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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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公司裡就隻有鐘老這麼一個朋友。
鐘老死去以後，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間的聯系。
現在可以說公司跟他完全沒有關系了。
下班時他仔細地把自己的辦公桌收拾清楚。
下樓出門時，他還在鐘老的座位前站了一會兒。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後來走出大門，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門口，他覺得自己快要跟這個地方永别了。
事實上他第二天還來，第三天還來，第四天還來，一直到第六天他還來。
那天下午有幾個同事約好到鐘老的墓地去。
他也參加。
他們搭長途汽車去，也搭長途汽車回來。
他們被人象裝沙丁魚似的塞在車子裡面。
他幾乎連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腳懸在空中。
一路上車子颠簸得厲害，車裡悶熱，空氣壞，他心裡很不好過，差一點要在車上嘔吐了。
鐘老就葬在時疫醫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塊小地方，墳上土已經幹了，還沒有長草，隻放了一個紙花圈，是用紅、白、綠三色土花紙紮成的。
上款寫“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寫“一中書局挽”。
另外還有一個花圈綁在一個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卻是“弟方永成敬挽”，這是主任送的，也是紙紮的花圈。
來不及立碑，就讓這兩個沒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這樣辦喪事，也太簡陋了，一共花不了幾個錢，”一個同事說。
“這已經不容易了。
要是周主任在這兒，恐怕連這樣也辦不到，”另一個同事說。
“其實想得開一點，人死了，再怎樣，也沒有意思。
還不如生前待得好一點，”第三個同事插嘴說。
“對，我就是這個意思。
公司對我們活着的人也不過如是，何況死人！”第二個說話的人接口說。
沒有人跟汪文宣講話。
他們好象都在避開他。
他一個人站在一個角裡，膽怯地望着他那個朋友的墳頭，好象他真害怕他們随時都會把他趕走似的。
淚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現在眼睛又痛。
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
怎麼花圈上寫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
他看錯了，那裡明明是“又安”兩個字。
不，不是他看錯。
他想到了另一個同樣的紙花圈，白紙條的上款的确寫着他的名字。
他也會躺在這同樣的土堆下面。
陪伴他的也隻有這同樣的荒涼的環境。
同事們都走了，他們回到城裡去了。
他們臨走時并不喚他一聲。
他一個人立在墓前不時左右觀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現在是來看他的簡陋的新居。
天空裡黑雲愈積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漸陰暗，後來連他也覺察出來了。
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趕到長途汽車站去。
他并沒有跑，但是到了車站，他已經滿頭大汗，氣喘得沒有辦法。
他隻等了半點多鐘就被人擠上了車子。
在車上站了一點又二三十分鐘，才到了他住處的附近。
本來汽車隻走四十多分鐘，這次因為半途遇雨，雨太大，車子在中途停了若幹時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來。
從這時起他便沒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發着低熱，淌着汗，不停地哮喘。
他講話的時候喉嚨呼盧呼盧地響。
他的胸部、喉嚨都痛得厲害。
但是他并不常常發出呻吟。
他默默地忍受一切。
他不讓小宣回家。
在母親面前他的話更少了，看見母親對他流淚時，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斷了念。
可是母親卻不肯放棄這個絕望的戰鬥。
母親請了西醫來給他診病，西醫搖搖頭，表示他的病已經不是藥物所能治療的了。
她隻得又向張伯情求助，張伯情曾經帶給她一線希望，可是現在連張伯情也覺得沒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終于完全失去，現在他說話連自己也聽不見了。
他第一次發現這種情形時，他傷心地哭了一場。
這所謂哭也不過是眼淚暢流，哭出來他倒覺得心裡較為暢快。
母親看見他在哭，過來問他為了什麼。
他答不出聲，隻有張開嘴用手指指着喉嚨。
她明白了他的痛苦。
她沉默半夭，才憐愛地說：
鐘老死去以後，他失去了自己跟公司中間的聯系。
現在可以說公司跟他完全沒有關系了。
下班時他仔細地把自己的辦公桌收拾清楚。
下樓出門時，他還在鐘老的座位前站了一會兒。
他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後來走出大門，他又用古怪的眼光看了門口，他覺得自己快要跟這個地方永别了。
事實上他第二天還來，第三天還來，第四天還來，一直到第六天他還來。
那天下午有幾個同事約好到鐘老的墓地去。
他也參加。
他們搭長途汽車去，也搭長途汽車回來。
他們被人象裝沙丁魚似的塞在車子裡面。
他幾乎連站的地方也找不到，他不得不把左腳懸在空中。
一路上車子颠簸得厲害，車裡悶熱，空氣壞，他心裡很不好過，差一點要在車上嘔吐了。
鐘老就葬在時疫醫院附近斜坡上的一塊小地方，墳上土已經幹了，還沒有長草，隻放了一個紙花圈，是用紅、白、綠三色土花紙紮成的。
上款寫“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寫“一中書局挽”。
另外還有一個花圈綁在一個木架子上，高高地立在墓前，上款仍是“又安先生千古”，下款卻是“弟方永成敬挽”，這是主任送的，也是紙紮的花圈。
來不及立碑，就讓這兩個沒有香味的花圈一立一躺地陪伴着和善的老人。
“公司就這樣辦喪事，也太簡陋了，一共花不了幾個錢，”一個同事說。
“這已經不容易了。
要是周主任在這兒，恐怕連這樣也辦不到，”另一個同事說。
“其實想得開一點，人死了，再怎樣，也沒有意思。
還不如生前待得好一點，”第三個同事插嘴說。
“對，我就是這個意思。
公司對我們活着的人也不過如是，何況死人！”第二個說話的人接口說。
沒有人跟汪文宣講話。
他們好象都在避開他。
他一個人站在一個角裡，膽怯地望着他那個朋友的墳頭，好象他真害怕他們随時都會把他趕走似的。
淚水使他的眼睛模糊了，他肺痛，喉痛，現在眼睛又痛。
他揉眼睛，用力擦眼睛。
怎麼花圈上寫着他的名字：文宣！他定了定神。
他看錯了，那裡明明是“又安”兩個字。
不，不是他看錯。
他想到了另一個同樣的紙花圈，白紙條的上款的确寫着他的名字。
他也會躺在這同樣的土堆下面。
陪伴他的也隻有這同樣的荒涼的環境。
同事們都走了，他們回到城裡去了。
他們臨走時并不喚他一聲。
他一個人立在墓前不時左右觀望，他好象不是在拜望一位朋友，他現在是來看他的簡陋的新居。
天空裡黑雲愈積愈厚，四周的景色逐漸陰暗，後來連他也覺察出來了。
他不能再留下，便匆匆地趕到長途汽車站去。
他并沒有跑，但是到了車站，他已經滿頭大汗，氣喘得沒有辦法。
他隻等了半點多鐘就被人擠上了車子。
在車上站了一點又二三十分鐘，才到了他住處的附近。
本來汽車隻走四十多分鐘，這次因為半途遇雨，雨太大，車子在中途停了若幹時候。
他回到家就力竭地睡倒下來。
從這時起他便沒有再去公司了。
他整天躺在床上，發着低熱，淌着汗，不停地哮喘。
他講話的時候喉嚨呼盧呼盧地響。
他的胸部、喉嚨都痛得厲害。
但是他并不常常發出呻吟。
他默默地忍受一切。
他不讓小宣回家。
在母親面前他的話更少了，看見母親對他流淚時，他常常苦笑。
他完全斷了念。
可是母親卻不肯放棄這個絕望的戰鬥。
母親請了西醫來給他診病，西醫搖搖頭，表示他的病已經不是藥物所能治療的了。
她隻得又向張伯情求助，張伯情曾經帶給她一線希望，可是現在連張伯情也覺得沒有治愈的把握了。
他的嗓音終于完全失去，現在他說話連自己也聽不見了。
他第一次發現這種情形時，他傷心地哭了一場。
這所謂哭也不過是眼淚暢流，哭出來他倒覺得心裡較為暢快。
母親看見他在哭，過來問他為了什麼。
他答不出聲，隻有張開嘴用手指指着喉嚨。
她明白了他的痛苦。
她沉默半夭，才憐愛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