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淵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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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名節,由于褚淵眼珠白的部分多些,他們便說他是“白虹貫日”,意思是說這便是宋朝亡國的征兆。

     太祖駕崩,在遺诏中任命褚淵錄尚書事。

    東晉以來,尚書沒有單獨拜錄的先例,有關部門懷疑考慮要立優策。

    尚書王儉讨論時說;“現居本官,另外拜錄,按理應該有策書才是,但這樣的情況又不見記載。

    中朝以來,三公王侯的封任,都是優文與策書并設的,官品第二,則隻策不優。

    優文隻是褒美,而策書還兼有表彰委任寄托的意思。

    尚書之職居于大官,是政治教化的根本,所以尚書令雖然隻是三品,但拜官必有策書。

    錄尚書雖不明确品位待遇的級别,但總理之任尤其重大,前代大多是與本官同拜,所以不另立策書。

    根據即事緣情适時變革的原則,此事有能和一般官僚的任命同樣對待,應該有策書,以表明寄托和隆重。

    既然和王侯不同,也就不必要優文了。

    ” 不久褚淵生病了,皇上觀察星象認為将連續發生變故,褚淵很擔憂,便上表要求退下來。

    又通過王儉和侍中王晏口頭請求世祖,世祖不批準。

    褚淵又上啟道:“臣下我資質凡薄,福過災生,沒能保持正情以獲安甯,很是慚愧。

    而我是忠心耿耿的,就更覺得不能拖延時間了。

    我受職不久,頭一年就患了重病,近來更是多次出現危險,更加憂慮震驚。

    陛下總是格外地挽留一愛一護我,有人說是有關人員議論未定,這都是因為您對我過分的慈一愛一并想讓我更加榮耀。

    我已經四十八歲了,蒙受如此待遇,因為生病而要求退休,這有什麼可驚奇的呢?況且總錄尚書這個職位,東晉以來就很少任命,是國家重要的高層中樞。

    如今我接受的時候不曾推辭,而退休下來也是自願,這對于我的名譽地位也沒什麼影響,這也是人所共知的事情,陛下何足為這點事情勞神費心呢?我如果是為了故意謙虛掩飾而賺取廉潔退讓的名聲,那麼就應該受到監察部門的揭露和法律部門的制裁。

    我的一片赤誠之心不能落實,這也是神鬼不來寬宥我的原因吧。

    區區寸心,現在都照實禀告了。

    我知道光陰寶貴,更希望天下大治遠過于堯舜時代。

    當年王弘堅決請求,才從司徒降為衛将軍,劉宋王朝行之為疑,當時也沒什麼好的反映,拿我與他比較,就更不持齒了。

    我隻盼望陛下宏圖大展,王業發達,這樣雖死在九泉,也如同活在人間了。

    ”于是改任褚淵為司空,領骠騎将軍,侍中、錄尚書仍舊。

     皇上派侍中王晏、黃門郎王秀之來問候褚淵的病情。

    褚淵死後,家中沒有多餘的錢财,負債至數十萬。

    皇上下诏說:“司徒(褚淵)一旦去世,令我悲痛不已,近來雖然瘦弱多病,但我仍然堅持出來臨哭。

    賜給他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匹,蠟二百斤。

    ” 當時司空的下屬們考慮到褚淵并沒上任司空,提出是否應該以其下屬的禮節行禮敬?王儉在議論中說:“按照《禮》的要求,新媳婦雖在路上還沒過門,隻要聽到丈夫家有喪事,也應改換服裝來到家中。

    如今下屬們雖然還沒接受他的領導,而為吏的禮節是服從朝廷的要求的,應該表示禮敬。

    ”司徒府吏又考慮到褚淵已經解職,但繼任的司徒還沒上任,那麼司徒府人員是否應該制一服緻哀呢?王儉又議論說:“中朝士孫德明從樂陵遷任陳留,還沒入境就死了,樂陵郡的屬吏是把他作為現君的資格來穿着喪服的,而陳留的迎吏則依女有吉日之禮行齊喪之吊的,所以司徒府應當依照褚淵還在任的禮儀要求制作哀服。

    ” 皇上又下诏說:“褒揚美德是為了引導民衆,慎重終喪是為了體現恩情。

    以前帝王們的有關盛典,都是從這種一精一神出發的。

    已故侍中、司徒、錄尚書事、新授司空、領骠騎将軍、南康公褚淵,履道秉哲,鑒識弘曠。

    當初青少年時代,就清譽遠揚了。

    後來參加朝廷工作,又深受人們的敬仰。

    他的孝友忠貞天下共知。

    他曾輔佐先朝,經倫王化,聚散坎坷,終前始後,他都參與了大政方針的制定。

    他領導中樞機構之後,作風嚴謹,完全可以和古人比美,并且可作後人的楷模。

    而且為人謙遜,多次請求降職,勉強服從了安排,因此勞損了身一體。

    南齊書正要登上高位、長期翼贊君主的政治教化,豈料天命不延,忽焉世逝,朕為此心情震恸。

    特贈褚淵太宰,侍中、錄尚書、公等仍舊。

    配給符節,加羽葆鼓吹,增班劍儀仗為六十人。

    葬送之禮全都比照宋太保王弘的先例來辦理。

    谥号為‘文簡’”。

    在此之前,庶姓三公的喪車,沒有明确的規格。

    王儉議論說官品第一的,都加以幢絡,這是從褚淵開始的。

    又下诏暫時開啟褚淵妻已故宋巴西公主的墓道,并贈她為南康郡公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