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關于《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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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寒夜》，我過去已經談得不少。
這次在談《激流》的回憶裡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也在鞭撻我自己。
”那麼在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東西。
我曾經對法國朋友講過：我要不是在法國開始寫了小說，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會得到他那樣的結局。
這不是虛假的話，但是我有這種想法還是最近兩三年的事。
我借覺新鞭撻自己的說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
過去我一直背誦法國資産階級革命家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丹東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斷頭機上，後來給埋葬在巴黎先賢祠裡面。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過先賢祠，但是那裡的情況，我一點也記不起了。
除了那句名言外，我隻記得他在法庭上說過，他的姓名要長留在先賢祠裡。
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寫過一個短篇《丹東的悲哀》對他有些不滿，但他那為國獻身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
我在三十年代就幾次引用丹東的名句，我寫覺慧時經常想到這句話。
有人說覺慧是我，其實并不是。
覺慧同我之間最大的差異便是他大膽，而我不大膽，甚至膽小。
以前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但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後，我對自己可以說看得比較清楚了。
在那個時期我不是唯唯諾諾地忍受着一切嗎？這究竟是為了什麼？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解釋：中了催眠術。
看來并不恰當，我不單是中了魔術，也不止是别人強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來就有毛病。
我幾次校閱《激流》和《寒夜》，我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頭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樣。
在向着偉大神明低首彎腰叩頭不止的時候，我不是“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嗎？ 我寫《寒夜》和寫《激流》有點不同，不是為了鞭撻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訴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那個一天天腐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
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際一個夜晚，在重慶警報解除後一兩個小時，我開始寫《寒夜》。
當時我的腦子裡隻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過是一個貧苦的患肺結核的知識分子。
我寫了躲警報時候的見聞，也寫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糾紛。
這一切都是圍繞着汪文宣進行的。
我并沒有具體的計劃，也不曾花費時間去想怎樣往下寫。
但肺病患者悲慘死亡的結局卻是很明确的。
這樣的結局我見過不少。
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過肺病。
的确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機會順利地走上了文學道路，我也會成為汪文宣。
汪文宣有過他的黃金時代，也有過崇高的理想。
然而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讓那一大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毀掉了。
我寫汪文宣，寫《寒夜》，是替知識分子講話，替知識分子叫屈訴苦。
在當時的重慶和其他的“國統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很困難，生活十分艱苦，社會上最活躍、最吃得開的是搞囤積居奇，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還有卡車司機。
當然做官的知識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權有勢。
做小官、沒有掌握實權的隻得吃平價米。
那一段時期的确是斯文掃地。
我寫《寒夜》，隻有一個念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
我的腦子裡常常出現三個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陳範予兄。
我在早期的散文裡幾次談到他，他患肺結核死在武夷山，臨死前還寫出歌頌“生之歡樂”的散文。
但是在給我的告别信裡他說：“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
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昔。
”第二位是另一個老友王魯彥兄。
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沒有認真地給他援助。
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的聲音已經啞了，但他還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後聽說他隻能用鈴子代替語言，卻仍然沒有失去求生的意志。
他寂寞凄涼地死在鄉下。
第三位是我一個表弟。
抗戰初期他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後來回到家鄉，仍在郵局服務。
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隻知道他身體弱，不知道他有病。
以後聽說他結婚，又聽說他患肺結核。
最後有人告訴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幾次要求家人讓他死去，他的妻子終于滿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難。
我想擺脫這三張受苦人的臉，他們的故事不斷地折磨我。
我寫了幾頁稿紙就讓别的事情打岔，沒有再寫下去。
是什麼事情打岔？我記不清楚了。
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後，日軍進入貴州威脅重慶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後記裡說，朋友趙家璧從桂林撤到重慶，在金城江大火中喪失一切，想在重慶建立新的據點，向我約稿，我答應給他一部小說。
我還記得，他來找我，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那間很小的屋子裡。
他毫不氣餒地講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計劃，忽然外面喊起“失火”來，大家亂跑，人聲嘈雜，我到了外面，看見樓上冒煙，大吃一驚。
蕭珊當時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慶，我這年七月從貴陽去看她，準備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剛住下來，就聽到各種謠言，接着開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沒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門外人行道上。
這是我唯一的行李，裡面幾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譯稿，我自己的一些殘稿，可能有《寒夜
這次在談《激流》的回憶裡我寫過這樣的話：“我在自己身上也發現我大哥的毛病，我寫覺新……也在鞭撻我自己。
”那麼在小職員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自己的東西。
我曾經對法國朋友講過：我要不是在法國開始寫了小說，我可能走上汪文宣的道路，會得到他那樣的結局。
這不是虛假的話，但是我有這種想法還是最近兩三年的事。
我借覺新鞭撻自己的說法，也是最近才搞清楚的。
過去我一直背誦法國資産階級革命家丹東的名言：“大膽，大膽，永遠大膽！”丹東一七九四年勇敢地死在斷頭機上，後來給埋葬在巴黎先賢祠裡面。
我一九二七年春天瞻仰過先賢祠，但是那裡的情況，我一點也記不起了。
除了那句名言外，我隻記得他在法庭上說過，他的姓名要長留在先賢祠裡。
我一九三四年在北平寫過一個短篇《丹東的悲哀》對他有些不滿，但他那為國獻身的精神永遠值得我學習。
我在三十年代就幾次引用丹東的名句，我寫覺慧時經常想到這句話。
有人說覺慧是我，其實并不是。
覺慧同我之間最大的差異便是他大膽，而我不大膽，甚至膽小。
以前我不會承認這個事實，但是經過所謂“文化大革命”後，我對自己可以說看得比較清楚了。
在那個時期我不是唯唯諾諾地忍受着一切嗎？這究竟是為了什麼？我曾經作過這樣的解釋：中了催眠術。
看來并不恰當，我不單是中了魔術，也不止是别人強加于我，我自己身上本來就有毛病。
我幾次校閱《激流》和《寒夜》，我越來越感到不舒服，好象我自己埋着頭立在台上受批判一樣。
在向着偉大神明低首彎腰叩頭不止的時候，我不是“作揖哲學”和“無抵抗主義”的忠實信徒嗎？ 我寫《寒夜》和寫《激流》有點不同，不是為了鞭撻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訴那個不合理的社會制度，那個一天天腐爛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
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際一個夜晚，在重慶警報解除後一兩個小時，我開始寫《寒夜》。
當時我的腦子裡隻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過是一個貧苦的患肺結核的知識分子。
我寫了躲警報時候的見聞，也寫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糾紛。
這一切都是圍繞着汪文宣進行的。
我并沒有具體的計劃，也不曾花費時間去想怎樣往下寫。
但肺病患者悲慘死亡的結局卻是很明确的。
這樣的結局我見過不少。
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過肺病。
的确是這樣：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機會順利地走上了文學道路，我也會成為汪文宣。
汪文宣有過他的黃金時代，也有過崇高的理想。
然而他和許多知識分子一樣讓那一大段時期的現實生活毀掉了。
我寫汪文宣，寫《寒夜》，是替知識分子講話，替知識分子叫屈訴苦。
在當時的重慶和其他的“國統區”，知識分子的處境很困難，生活十分艱苦，社會上最活躍、最吃得開的是搞囤積居奇，做黃（金）白（米）生意的人，還有卡車司機。
當然做官的知識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權有勢。
做小官、沒有掌握實權的隻得吃平價米。
那一段時期的确是斯文掃地。
我寫《寒夜》，隻有一個念頭：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
我的腦子裡常常出現三個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陳範予兄。
我在早期的散文裡幾次談到他，他患肺結核死在武夷山，臨死前還寫出歌頌“生之歡樂”的散文。
但是在給我的告别信裡他說：“咽喉劇痛，聲音全部啞失……。
最近幾個月來我已受夠了病的痛昔。
”第二位是另一個老友王魯彥兄。
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我沒有認真地給他援助。
我最後一次看見他，他的聲音已經啞了，但他還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後聽說他隻能用鈴子代替語言，卻仍然沒有失去求生的意志。
他寂寞凄涼地死在鄉下。
第三位是我一個表弟。
抗戰初期他在北平做過地下工作，後來回到家鄉，仍在郵局服務。
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隻知道他身體弱，不知道他有病。
以後聽說他結婚，又聽說他患肺結核。
最後有人告訴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幾次要求家人讓他死去，他的妻子終于滿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難。
我想擺脫這三張受苦人的臉，他們的故事不斷地折磨我。
我寫了幾頁稿紙就讓别的事情打岔，沒有再寫下去。
是什麼事情打岔？我記不清楚了。
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後，日軍進入貴州威脅重慶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後記裡說，朋友趙家璧從桂林撤到重慶，在金城江大火中喪失一切，想在重慶建立新的據點，向我約稿，我答應給他一部小說。
我還記得，他來找我，我住在重慶民國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樓梯下那間很小的屋子裡。
他毫不氣餒地講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計劃，忽然外面喊起“失火”來，大家亂跑，人聲嘈雜，我到了外面，看見樓上冒煙，大吃一驚。
蕭珊當時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慶，我這年七月從貴陽去看她，準備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剛住下來，就聽到各種謠言，接着開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沒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門外人行道上。
這是我唯一的行李，裡面幾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譯稿，我自己的一些殘稿，可能有《寒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