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一 談《寒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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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的，人物卻是拼湊攏來的。
當初我腦子裡并沒有一個真實的汪文宣。
隻有在小說脫稿以後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顔。
四年前吳楚帆先生到上海，請我去看他帶來的香港粵語片《寒夜》，他為我擔任翻譯。
我覺得我腦子裡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
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贊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縮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說，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
其實在金錢和地位占絕對優勢的舊社會裡，形象早已是無關重要的了。
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書局經理、主任，或者當上銀行經理、公司老闆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彎腰駝背，也會到處受人尊敬，誰管他有沒有淵博的學問，有沒有崇高的理想，過去在大學裡書念得好不好。
汪文宣應當知道這個“真相”。
可是他并不知道。
他天真地相信着壞蛋們的謊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來。
結果，他究竟得到了什麼呢？ 我在前面說過對于小說中那三個主要人物，我全同情。
但是我也批評了他們每一個人。
他們都有缺點，當然也有好處。
他們彼此相愛（婆媳兩人間是有隔閡的），卻又互相損害。
他們部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滅亡。
對汪文宣的死，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都有責任。
她們不願意他病死，她們想盡辦法挽救他，然而她們實際做到的卻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
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樣，他願意活下去，甚至在受盡痛苦之後，他仍然熱愛生活。
可是他終于違背了自己的意志，不聽母親和妻子的勸告，有意無意地糟蹋自己的身體，大步奔向毀滅。
這些都是為了什麼呢？難道三個人都發了狂？ 不，三個人都沒有發狂。
他們都是不由自主的。
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在後面指揮他們。
他們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犧牲品。
舊勢力要毀滅他們，他們不想保護自己。
其實他們并不知道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這些可憐人，他們的确象某一個批評家所說的那樣，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争過”。
他們中問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親；有的并不甘心屈服，還在另找出路，如曾樹生。
然而曾樹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會有什麼出路呢？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不會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吳楚帆主演的影片了。
影片裡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樹生差不多。
隻是她有一點跟我的人物不同。
影片裡的曾樹生害怕她的婆母。
她因為不曾舉行婚禮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輕視，自己也感到慚愧，隻要婆母肯原諒她，她甘願做個孝順媳婦。
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諒，把不行婚禮當作一件大罪，甚至因為它，甯願毀掉兒子的家庭幸福。
香港影片的編導這樣處理，可能有他們的苦衷。
我的小說人物卻不是這樣。
在我的小說裡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劇的主犯是蔣介石國民黨，是這個反動政權的統治。
我寫那幾個人物的時候，我的小說情節逐漸發展的時候，我這樣地了解他們，認識他們： 汪文宣的母親的确非常愛兒子，也願意跟着兒子吃苦。
然而她的愛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婦曾樹生所說，是一個“自私而又頑固、保守”的女人。
她不喜歡媳婦，因為一則，媳婦不是象她年輕時候那樣的女人，不是對婆母十分恭順的孝順媳婦；二則，她看不慣媳婦“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狀”，上館子，參加舞會，過那種“花瓶”的生活；三則，兒子愛媳婦勝過愛她。
至于“你不過是我兒子的‘姘頭’。
我是拿花轎接來的”，不過是在盛怒時候的一個作戰的武器，一句傷害對方的咒罵而已。
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已經沒有人計較什麼“結婚儀式”了。
兒子連家都養不活，做母親的哪裡還會念念不忘那種奢侈的儀式？她希望恢複的，是過去婆母的權威和舒适的生活。
雖然她自己也知道過去的日子不會再來，還是靠媳婦當“花瓶”，一家人才能夠勉強地過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覺地常常向媳婦擺架子發脾氣，而且正因為自己間接地花了媳婦的錢更不高興媳婦，常常借故在媳婦身上發洩自己的怨氣。
媳婦并不是逆來順受的女人，隻會給這位婆母碰釘子。
生活苦，環境不好，每個人都有滿肚皮的牢騷，一碰就發，發的次數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
因此婆媳間的不和越來越深，誰也不肯讓步。
這個平日锺愛兒子的母親到了怒火上升的時候，連兒子的話也聽不進去了。
結果兒子的家庭幸福也給破壞了。
雖然她常常想而且願意交出自己的一切來挽救兒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卻隻能加重兒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來。
汪文宣，這個忠厚老實的舊知識分子，在大學念教育系的時候，“滿腦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
當初我腦子裡并沒有一個真實的汪文宣。
隻有在小說脫稿以後我才看清了他的面顔。
四年前吳楚帆先生到上海，請我去看他帶來的香港粵語片《寒夜》，他為我擔任翻譯。
我覺得我腦子裡的汪文宣就是他扮演的那個人。
汪文宣在我的眼前活起來了，我贊美他的出色的演技，他居然縮短了自己的身材！一般地說，身材高大的人常常使人望而生畏，至少别人不敢随意欺侮他。
其實在金錢和地位占絕對優勢的舊社會裡，形象早已是無關重要的了。
要是汪文宣忽然得到某某人的提拔升任正中書局經理、主任，或者當上銀行經理、公司老闆等等，他即使骨瘦如柴、彎腰駝背，也會到處受人尊敬，誰管他有沒有淵博的學問，有沒有崇高的理想，過去在大學裡書念得好不好。
汪文宣應當知道這個“真相”。
可是他并不知道。
他天真地相信着壞蛋們的謊言，他有耐心地等待着好日子的到來。
結果，他究竟得到了什麼呢？ 我在前面說過對于小說中那三個主要人物，我全同情。
但是我也批評了他們每一個人。
他們都有缺點，當然也有好處。
他們彼此相愛（婆媳兩人間是有隔閡的），卻又互相損害。
他們部在追求幸福，可是反而努力走向滅亡。
對汪文宣的死，他的母親和他的妻子都有責任。
她們不願意他病死，她們想盡辦法挽救他，然而她們實際做到的卻是逼着他，推着他早日接近死亡。
汪文宣自己也是一樣，他願意活下去，甚至在受盡痛苦之後，他仍然熱愛生活。
可是他終于違背了自己的意志，不聽母親和妻子的勸告，有意無意地糟蹋自己的身體，大步奔向毀滅。
這些都是為了什麼呢？難道三個人都發了狂？ 不，三個人都沒有發狂。
他們都是不由自主的。
他們的一舉一動都不是出于本心，快要崩潰的舊社會、舊制度、舊勢力在後面指揮他們。
他們不反抗，所以都做了犧牲品。
舊勢力要毀滅他們，他們不想保護自己。
其實他們并不知道怎樣才能保護自己。
這些可憐人，他們的确象某一個批評家所說的那樣，始終不曾“站起來為改造生活而鬥争過”。
他們中問有的完全忍受，象汪文宣和他的母親；有的并不甘心屈服，還在另找出路，如曾樹生。
然而曾樹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會有什麼出路呢？她想擺脫毀滅的命運，可是人朝南走絕不會走到北方。
我又想起吳楚帆主演的影片了。
影片裡的女主角跟我想象中的曾樹生差不多。
隻是她有一點跟我的人物不同。
影片裡的曾樹生害怕她的婆母。
她因為不曾舉行婚禮便和汪文宣同居，一直受到婆母的輕視，自己也感到慚愧，隻要婆母肯原諒她，她甘願做個孝順媳婦。
可是婆母偏偏不肯原諒，把不行婚禮當作一件大罪，甚至因為它，甯願毀掉兒子的家庭幸福。
香港影片的編導這樣處理，可能有他們的苦衷。
我的小說人物卻不是這樣。
在我的小說裡造成汪文宣家庭悲劇的主犯是蔣介石國民黨，是這個反動政權的統治。
我寫那幾個人物的時候，我的小說情節逐漸發展的時候，我這樣地了解他們，認識他們： 汪文宣的母親的确非常愛兒子，也願意跟着兒子吃苦。
然而她的愛是自私的，正如她的媳婦曾樹生所說，是一個“自私而又頑固、保守”的女人。
她不喜歡媳婦，因為一則，媳婦不是象她年輕時候那樣的女人，不是對婆母十分恭順的孝順媳婦；二則，她看不慣媳婦“一天打扮得妖形怪狀”，上館子，參加舞會，過那種“花瓶”的生活；三則，兒子愛媳婦勝過愛她。
至于“你不過是我兒子的‘姘頭’。
我是拿花轎接來的”，不過是在盛怒時候的一個作戰的武器，一句傷害對方的咒罵而已。
因為在一九四四年，已經沒有人計較什麼“結婚儀式”了。
兒子連家都養不活，做母親的哪裡還會念念不忘那種奢侈的儀式？她希望恢複的，是過去婆母的權威和舒适的生活。
雖然她自己也知道過去的日子不會再來，還是靠媳婦當“花瓶”，一家人才能夠勉強地過日子，可是她仍然不自覺地常常向媳婦擺架子發脾氣，而且正因為自己間接地花了媳婦的錢更不高興媳婦，常常借故在媳婦身上發洩自己的怨氣。
媳婦并不是逆來順受的女人，隻會給這位婆母碰釘子。
生活苦，環境不好，每個人都有滿肚皮的牢騷，一碰就發，發的次數愈多，愈不能控制自己。
因此婆媳間的不和越來越深，誰也不肯讓步。
這個平日锺愛兒子的母親到了怒火上升的時候，連兒子的話也聽不進去了。
結果兒子的家庭幸福也給破壞了。
雖然她常常想而且願意交出自己的一切來挽救兒子的生命，可是她的怒火卻隻能加重兒子的病，促使死亡早日到來。
汪文宣，這個忠厚老實的舊知識分子，在大學念教育系的時候，“滿腦子都是理想”，有不少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