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關于《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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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也就是這樣做的。
我恨那個制度，蔑視那個制度。
我隻有一個堅定的思想：它一定要滅亡。
有什麼理由責備那些小人物不站起來“鬥争”？我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十分善良，隻要能活下去，他們就願意工作。
然而汪文宣在當時那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夠。
關于《寒夜》我不想再說什麼，其實也不需要多說了。
我去年六月在北京開會，空閑時候重讀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
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更喜歡收在《文集》裡的這個修改本。
我給憋得太難受了，我要講一句真話：它不是悲觀的書，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為了迎接黎明！《回憶》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裡寫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學道街一座小樓上修改這小說的情景”，那時的生活我不但沒有忘記，而且對我顯得十分親切。
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顧，一個人安靜地住在那座小樓上寫文章。
我在那間陽光照得到的樓房裡寫了好幾個短篇和一本成為廢品的中篇小說。
在那三個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後校改了三本小說的校樣，最後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時我的心并不平靜。
那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我作為一個客人住在小樓上，不會缺少什麼。
但周圍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
例如挂在街上什麼地方的“本日供應蔬菜”的牌子，我有時也看到，幾次都是供應“涼粉”若幹。
有一天我剛剛走出大門，看見一個人拿着一個菜碗，裡面盛了一塊白涼粉，他對旁邊一個熟人說：“就這樣一點點。
” 就在供應如此緊張的時候，我的表哥病倒了。
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環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的收信人。
我學英語，他是我的啟蒙老師。
在我一九二○年秋季考進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補習班以前，他給過我不少的幫助。
可是後來在他困難的時期我卻不能給他任何的支持。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縣都江堰工作，不曾見到他。
一九六○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剛剛退職回家，我們同到公園喝過茶。
過了些時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滿滿一杯藥汁。
他的聲音本來有點啞，這時厲害了些，他說醫生講他“肝火旺”，不要緊。
後來我的侄兒告訴我，在醫院遇見我表哥，懷疑表哥患肺結核，勸他住院治療，他不願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難。
以後聽說表哥住到城外他兒子的宿舍裡去了，我讓我一個侄女去看過他。
病象越來越顯著，又得不到營養品，他兒子設法買一點罐頭，說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騎車送些挂面去。
沒有交通工具，我說要去看他，卻又怕麻煩，一天推一天。
聽說他很痛苦，聲音全啞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樣，我沒有想到他那麼快就閉上了眼睛。
有一天我一個堂兄弟來告訴我，表哥死了，已經火化了。
沒有葬儀，沒有追悼會，那個時候人們隻能夠這樣簡單地告别死者。
可是我永遠失去了同表哥見面的機會。
隻有在知道他的遺體火化之後，我才感覺到有許多話要對他說！說什麼呢？對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啊！沒有他們，我這個不懂事的孩子能夠象今天這樣地活下去嗎？ 堂兄弟還對我說，他去看過姑母。
姑母很氣憤，她感到不公平。
她一生吃夠了苦，過了八十歲，還看見兒子這樣悲慘地死去，她想不通。
堂兄弟還說，表哥的退職費隻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麼錢。
表哥死後我沒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話。
我不敢面對現實，隻好逃避。
不多久我因為别的任務趕回上海，動身前也沒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
在成都沒有同她母子告别，我總覺得欠了一筆償不清的感情的債。
我每次翻讀《寒夜》的最後一章，母親陪伴兒子的凄涼情景象無數根手指甲用力地握痛我的心。
我仿佛聽見了兒子斷氣前的無聲哀叫：“讓我死吧，我受不了這種痛苦。
”我說，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識分子長時期的悲劇必須終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樣寄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然後搭火車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車。
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幫助不少，以後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經常同他見面。
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監獄中受盡苦刑，身上還留着傷痕和後遺症。
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會堂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神情沮喪、步履艱難，我無法同他多談。
當時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躍，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計他也會遇到麻煩，但絕對沒有想到過不了幾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盡侮辱給迫害緻死。
兩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開追悼會為他平反雪冤。
我打電話托人代我獻了一個花圈，這就是我對一個敬愛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點心意了。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
我絕不相信神和鬼。
但是在結束這篇《回憶》時，我真希望有神，有鬼。
祝願宗林同志的靈魂得到安甯。
也祝願我姑母和表哥的靈魂得到安甯。
……—— 注釋： ①“出籠”：“四人幫”時期流行的用語。
我恨那個制度，蔑視那個制度。
我隻有一個堅定的思想：它一定要滅亡。
有什麼理由責備那些小人物不站起來“鬥争”？我國的知識分子從來就是十分善良，隻要能活下去，他們就願意工作。
然而汪文宣在當時那種政治的和社會的條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夠。
關于《寒夜》我不想再說什麼，其實也不需要多說了。
我去年六月在北京開會，空閑時候重讀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
我喜歡這本小說，我更喜歡收在《文集》裡的這個修改本。
我給憋得太難受了，我要講一句真話：它不是悲觀的書，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為了迎接黎明！《回憶》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裡寫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學道街一座小樓上修改這小說的情景”，那時的生活我不但沒有忘記，而且對我顯得十分親切。
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顧，一個人安靜地住在那座小樓上寫文章。
我在那間陽光照得到的樓房裡寫了好幾個短篇和一本成為廢品的中篇小說。
在那三個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後校改了三本小說的校樣，最後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時我的心并不平靜。
那是在所謂“三年自然災害”的時期，我作為一個客人住在小樓上，不會缺少什麼。
但周圍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
例如挂在街上什麼地方的“本日供應蔬菜”的牌子，我有時也看到，幾次都是供應“涼粉”若幹。
有一天我剛剛走出大門，看見一個人拿着一個菜碗，裡面盛了一塊白涼粉，他對旁邊一個熟人說：“就這樣一點點。
” 就在供應如此緊張的時候，我的表哥病倒了。
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環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給我的一個表哥》的收信人。
我學英語，他是我的啟蒙老師。
在我一九二○年秋季考進成都外國語專門學校補習班以前，他給過我不少的幫助。
可是後來在他困難的時期我卻不能給他任何的支持。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縣都江堰工作，不曾見到他。
一九六○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剛剛退職回家，我們同到公園喝過茶。
過了些時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滿滿一杯藥汁。
他的聲音本來有點啞，這時厲害了些，他說醫生講他“肝火旺”，不要緊。
後來我的侄兒告訴我，在醫院遇見我表哥，懷疑表哥患肺結核，勸他住院治療，他不願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難。
以後聽說表哥住到城外他兒子的宿舍裡去了，我讓我一個侄女去看過他。
病象越來越顯著，又得不到營養品，他兒子設法買一點罐頭，說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騎車送些挂面去。
沒有交通工具，我說要去看他，卻又怕麻煩，一天推一天。
聽說他很痛苦，聲音全啞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樣，我沒有想到他那麼快就閉上了眼睛。
有一天我一個堂兄弟來告訴我，表哥死了，已經火化了。
沒有葬儀，沒有追悼會，那個時候人們隻能夠這樣簡單地告别死者。
可是我永遠失去了同表哥見面的機會。
隻有在知道他的遺體火化之後，我才感覺到有許多話要對他說！說什麼呢？對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啊！沒有他們，我這個不懂事的孩子能夠象今天這樣地活下去嗎？ 堂兄弟還對我說，他去看過姑母。
姑母很氣憤，她感到不公平。
她一生吃夠了苦，過了八十歲，還看見兒子這樣悲慘地死去，她想不通。
堂兄弟還說，表哥的退職費隻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麼錢。
表哥死後我沒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話。
我不敢面對現實，隻好逃避。
不多久我因為别的任務趕回上海，動身前也沒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
在成都沒有同她母子告别，我總覺得欠了一筆償不清的感情的債。
我每次翻讀《寒夜》的最後一章，母親陪伴兒子的凄涼情景象無數根手指甲用力地握痛我的心。
我仿佛聽見了兒子斷氣前的無聲哀叫：“讓我死吧，我受不了這種痛苦。
”我說，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識分子長時期的悲劇必須終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樣寄回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然後搭火車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車。
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幫助不少，以後在北京出席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也經常同他見面。
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監獄中受盡苦刑，身上還留着傷痕和後遺症。
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會堂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神情沮喪、步履艱難，我無法同他多談。
當時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躍，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計他也會遇到麻煩，但絕對沒有想到過不了幾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盡侮辱給迫害緻死。
兩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開追悼會為他平反雪冤。
我打電話托人代我獻了一個花圈，這就是我對一個敬愛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點心意了。
我是一個無神論者。
我絕不相信神和鬼。
但是在結束這篇《回憶》時，我真希望有神，有鬼。
祝願宗林同志的靈魂得到安甯。
也祝願我姑母和表哥的靈魂得到安甯。
……—— 注釋： ①“出籠”：“四人幫”時期流行的用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