚昧之人競相近前。

    佛經繁瑣但平易,道經簡要但含蓄。

    含蓄則難窺奧妙,平易則易于推行。

    這便是二教的主要區别。

     聖哲之人雖然無心于門戶,但各人有各人的體系,既然不同形體的東西有不同的功用,那麼也就應當根據不同對象強行教化。

    佛教重在破除惡,道教重在發揚善。

    發揚善就要崇尚自然,破除惡就得強調勇一猛。

    佛家的施為光明廣大,面向大衆比較适合;道家的施為細密一精一微,針對個人比較便利。

    二教的優劣不同,大抵如此。

     至于外族異域的各種儀式,叽哩咕噜的不同争辯,都和他們的習俗有關,像鳥語蟲叫一般,由他們自己去聽去解好了,用不着我們來述說和效仿。

     顧歡雖然說二教一精一神一緻,但他心裡還是傾向道教的。

    宋朝的司徒袁粲曾讠乇名道人通公批駁顧歡,顧歡也作了反駁(其文略)。

     明僧紹在《正二教論》中認為:“佛教旨在弄明始歸,道教旨在保全生存,吝惜生存就容易走向片面,而弄明始歸就容易走向圓通。

    如今道家稱說長生不死,升天成仙之類,是和老子、莊子的本意大相徑庭的。

    ”文惠太子、竟陵王蕭子良都信奉佛教。

    吳興孟景翼是個道士,文惠太子把他召到玄圃園來,在衆僧大會的時候,蕭子良讓孟景翼禮拜佛家,孟景翼不肯,蕭子良便送他一部《十地經》,孟景翼編撰了《正一論》(大義略)拿來給太子仆周閧,周閧便和他辯難起來(文略),他們你來我往的文章很多,這裡就不一一記錄了。

     顧歡不大善于口辯,但善于筆寫。

    他著作了《三名論》,很見功力,屬于鐘會《四本》那一派的。

    顧歡又注釋王弼《易》中的二《系》,得到學者們的流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