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學為讀書（代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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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在家，我出門去的興趣也減少了，那時很多同年齡的孩子們不上學，去混太保太妹，我卻是不混的，一直到今天，我仍是個内心深愛孤靜而不太合群的人。
每一次上街，隻要母親同意，我總是拿了錢去買書，因為向書店借書這件事情，已不能滿足我的求知欲了。
一本好書，以前是當故事看，後來覺着不對，因為年齡不同了，同樣一本書每再看看，領悟的又是一番境界，所以買書回來放在架上，想起來時再反複的去回看它們，竟成了我少年時代大半消磨時間的方法。
因為天天跟書接近，它們不但在内容方面教育我，在外型方面，也吸引了我，一個房間，書多了就會好看起來，這是很主觀的看法，我認定書是非常優雅美麗的東西，用它來裝飾房間，再合适不過。
竹書架在一年後早已滿了，父親不聲不響又替我去當時的長沙街做了一個書櫥，它真是非常的美麗，狹長輕巧，不占地方，共有五層，上下兩個玻璃門可以關上。
這一個書架，至今在我父母的家裡放着，也算是我的一件紀念品吧！ 在我十五、六歲時，我成了十足的書奴，我的房間，别人踏不進腳，因為裡面不但堆滿了我用來裝飾房間的破銅爛鐵，其他有很多的空間，無論是桌上、桌下、床邊、地闆上、衣櫥裡，全都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書籍，在性質上，它們也很雜，分不出一個類别來，總是文學的偏多了些。
台灣的書買得不夠，又去香港方面買，香港買不滿足，又去日本方面買，從日本那邊買的大半是美術方面的畫冊。
現在回想起來，我每年一度的壓歲錢和每周的零用，都是這麼送給了書店。
我的藏書，慢慢的在親戚朋友間有了名聲，差不多年齡的人，開始跑來向我借。
愛書的人，跟守财奴是一色一樣的，别人開口向我借書，我便心痛欲死，千叮萬咛，請人早早歸還，可惜借書不還的人是太多了。
有一次，堂哥的學音樂的同學，叫做王國梁的，也跑來向我借書，我因跟二堂哥懋良感情至深，所以對他的同學也很大方，居然自己動手選了一大堆最愛的書給國梁，記得拿了那麼多書，我們還用麻繩紮了起來，有到腰那麼高一小堆。
“國梁，看完可得快快還我哦！”我看他拎着我的幾十本書，又不放心的追了出去。
國梁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守信用的人，當時他的家在闆橋，書當然也放在闆橋。
就有那麼不巧，書借了他，闆橋淹了一次大水，我的書，沒有救出來。
國梁羞得不敢來見我，叫别人來道歉，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心痛得哭了起來，恨了他一場，一直到他去了法國，都沒有理他。
而今想不到因為那一批書債，半生都過去了，國梁這個名字卻沒有淡忘，聽說前年國梁帶了法國太太回台，不知還記不記得這一段往事。
我倒是很想念他呢。
其實水淹了我的幾十本書，倒給我做了一個狠心的了斷，以後誰來借書都不肯了，再也不肯。
在這些借書人裡，也有例外的時候，我的朋友王恒，不但有借必還，他還會多還我一兩本他看過的好書。
王恒也是學音樂的，因為當年借書，我跟他結成摯友，一直到現在。
那時候，國内出版界并不如現在的風氣興旺，得一套好書并不很容易，直到“文星”出了小本叢書，所謂國内青年作家的東西才被比較有系統的做了介紹。
我當時是一口氣全買。
那時梁實秋先生譯的《莎士比亞全集》也出了，在這之前，雖然我已有了“世界”出版的朱生豪先生譯的那一套，也有英文原文的，可是愛書成奴，三套比較着，亦是怡然。
又過了不久，台灣英文翻版書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了，這件事情在國際間雖然将台灣的名聲弄得很壞，可是當時我的确是受益很多的。
一些英文哲學書籍，過去很貴的，不可能大量的買，因為有了不道德的翻版，我才用很少量的金錢買下了它們。
愛書成癡，并不是好事，做一個書呆子，對自己也許沒有壞處，可是這畢竟隻是個人的欣賞和愛好，對社會對家庭，都不可能有什麼幫助。
從另一方面來說，學不能緻用，亦是一種浪費，很可惜，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父親常常問我：“你這麼啃書啃書，将來到底要做什麼？不如去學一技之長的好。
” 我沒有一技之長，很慚愧的，至今沒有。
離家之後，我突然成了一個沒有書籍的人，在國外，我有的不過是一個小房間，幾本教科書，架上零零落落。
我離開了書籍，進入了真真實實的生活。
在一次一次的頓悟裡，那沉重的大書架，不知不覺化作了我的靈魂和思想，突然發覺，書籍已經深深植根在我身體裡，帶不帶着它們，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在象牙塔裡看書，實是急不得的，一旦機緣和功力到了某個程度，這座圍住人的塔，自然而然的會消失的，而“真理”，就那麼明明白白，簡簡單單的向人顯現了。
我從來沒有妄想在書本裡求功名，以緻于看起書來，更是如魚得水，“遊于藝”是最高的境界，在那兒，我的确得到了想象不出的愉快時光，至于頓悟和啟示，那都是混在念書的歡樂裡一起來的，沒有絲毫強求。
而今在荷西與我的家裡，兩人加起來不過一千六百多本書，比起在父母家的盛況，現在的情形是蕭條多了，望着架上又在逐漸加多的書籍，一絲甜蜜和些微的怅然交錯的流過我的全身，而今我仍是愛書，可是也懂得愛我平凡的生活，是多少年的書本，才化為今日這份頓悟和甯靜。
我的心裡，悄悄的有聲音在對我說：“這就是了！這就是一切了。
”
每一次上街，隻要母親同意，我總是拿了錢去買書，因為向書店借書這件事情，已不能滿足我的求知欲了。
一本好書，以前是當故事看，後來覺着不對，因為年齡不同了，同樣一本書每再看看，領悟的又是一番境界，所以買書回來放在架上，想起來時再反複的去回看它們，竟成了我少年時代大半消磨時間的方法。
因為天天跟書接近，它們不但在内容方面教育我，在外型方面，也吸引了我，一個房間，書多了就會好看起來，這是很主觀的看法，我認定書是非常優雅美麗的東西，用它來裝飾房間，再合适不過。
竹書架在一年後早已滿了，父親不聲不響又替我去當時的長沙街做了一個書櫥，它真是非常的美麗，狹長輕巧，不占地方，共有五層，上下兩個玻璃門可以關上。
這一個書架，至今在我父母的家裡放着，也算是我的一件紀念品吧！ 在我十五、六歲時，我成了十足的書奴，我的房間，别人踏不進腳，因為裡面不但堆滿了我用來裝飾房間的破銅爛鐵，其他有很多的空間，無論是桌上、桌下、床邊、地闆上、衣櫥裡，全都塞滿了亂七八糟的書籍，在性質上，它們也很雜，分不出一個類别來，總是文學的偏多了些。
台灣的書買得不夠，又去香港方面買，香港買不滿足，又去日本方面買，從日本那邊買的大半是美術方面的畫冊。
現在回想起來，我每年一度的壓歲錢和每周的零用，都是這麼送給了書店。
我的藏書，慢慢的在親戚朋友間有了名聲，差不多年齡的人，開始跑來向我借。
愛書的人，跟守财奴是一色一樣的，别人開口向我借書，我便心痛欲死，千叮萬咛，請人早早歸還，可惜借書不還的人是太多了。
有一次，堂哥的學音樂的同學，叫做王國梁的，也跑來向我借書，我因跟二堂哥懋良感情至深，所以對他的同學也很大方，居然自己動手選了一大堆最愛的書給國梁，記得拿了那麼多書，我們還用麻繩紮了起來，有到腰那麼高一小堆。
“國梁，看完可得快快還我哦！”我看他拎着我的幾十本書，又不放心的追了出去。
國梁是很好的朋友，也是守信用的人，當時他的家在闆橋，書當然也放在闆橋。
就有那麼不巧，書借了他，闆橋淹了一次大水，我的書，沒有救出來。
國梁羞得不敢來見我，叫别人來道歉，我一聽到這個消息，心痛得哭了起來，恨了他一場，一直到他去了法國，都沒有理他。
而今想不到因為那一批書債，半生都過去了，國梁這個名字卻沒有淡忘，聽說前年國梁帶了法國太太回台，不知還記不記得這一段往事。
我倒是很想念他呢。
其實水淹了我的幾十本書，倒給我做了一個狠心的了斷，以後誰來借書都不肯了，再也不肯。
在這些借書人裡，也有例外的時候，我的朋友王恒，不但有借必還，他還會多還我一兩本他看過的好書。
王恒也是學音樂的，因為當年借書，我跟他結成摯友，一直到現在。
那時候，國内出版界并不如現在的風氣興旺，得一套好書并不很容易，直到“文星”出了小本叢書，所謂國内青年作家的東西才被比較有系統的做了介紹。
我當時是一口氣全買。
那時梁實秋先生譯的《莎士比亞全集》也出了，在這之前，雖然我已有了“世界”出版的朱生豪先生譯的那一套，也有英文原文的，可是愛書成奴，三套比較着，亦是怡然。
又過了不久，台灣英文翻版書雨後春筍般的出現了，這件事情在國際間雖然将台灣的名聲弄得很壞，可是當時我的确是受益很多的。
一些英文哲學書籍，過去很貴的，不可能大量的買，因為有了不道德的翻版，我才用很少量的金錢買下了它們。
愛書成癡，并不是好事，做一個書呆子，對自己也許沒有壞處，可是這畢竟隻是個人的欣賞和愛好，對社會對家庭，都不可能有什麼幫助。
從另一方面來說，學不能緻用，亦是一種浪費，很可惜，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父親常常問我：“你這麼啃書啃書，将來到底要做什麼？不如去學一技之長的好。
” 我沒有一技之長，很慚愧的，至今沒有。
離家之後，我突然成了一個沒有書籍的人，在國外，我有的不過是一個小房間，幾本教科書，架上零零落落。
我離開了書籍，進入了真真實實的生活。
在一次一次的頓悟裡，那沉重的大書架，不知不覺化作了我的靈魂和思想，突然發覺，書籍已經深深植根在我身體裡，帶不帶着它們，已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了。
在象牙塔裡看書，實是急不得的，一旦機緣和功力到了某個程度，這座圍住人的塔，自然而然的會消失的，而“真理”，就那麼明明白白，簡簡單單的向人顯現了。
我從來沒有妄想在書本裡求功名，以緻于看起書來，更是如魚得水，“遊于藝”是最高的境界，在那兒，我的确得到了想象不出的愉快時光，至于頓悟和啟示，那都是混在念書的歡樂裡一起來的，沒有絲毫強求。
而今在荷西與我的家裡，兩人加起來不過一千六百多本書，比起在父母家的盛況，現在的情形是蕭條多了，望着架上又在逐漸加多的書籍，一絲甜蜜和些微的怅然交錯的流過我的全身，而今我仍是愛書，可是也懂得愛我平凡的生活，是多少年的書本，才化為今日這份頓悟和甯靜。
我的心裡，悄悄的有聲音在對我說：“這就是了！這就是一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