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談《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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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近看過蘇聯影片《外套》，那是根據果戈理的小說改編攝制的。
影片的确不錯，強烈地打動了觀衆的心。
可是我看完電影，整個晚上不舒服，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壓在心上，而且有透不過氣的感覺。
眼前有一個影子晃來晃去，不用說，就是那個小公務員阿加基·巴什馬金。
過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漸漸淡去。
但是另一個人的畫顔又在我的腦子裡出現了。
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個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務員。
汪文宣并不是真實的人，然而我總覺得他是我極熟的朋友。
在過去我天天看見他，處處看見他。
他總是臉色蒼白，眼睛無光，兩頰少向，埋着頭，垂着手，小聲咳嗽，輕輕走路，好象害怕驚動旁人一樣。
他心地善良，從來不想傷害别人，隻希望自己能夠無病無災、簡簡單單地活下去。
象這樣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認識不少。
他們在舊社會裡到處遭受白眼，不聲不響地忍受種種不合理的待遇，終日終年辛辛苦苦地認真工作，卻無法讓一家人得到溫飽。
他們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慘的死亡，隻有在斷氣的時候才得到休息。
可是妻兒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們到死還不能瞑目。
在舊社會裡有多少人害肺病受盡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貧困中過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
象汪文宣那樣的人實在太多了。
從前一般的忠厚老實人都有這樣一個信仰：“好人好報”。
可是在舊社會裡好人偏偏得不到好報，“壞人得志”倒是常見的現象。
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間樓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裡開始寫《寒夜》，正是壞人得志的時候。
我寫了幾頁就擱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筆接着一年前中斷的地方寫下去，那時在重慶，在國統區仍然是壞人得志的時候。
我寫這部小說正是想說明：好人得不到好報。
我的目的無非要讓人看見蔣介石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
我進行寫作的時候，好象常常聽見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說：“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
”不用說，這是我自己的聲音，因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樣慘死的朋友和親戚。
我對他們有感情。
我雖然不贊成他們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為自己眼看他們走向死亡無法幫助而感到痛苦。
我如果不能替他們伸冤，至少也得繪下他們的影像，留作紀念，讓我永遠記住他們，讓旁人不要學他們的榜樣。
《寒夜》中的幾個人物都是虛構的。
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卻十分真實。
我并不是說，我在這裡用照相機整天攝影；我也不是說我寫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訊報導。
我想說，整個故事就在我當時住處的四周進行，在我住房的樓上，在這座大樓的大門口，在民國路和附近的幾條街。
人們躲警報，喝酒，吵架，生病……這一類的事每天都在發生。
物價飛漲，生活困難，戰場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論到哪裡，甚至坐在小屋内，也聽得見一般“小人物”的訴苦和呼籲。
盡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戶曉的真人，盡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載之史冊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時候的确常常見到、聽到那樣的人和那樣的事。
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繼續發生，一切都是那麼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說中，又好象在旁觀我周圍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歡離合的苦戲。
冷酒館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也是我熟悉的。
小說中的每個地點我都熟悉。
我住在那間與老鼠、臭蟲和平共處的小屋裡，不斷地觀察在我上下四方發生的一切，我選擇了其中的一部分寫進小說裡面。
我經常出入汪文宣夫婦每天進出若幹次的大門，早晚都在小說裡那幾條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開水”的老主顧，整夜停電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騷，我受不了那種死氣沉沉的陰暗環境。
《寒夜》第一章裡汪文宣躲警報的冷清清的場面正是我在執筆前一兩小時中親眼見到的。
從這裡開始，雖然過了一年我才繼續寫下去，而且寫一段又停一個時期，後面三分之二的原稿還是回到上海以後在淮海坊寫成的，脫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
雖然時寫時辍，而且中間插進一次由重慶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寫得很順利，好象在信筆直書，替一個熟朋友寫傳記一樣；好象在寫關于那一對夫婦的回憶錄一樣。
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塊兒生活，每天都要經過狹長的市道走上三樓，到他們房裡坐一會兒，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角上聽他們談話、發牢騷、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機會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樹生同路走到銀行，陪老太太到菜場買菜……他們每個人都對我坦白地講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這樣的感覺：我寫第一章的時候，汪文宣一家人雖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樓裡住了幾個月，可是我們最近才開始交談。
我寫下去，
影片的确不錯，強烈地打動了觀衆的心。
可是我看完電影，整個晚上不舒服，總覺得有什麼東西壓在心上，而且有透不過氣的感覺。
眼前有一個影子晃來晃去，不用說，就是那個小公務員阿加基·巴什馬金。
過了一天他的影子才漸漸淡去。
但是另一個人的畫顔又在我的腦子裡出現了。
我想起了我的主人公汪文宣，一個患肺病死掉的小公務員。
汪文宣并不是真實的人，然而我總覺得他是我極熟的朋友。
在過去我天天看見他，處處看見他。
他總是臉色蒼白，眼睛無光，兩頰少向，埋着頭，垂着手，小聲咳嗽，輕輕走路，好象害怕驚動旁人一樣。
他心地善良，從來不想傷害别人，隻希望自己能夠無病無災、簡簡單單地活下去。
象這樣的人我的确看得太多，也認識不少。
他們在舊社會裡到處遭受白眼，不聲不響地忍受種種不合理的待遇，終日終年辛辛苦苦地認真工作，卻無法讓一家人得到溫飽。
他們一步一步地走向悲慘的死亡，隻有在斷氣的時候才得到休息。
可是妻兒的生活不曾得到安排和保障，他們到死還不能瞑目。
在舊社會裡有多少人害肺病受盡痛苦死去，多少家庭在貧困中過着朝不保夕的非人生活。
象汪文宣那樣的人實在太多了。
從前一般的忠厚老實人都有這樣一個信仰：“好人好報”。
可是在舊社會裡好人偏偏得不到好報，“壞人得志”倒是常見的現象。
一九四四年初冬我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一間樓梯下面小得不可再小的屋子裡開始寫《寒夜》，正是壞人得志的時候。
我寫了幾頁就擱下了，一九四五年初冬我又拿起筆接着一年前中斷的地方寫下去，那時在重慶，在國統區仍然是壞人得志的時候。
我寫這部小說正是想說明：好人得不到好報。
我的目的無非要讓人看見蔣介石國民黨統治下的社會是個什麼樣子。
我進行寫作的時候，好象常常聽見一個聲音在我耳邊說：“我要替那些小人物伸冤。
”不用說，這是我自己的聲音，因為我有不少象汪文宣那樣慘死的朋友和親戚。
我對他們有感情。
我雖然不贊成他們安分守己、忍辱苟安，可是我也因為自己眼看他們走向死亡無法幫助而感到痛苦。
我如果不能替他們伸冤，至少也得繪下他們的影像，留作紀念，讓我永遠記住他們，讓旁人不要學他們的榜樣。
《寒夜》中的幾個人物都是虛構的。
可是背景、事件等等卻十分真實。
我并不是說，我在這裡用照相機整天攝影；我也不是說我寫的是真人真事的通訊報導。
我想說，整個故事就在我當時住處的四周進行，在我住房的樓上，在這座大樓的大門口，在民國路和附近的幾條街。
人們躲警報，喝酒，吵架，生病……這一類的事每天都在發生。
物價飛漲，生活困難，戰場失利，人心惶惶……我不論到哪裡，甚至坐在小屋内，也聽得見一般“小人物”的訴苦和呼籲。
盡管不是有名有姓、家喻戶曉的真人，盡管不是人人目睹可以載之史冊的大事，然而我在那些時候的确常常見到、聽到那樣的人和那樣的事。
那些人在生活，那些事繼續發生，一切都是那麼自然，我好象活在我自己的小說中，又好象在旁觀我周圍那些人在扮演一本悲歡離合的苦戲。
冷酒館是我熟悉的，咖啡店是我熟悉的，“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也是我熟悉的。
小說中的每個地點我都熟悉。
我住在那間與老鼠、臭蟲和平共處的小屋裡，不斷地觀察在我上下四方發生的一切，我選擇了其中的一部分寫進小說裡面。
我經常出入汪文宣夫婦每天進出若幹次的大門，早晚都在小說裡那幾條街上散步；我是“炒米糖開水”的老主顧，整夜停電也引起我不少的牢騷，我受不了那種死氣沉沉的陰暗環境。
《寒夜》第一章裡汪文宣躲警報的冷清清的場面正是我在執筆前一兩小時中親眼見到的。
從這裡開始，雖然過了一年我才繼續寫下去，而且寫一段又停一個時期，後面三分之二的原稿還是回到上海以後在淮海坊寫成的，脫稿的日期是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深夜。
雖然時寫時辍，而且中間插進一次由重慶回上海的“大搬家”，可是我寫得很順利，好象在信筆直書，替一個熟朋友寫傳記一樣；好象在寫關于那一對夫婦的回憶錄一樣。
我仿佛跟那一家人在一塊兒生活，每天都要經過狹長的市道走上三樓，到他們房裡坐一會兒，安安靜靜地坐在一個角上聽他們談話、發牢騷、吵架、和解；我仿佛天天都有機會送汪文宣上班，和曾樹生同路走到銀行，陪老太太到菜場買菜……他們每個人都對我坦白地講出自己的希望和痛苦。
我的确有這樣的感覺：我寫第一章的時候，汪文宣一家人雖然跟我同在一所大樓裡住了幾個月，可是我們最近才開始交談。
我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