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談《寒夜》
關燈
小
中
大
男主人公斷氣時，街頭鑼鼓喧天，人們正在慶祝勝利，用花炮燒龍燈。
這是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沉痛的控訴。
” 我想起來了：在抗戰勝利後那些日子裡，尤其是在停電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國路一帶散步，曾樹生所見的也就是我目睹的。
我自己想回上海，卻走不了。
我聽夠了陌生人的訴苦，我自己悶得發慌，我也體會到一些人的沮喪情緒。
我當時發表過一篇小文章，寫出我在寒風裡地攤前的見聞。
過了一年多，我寫到《寒夜》的“尾聲”時，也曾參考這篇短文。
而且那個時候（一九四六年最後兩天）我的情緒也很低落。
無怪乎我會寫出這樣的結局來。
一九五九年年底我在上海編輯《文集》的最後三卷，一九六○年年終我在成都校改《寒夜》的校樣，兩次都有意重寫《寒夜》的“尾聲”。
可是我仔細一想，覺得僅僅改寫“尾聲”太不夠了，要動就得從頭改起，那麼還不如另寫别的。
因此我就讓它保存了下來。
反正是解放前的舊作，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經以那樣的形式跟讀者們見過面了。
連我也無法替它掩飾，也不想為它的缺點辯護。
我還想談談鐘老的事。
并不需要很多話，我不談他這個人，象他那樣的好心人在舊社會裡也并非罕見。
但是在舊社會裡鐘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隻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幫一點小忙。
誰也想不到他會死在汪文宣的前頭。
我寫他死于霍亂症，因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慶霍亂流行，而重慶市衛生局局長卻偏偏大言不慚，公開否認。
文化生活出版社燒飯老媽譚嫂的小兒子忽然得了霍亂。
那個五十光景的女人是個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亂，卻跑去向中國菩薩禱告，求來香灰給兒子治病。
兒子當時不過十五六歲，躺在廚房附近一張床上，已經奄奄一息了。
我們勸譚嫂把兒子送到小龍坎時疫醫院。
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兒子擡去了。
過兩夭兒子便死在醫院裡面。
我聽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講起時疫醫院裡的情形，對那位局長我感到極大的憎惡。
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裡“表揚”了他的“德政”，我又在《寒夜》裡介紹了這個“陪都”唯一的時疫醫院。
倘使沒有那位局長的“德政”，鐘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說裡當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
我這些話隻是說明作者并不常常憑空編造細節。
要不是當時有那麼多人害霍亂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對我講過時疫醫院的情形，我怎麼會想起把鐘老送到那裡去呢？連鐘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
“斜坡上”的孤墳裡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
那位有獨特風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
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見他，他臉色蒼白，經常咳嗽，以後他的身體時好時壞，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蘇醫院。
他的性格有幾分象汪文宣，他從來不肯麻煩别人，也害怕傷害别人，到處都不受人重視。
他沒有家，孤零零的一個人；靜悄悄地活着，又有點象鐘老。
據說他進醫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開口，也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病痛。
他斷氣的時候，沒有一個熟人在場。
我得了消息連忙趕到北碚，隻看見他的新墳，就象我在小說裡描寫的那樣。
連兩個紙花圈也是原來的樣子，我不過把“崇群”二字換成了“又安”。
聽說他是因别的病緻死的。
害肺病一直發展到喉結核最後喪失了聲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見過不多，但也不是太少。
朋友範予（我為他寫過一篇《憶範兄》）和魯彥（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我那篇《寫給彥兄》便是紀念他的），還有我一個表弟……他們都是這樣悲慘地結束了一生的。
我為他們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憤怒，又因為自己不曾幫助他們減輕痛苦而感到懊悔。
我根據我的耳聞和目見，也根據範予病中寄來的信函，寫出汪文宣病勢的逐漸發展，一直到最後的死亡。
而且我還把我個人的感情也寫在書上。
汪文宣不應當早死，也不該受這麼大的痛苦，但是他終于慘痛地死去了。
我那些熟人也不應該受盡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們的墳頭早已長滿青草了。
我懷着多麼悲痛的心情詛咒舊社會，為他們喊冤叫屈。
現在我卻萬分愉快、心情舒暢地歌頌象初升太陽一樣的新社會。
那些負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們一定會在九泉含笑的。
不斷進步的科學和無比優越的新的社會制度已經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談虎色變了。
這兩天我重讀《寒夜》，好象做了一個噩夢。
但是這樣的噩夢已經永遠、永遠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注釋： ①解放後我為《寒夜》新版寫的“内容提要”裡，有這樣的一段話：“長篇小說寫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國民黨統治下的所謂‘戰時首都’重慶的生活。
……
這是對國民黨反動統治的沉痛的控訴。
” 我想起來了：在抗戰勝利後那些日子裡，尤其是在停電的夜晚，我自己常常在民國路一帶散步，曾樹生所見的也就是我目睹的。
我自己想回上海，卻走不了。
我聽夠了陌生人的訴苦，我自己悶得發慌，我也體會到一些人的沮喪情緒。
我當時發表過一篇小文章，寫出我在寒風裡地攤前的見聞。
過了一年多，我寫到《寒夜》的“尾聲”時，也曾參考這篇短文。
而且那個時候（一九四六年最後兩天）我的情緒也很低落。
無怪乎我會寫出這樣的結局來。
一九五九年年底我在上海編輯《文集》的最後三卷，一九六○年年終我在成都校改《寒夜》的校樣，兩次都有意重寫《寒夜》的“尾聲”。
可是我仔細一想，覺得僅僅改寫“尾聲”太不夠了，要動就得從頭改起，那麼還不如另寫别的。
因此我就讓它保存了下來。
反正是解放前的舊作，當時我的想法是如此，而且作品已經以那樣的形式跟讀者們見過面了。
連我也無法替它掩飾，也不想為它的缺點辯護。
我還想談談鐘老的事。
并不需要很多話，我不談他這個人，象他那樣的好心人在舊社會裡也并非罕見。
但是在舊社會裡鐘老起不了作用，他至多隻能替那些比他更苦、更不幸的人（如汪文宣）幫一點小忙。
誰也想不到他會死在汪文宣的前頭。
我寫他死于霍亂症，因為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重慶霍亂流行，而重慶市衛生局局長卻偏偏大言不慚，公開否認。
文化生活出版社燒飯老媽譚嫂的小兒子忽然得了霍亂。
那個五十光景的女人是個天主教徒，她急得心慌意亂，卻跑去向中國菩薩禱告，求來香灰給兒子治病。
兒子當時不過十五六歲，躺在廚房附近一張床上，已經奄奄一息了。
我們勸譚嫂把兒子送到小龍坎時疫醫院。
她找了一副“滑竿”把兒子擡去了。
過兩夭兒子便死在醫院裡面。
我聽見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工友講起時疫醫院裡的情形，對那位局長我感到極大的憎惡。
我在《第四病室》的“小引”裡“表揚”了他的“德政”，我又在《寒夜》裡介紹了這個“陪都”唯一的時疫醫院。
倘使沒有那位局長的“德政”，鐘老也很有可能活下去，他在小說裡當然不是非死不可的人。
我這些話隻是說明作者并不常常憑空編造細節。
要不是當時有那麼多人害霍亂症死去，要不是有人對我講過時疫醫院的情形，我怎麼會想起把鐘老送到那裡去呢？連鐘老的墓地也不是出自我的想象。
“斜坡上”的孤墳裡埋着我的朋友缪崇群。
那位有獨特風格的散文作家很早就害肺病。
我一九三二年一月第一次看見他，他臉色蒼白，經常咳嗽，以後他的身體時好時壞，一九四五年一月他病死在北碚的江蘇醫院。
他的性格有幾分象汪文宣，他從來不肯麻煩别人，也害怕傷害别人，到處都不受人重視。
他沒有家，孤零零的一個人；靜悄悄地活着，又有點象鐘老。
據說他進醫院前，病在床上，想喝一口水也喝不到；他不肯開口，也不願讓人知道他的病痛。
他斷氣的時候，沒有一個熟人在場。
我得了消息連忙趕到北碚，隻看見他的新墳，就象我在小說裡描寫的那樣。
連兩個紙花圈也是原來的樣子，我不過把“崇群”二字換成了“又安”。
聽說他是因别的病緻死的。
害肺病一直發展到喉結核最後喪失了聲音痛苦死去的人我見過不多，但也不是太少。
朋友範予（我為他寫過一篇《憶範兄》）和魯彥（一位優秀的小說家，我那篇《寫給彥兄》便是紀念他的），還有我一個表弟……他們都是這樣悲慘地結束了一生的。
我為他們的死感到不平，感到憤怒，又因為自己不曾幫助他們減輕痛苦而感到懊悔。
我根據我的耳聞和目見，也根據範予病中寄來的信函，寫出汪文宣病勢的逐漸發展，一直到最後的死亡。
而且我還把我個人的感情也寫在書上。
汪文宣不應當早死，也不該受這麼大的痛苦，但是他終于慘痛地死去了。
我那些熟人也不應該受盡痛苦早早死去，可是他們的墳頭早已長滿青草了。
我懷着多麼悲痛的心情詛咒舊社會，為他們喊冤叫屈。
現在我卻萬分愉快、心情舒暢地歌頌象初升太陽一樣的新社會。
那些負屈含冤的善良的“小人物”要是死而有知，他們一定會在九泉含笑的。
不斷進步的科學和無比優越的新的社會制度已經征服了肺病，它今天不再使人談虎色變了。
這兩天我重讀《寒夜》，好象做了一個噩夢。
但是這樣的噩夢已經永遠、永遠地消失了！ 1961年11月20日—— 注釋： ①解放後我為《寒夜》新版寫的“内容提要”裡，有這樣的一段話：“長篇小說寫的是一九四四、四五年國民黨統治下的所謂‘戰時首都’重慶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