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談《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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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同他們漸漸地熟起來。
我愈往下寫，愈了解他們，我們中間的友誼也愈深。
他們三個人都是我的朋友。
我聽夠了他們的争吵。
我看到每個人的缺點，我了解他們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邁着大步朝一個不幸的結局走去，我也向他們每個人進過忠告。
我批評過他們，但是我同情他們，同情他們每個人。
我對他們發生了感情。
我寫到汪文宣斷氣，我心裡非常難過，我真想大叫幾聲，吐盡我滿腹的怨憤。
我寫到曾樹生孤零零地走在陰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勸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會掉進深淵裡去。
但是我沒法改變他們的結局，所以我為他們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會批評我浪費了同情，認為那三個人都有錯，值不得惋惜。
也有讀者寫信來問：那三個人中間究竟誰是誰非？哪一個是正面人物？哪一個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麼人？我的回答是：三個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個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
我想說，不能責備他們三個人，罪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罪在當時重慶的和國統區的社會。
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
我不是在這裡替自己辯護。
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噓和掩飾都毫無用處。
我隻是說明我執筆寫那一家人的時候，我究竟是怎樣地想法。
我已經說明《寒夜》的背景在重慶，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當時住的民國路那個三層“大樓”。
我住在樓下文化生活出版社裡面，他們住在三樓。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頭一次到民國路，也曾在三樓住過。
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續寫《寒夜》時，已經搬到了二樓臨街的房間。
這座“大樓”破破爛爛，是不久以前将就轟炸後的斷壁頹垣改修的。
不過在當時的重慶，象這樣的“大樓”已經是不錯的了，況且還裝上了有彈簧的縷花的大門。
樓下是商店和寫字間。
樓上有寫字間，有職員宿舍，也有私人住家。
有些屋子幹淨整齊，有些屋子搖搖晃晃，用木闆隔成的房間常常聽得見四面八方的聲音。
這種房間要是出租的話，租金絕不會少，而且也不易租到。
但也有人在“大樓”改修的時候，出了一筆錢，便可以搬進來住幾年，不再付房租。
汪文宣一家人住進來，不用說，還是靠曾樹生的社會關系，錢也是由她付出的。
他們搬到這裡來住，當然不是喜歡這裡的嘈雜和混亂，這一切隻能增加他們的煩躁，卻無法減少他們的寂寞。
唯一的原因是他們夫婦工作的地點就在這附近。
汪文宣在一個“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裡當校對，我不曾寫出那個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訴人圖書公司就是國民黨的正中書局。
我對正中書局的内部情況并不了解。
不過我不是在寫它的醜史，真實情況隻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醜惡，而且醜惡若幹倍。
我寫的是汪文宣，在國民黨統治下比什麼都不如的一個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一個象巴什馬金那樣到處受侮辱的小公務員。
他老老實實地辛苦工作，從不偷懶，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輕視。
至于他的妻子曾樹生，她在私立大川銀行裡當職員，大川銀行也在民國路附近。
她在銀行裡其實是所謂的“花瓶”，就是作擺設用的。
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
收入不會太少，還有機會找人幫忙做點投機生意。
她靠這些收入養活了半個家（另一半費用由她的丈夫擔任），供給了兒子上學，還可以使自己過着比較舒适的生活。
還有汪文宣的母親，她從前念過書，應當是雲南昆明的才女，戰前在上海過的也是安閑愉快的日子；抗戰初期跟着兒子回到四川（兒子原籍四川），沒有幾年的功夫卻變成了一個“二等老媽子”，象她的媳婦批評她的那樣。
她看不慣媳婦那種“花瓶”的生活，她不願意靠媳婦的收入度日，卻又不能不間接地花媳婦的錢。
她愛她的兒子，她為他的處境感到不平。
她越是愛兒子，就越是不滿意媳婦，因為媳婦不能象她那樣把整個心放在那一個人身上。
我在小說裡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
兩個善良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上海某某大學教育系畢業生靠做校對和做“花瓶”勉強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見不合的婆媳間的糾紛，夾在中間受氣的又是丈夫又是兒子的小公務員默默地吞着眼淚，讓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
這便是國民黨統治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悲劇的形式雖然不止這樣一種，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結局。
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孫三代，可是十三歲的初中學生在學校寄宿，他身體弱，功課緊，回家來不常講話，他在家也不會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說裡隻着重地寫了三個人，就是上面講過的那三個人。
關于他們，我還想聲明一次：生活是真
我愈往下寫，愈了解他們，我們中間的友誼也愈深。
他們三個人都是我的朋友。
我聽夠了他們的争吵。
我看到每個人的缺點，我了解他們争吵的原因，我知道他們每個人都邁着大步朝一個不幸的結局走去，我也向他們每個人進過忠告。
我批評過他們，但是我同情他們，同情他們每個人。
我對他們發生了感情。
我寫到汪文宣斷氣，我心裡非常難過，我真想大叫幾聲，吐盡我滿腹的怨憤。
我寫到曾樹生孤零零地走在陰暗的街上，我真想拉住她，勸她不要再往前走，免得她有一天會掉進深淵裡去。
但是我沒法改變他們的結局，所以我為他們的不孝感到痛苦。
我知道有人會批評我浪費了同情，認為那三個人都有錯，值不得惋惜。
也有讀者寫信來問：那三個人中間究竟誰是誰非？哪一個是正面人物？哪一個是反面的？作者究竟同情什麼人？我的回答是：三個人都不是正面人物，也都不是反面人物；每個人有是也有非；我全同情。
我想說，不能責備他們三個人，罪在蔣介石和國民黨反動政府，罪在當時重慶的和國統區的社會。
他們都是無辜的受害者。
我不是在這裡替自己辯護。
有作品在，作者自己的吹噓和掩飾都毫無用處。
我隻是說明我執筆寫那一家人的時候，我究竟是怎樣地想法。
我已經說明《寒夜》的背景在重慶，汪文宣一家人住的地方就是我當時住的民國路那個三層“大樓”。
我住在樓下文化生活出版社裡面，他們住在三樓。
一九四二年七月我頭一次到民國路，也曾在三樓住過。
一九四五年年底我續寫《寒夜》時，已經搬到了二樓臨街的房間。
這座“大樓”破破爛爛，是不久以前将就轟炸後的斷壁頹垣改修的。
不過在當時的重慶，象這樣的“大樓”已經是不錯的了，況且還裝上了有彈簧的縷花的大門。
樓下是商店和寫字間。
樓上有寫字間，有職員宿舍，也有私人住家。
有些屋子幹淨整齊，有些屋子搖搖晃晃，用木闆隔成的房間常常聽得見四面八方的聲音。
這種房間要是出租的話，租金絕不會少，而且也不易租到。
但也有人在“大樓”改修的時候，出了一筆錢，便可以搬進來住幾年，不再付房租。
汪文宣一家人住進來，不用說，還是靠曾樹生的社會關系，錢也是由她付出的。
他們搬到這裡來住，當然不是喜歡這裡的嘈雜和混亂，這一切隻能增加他們的煩躁，卻無法減少他們的寂寞。
唯一的原因是他們夫婦工作的地點就在這附近。
汪文宣在一個“半官半商的圖書公司”裡當校對，我不曾寫出那個公司的招牌，我想告訴人圖書公司就是國民黨的正中書局。
我對正中書局的内部情況并不了解。
不過我不是在寫它的醜史，真實情況隻有比汪文宣看到的、身受到的一切更醜惡，而且醜惡若幹倍。
我寫的是汪文宣，在國民黨統治下比什麼都不如的一個忠厚、善良的小知識分子，一個象巴什馬金那樣到處受侮辱的小公務員。
他老老實實地辛苦工作，從不偷懶，可是薪水不高，地位很低，受人輕視。
至于他的妻子曾樹生，她在私立大川銀行裡當職員，大川銀行也在民國路附近。
她在銀行裡其實是所謂的“花瓶”，就是作擺設用的。
每天上班，工作并不重要，隻要打扮得漂漂亮亮，能說會笑，讓經理、主任們高興就算是盡職了。
收入不會太少，還有機會找人幫忙做點投機生意。
她靠這些收入養活了半個家（另一半費用由她的丈夫擔任），供給了兒子上學，還可以使自己過着比較舒适的生活。
還有汪文宣的母親，她從前念過書，應當是雲南昆明的才女，戰前在上海過的也是安閑愉快的日子；抗戰初期跟着兒子回到四川（兒子原籍四川），沒有幾年的功夫卻變成了一個“二等老媽子”，象她的媳婦批評她的那樣。
她看不慣媳婦那種“花瓶”的生活，她不願意靠媳婦的收入度日，卻又不能不間接地花媳婦的錢。
她愛她的兒子，她為他的處境感到不平。
她越是愛兒子，就越是不滿意媳婦，因為媳婦不能象她那樣把整個心放在那一個人身上。
我在小說裡寫的就是這樣的一個家庭。
兩個善良的小資産階級知識分子，兩個上海某某大學教育系畢業生靠做校對和做“花瓶”勉強度日，不死不活的困苦生活增加了意見不合的婆媳間的糾紛，夾在中間受氣的又是丈夫又是兒子的小公務員默默地吞着眼淚，讓生命之血一滴一滴地流出去。
這便是國民黨統治下善良的知識分子的悲劇，悲劇的形式雖然不止這樣一種，但都不能避免家破人亡的結局。
汪文宣一家四口包括祖孫三代，可是十三歲的初中學生在學校寄宿，他身體弱，功課緊，回家來不常講話，他在家也不會引起人注意；所以我在小說裡隻着重地寫了三個人，就是上面講過的那三個人。
關于他們，我還想聲明一次：生活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