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中國國家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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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局促得很多。
除了魏國以外，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地方因為地處區域的中心而備受蹂躏，這就是所謂的“地理決定命運”。
在歐亞大陸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
中歐（包括很大一部分東歐）和中亞的境遇與魏國所處的中原很類似。
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和中國的面積大緻相同，也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但中國的地理環境更為封閉）。
歐洲的地理中心因為大國力量消長和由此而來的邊境線變更而有所擺動，但總是在中東歐一帶，即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前南斯拉夫的幾個國家。
除了德國和匈牙利之外，這些國家的多數居民都屬于斯拉夫族的分支。
與中原相比，中東歐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因為它的民族組成複雜，地形破碎，還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
中東歐成為歐洲的中原是比較晚近的事情。
歐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擋了羅馬帝國北上進入中歐。
日爾曼人、斯拉夫人、馬紮爾人等先後在此建國。
從黎塞留時期開始，一直到德國統一，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一貫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歐的分裂。
德國統一是在打敗了法國之後。
德國人曾經熱衷于地緣政治，因為他們知道不利的地理環境會帶來巨大災難。
二戰後，德國再次分裂，東西兩部分互相對立。
東歐是蘇聯集團的成員，更是蘇聯與西方對立的前沿。
冷戰之後，德國獲得統一，而東歐各國加入了北約。
其實東歐隻不過原地向後轉，成為西方觀察俄國的前沿。
它們換了陣線，它們的地緣政治地位沒有改變。
中原是中國的中心，中東歐是歐洲的中心。
中國和歐洲分列歐亞大陸東西兩端。
歐亞大陸有自己的中心。
以費爾幹納盆地（一個富饒的綠洲）為中心的中亞地區就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中心。
中亞是文化中心，又是東西方交流的必經之路，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在史前時期已經是這樣了。
文明的傳播學派認為，中國古文明的許多因素很可能從兩河、黑海經中亞而來。
後來，從中國到印度的取經之路、到羅馬的絲綢之路，都要經過中亞。
麥高文寫到： 中央亞細亞之地，在人類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許多風俗習慣和藝術發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間的媒介。
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7頁，中華書局，2004年。
中亞還是地緣政治争鬥的中心。
在19世紀及其前後，俄國人南下謀求暖水港口，英國人北上尋求穩定的邊疆，兩股勢力在中亞的阿富汗交彙了。
在冷戰時期則分别是蘇聯和美國。
現在，俄國已經退出，而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如英國）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樂乎。
這些國家好像忘記了還很近的曆史。
好在曆史總是在被遺忘的時候重演一次，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它的存在。
另一個“中”與中原、中歐、中亞有所不同，這就是地中海。
除了島嶼（如克裡特島，埃及到希臘航線上的“中途島”），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個通道。
地中海周圍孕育了人類最早期的文明：兩河流域、埃及，以及猶太、希臘、羅馬。
該地區還有許多消亡的古老帝國，沒有直接的文明繼承者。
除了中國和印度，以及時間上較晚、又幾乎被消滅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東地中海和地中海以東。
這些古老的文明實際上位于地中海的邊緣。
地中海是便利的貿易通道，在遠古時期，跨海作戰非常艱難。
《荷馬史詩》中的希臘人遠征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圍攻10年後才利用木馬計攻下這座城邦。
所以，地中海更多地傳送财富和文明，而較少是戰争和暴力。
這是地中海的一個好處。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 國家是暴力機器。
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國家對内，有些國家對外。
暴力和戰争導緻國家的形成。
很少有國家是和平建立的。
近現代的美國、以色列、印度等國是通過暴力立國，彈丸之地東帝汶的獨立需要長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還在努力之中。
現存的民族都在戰争中幸存下來的。
許多戰敗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來得及形成現代民族的共同體）在曆史中消失了。
一個國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鄰國特别是敵對的鄰國所規定。
對戎狄作戰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大動力。
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國曆史的最強大力量。
北方部落或民族不僅在北方建立過王朝，如北魏、西夏、遼、金，還建立過大一統王朝：元與清。
且不說元朝，清朝強盛時期的國土面積幾乎比明朝時擴大了一倍。
那時清朝的領土還包括後來被沙皇俄國割去的滿族老家。
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騎兵和槍炮，而北方好戰的民風同樣重要。
從春秋争霸、楚王問鼎，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後會增加一個結構較為松散的封建王朝。
但這次與三代有所不同。
秦時的人口增加，荒野減少，馳道使軍隊能夠以很快的速度運動，而騎兵的出現更加縮小了地理範圍。
皇權的控制能力因此強大了許多。
這是郡縣制取代封建制的技術原因。
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戰和殺戮，法家的集權和弄權，秦始皇最後完成了這個過程。
秦沒有進行周初那樣的道德體系建設。
秦朝既依賴武力，又集中權力，從而開創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國專制制度。
這個制度專一榨取本國人民。
蒂利認為，國家維持統治和戰争的資金來源有兩種基本模式，其一是強制榨取，其二是資本運作，此外還有一些中間模式。
他說： 在強制密集的模式裡，統治者從他們自己的人口和他們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戰争資源，在此過程中建立起龐大的榨取機構。
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原書以楷體表示強調部分。
中國顯然屬于強制模式。
資本在中國曆史上幾乎聞所未聞。
官府的收入來自稅賦，可以随意強行增加，沒有資本模式中的讨價還價，更沒有償還債務這種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剝削。
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權力的動力增加了。
龐大的榨取機構更加強了統治者的權力，導緻權力無孔不入，官員越來越多，機構臃腫。
集權制度在榨取中日複一日地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輪的榨取開始。
能夠以武力統一國家的必定是一個暴力集團、集權集團，這個事實不涉及道德，與道德沒有太大關系。
如果秦朝能夠像周初那樣完成文明化的過程，中國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将在統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權力的多元化。
這樣的中國一定更加繁榮。
20世紀末，在展望歐洲前景時，基辛格說： 中國是擁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曆史、而含納不同語言的一個大國。
歐洲若非十七世紀爆發宗教戰争，或許就會演變成中國這樣子；如果歐盟能夠實現其支持者的願望，它也有可能成為中國這樣子。
基辛格：《大外交》，749頁。
按照基辛格的說法（實際上這是一個常識），中國的統一領先歐洲2000餘年。
盡管在秦之後中國也出現過長期的分裂，但中國的統一之勢沒有改變。
分裂時，中國人總在想着統一。
如今，歐洲也走上了中國式的統一道路，也許可以避免再出現以往那樣頻繁的戰争。
歐盟發源于西歐，現在它在西歐自身尚需整合之時已經在東擴了。
其原因是它的政治體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納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經濟是擴張性的，可以提攜更低的發展水平，而不會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
中國在統一方面領先歐洲，但在制度建設方面遠遠落後于歐洲，原因是大一統的局勢使得統治者不再承受國内、國際的壓力。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但中國在秦朝時就已經超越了國家階段，早已不是歐洲意義上的國家。
現在，區域一體化不可避免，但這個過程卻不可使用武力。
中國應該借鑒歐盟的經驗，和平地擴展她的範圍，從而為東亞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
除了魏國以外，這個世界上還有一些地方因為地處區域的中心而備受蹂躏，這就是所謂的“地理決定命運”。
在歐亞大陸的中部和西部也有各自的中原中央平原。
中歐（包括很大一部分東歐）和中亞的境遇與魏國所處的中原很類似。
烏拉爾山以西的歐洲和中國的面積大緻相同，也自成一個相對獨立的地理單元（但中國的地理環境更為封閉）。
歐洲的地理中心因為大國力量消長和由此而來的邊境線變更而有所擺動，但總是在中東歐一帶，即德國、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前南斯拉夫的幾個國家。
除了德國和匈牙利之外，這些國家的多數居民都屬于斯拉夫族的分支。
與中原相比，中東歐的情況要複雜得多，因為它的民族組成複雜，地形破碎，還不是歐洲的文化中心。
中東歐成為歐洲的中原是比較晚近的事情。
歐洲的早期文明主要限于地中海北岸，茂密的森林阻擋了羅馬帝國北上進入中歐。
日爾曼人、斯拉夫人、馬紮爾人等先後在此建國。
從黎塞留時期開始，一直到德國統一，法國在歐洲大陸上的一貫目标就是保持和利用中歐的分裂。
德國統一是在打敗了法國之後。
德國人曾經熱衷于地緣政治，因為他們知道不利的地理環境會帶來巨大災難。
二戰後，德國再次分裂，東西兩部分互相對立。
東歐是蘇聯集團的成員，更是蘇聯與西方對立的前沿。
冷戰之後，德國獲得統一，而東歐各國加入了北約。
其實東歐隻不過原地向後轉，成為西方觀察俄國的前沿。
它們換了陣線，它們的地緣政治地位沒有改變。
中原是中國的中心，中東歐是歐洲的中心。
中國和歐洲分列歐亞大陸東西兩端。
歐亞大陸有自己的中心。
以費爾幹納盆地（一個富饒的綠洲）為中心的中亞地區就是整個歐亞大陸的中心。
中亞是文化中心，又是東西方交流的必經之路，這是由它的地理位置決定的，在史前時期已經是這樣了。
文明的傳播學派認為，中國古文明的許多因素很可能從兩河、黑海經中亞而來。
後來，從中國到印度的取經之路、到羅馬的絲綢之路，都要經過中亞。
麥高文寫到： 中央亞細亞之地，在人類文化史上，久居重要的地位，它一方面是許多風俗習慣和藝術發源的中心，一方面又是上古世界一切主要文化中心間的媒介。
WM麥高文：《中亞古國史》，7頁，中華書局，2004年。
中亞還是地緣政治争鬥的中心。
在19世紀及其前後，俄國人南下謀求暖水港口，英國人北上尋求穩定的邊疆，兩股勢力在中亞的阿富汗交彙了。
在冷戰時期則分别是蘇聯和美國。
現在，俄國已經退出，而美國和它的盟友們（如英國）正在阿富汗忙得不亦樂乎。
這些國家好像忘記了還很近的曆史。
好在曆史總是在被遺忘的時候重演一次，提醒人們不要忽視它的存在。
另一個“中”與中原、中歐、中亞有所不同，這就是地中海。
除了島嶼（如克裡特島，埃及到希臘航線上的“中途島”），地中海上不可能有居民，它是一個通道。
地中海周圍孕育了人類最早期的文明：兩河流域、埃及，以及猶太、希臘、羅馬。
該地區還有許多消亡的古老帝國，沒有直接的文明繼承者。
除了中國和印度，以及時間上較晚、又幾乎被消滅的美洲印第安文明外，古老的文明大都集中在東地中海和地中海以東。
這些古老的文明實際上位于地中海的邊緣。
地中海是便利的貿易通道，在遠古時期，跨海作戰非常艱難。
《荷馬史詩》中的希臘人遠征小亞細亞的特洛伊，圍攻10年後才利用木馬計攻下這座城邦。
所以，地中海更多地傳送财富和文明，而較少是戰争和暴力。
這是地中海的一個好處。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 國家是暴力機器。
暴力使用的方向，有些國家對内，有些國家對外。
暴力和戰争導緻國家的形成。
很少有國家是和平建立的。
近現代的美國、以色列、印度等國是通過暴力立國，彈丸之地東帝汶的獨立需要長期的暴力，而巴勒斯坦人還在努力之中。
現存的民族都在戰争中幸存下來的。
許多戰敗的民族和前民族（尚未來得及形成現代民族的共同體）在曆史中消失了。
一個國家的特性往往由它的鄰國特别是敵對的鄰國所規定。
對戎狄作戰是中國之所以成為中國的一大動力。
在西方入侵之前，戎狄是塑造中國曆史的最強大力量。
北方部落或民族不僅在北方建立過王朝，如北魏、西夏、遼、金，還建立過大一統王朝：元與清。
且不說元朝，清朝強盛時期的國土面積幾乎比明朝時擴大了一倍。
那時清朝的領土還包括後來被沙皇俄國割去的滿族老家。
清朝的征服得益于騎兵和槍炮，而北方好戰的民風同樣重要。
從春秋争霸、楚王問鼎，到秦始皇一統天下，似乎在夏、商、周之後會增加一個結構較為松散的封建王朝。
但這次與三代有所不同。
秦時的人口增加，荒野減少，馳道使軍隊能夠以很快的速度運動，而騎兵的出現更加縮小了地理範圍。
皇權的控制能力因此強大了許多。
這是郡縣制取代封建制的技術原因。
在文化方面，秦融合了戎狄的好戰和殺戮，法家的集權和弄權，秦始皇最後完成了這個過程。
秦沒有進行周初那樣的道德體系建設。
秦朝既依賴武力，又集中權力，從而開創了中國2000多年的帝國專制制度。
這個制度專一榨取本國人民。
蒂利認為，國家維持統治和戰争的資金來源有兩種基本模式，其一是強制榨取，其二是資本運作，此外還有一些中間模式。
他說： 在強制密集的模式裡，統治者從他們自己的人口和他們征服的人口中榨取戰争資源，在此過程中建立起龐大的榨取機構。
查爾斯·蒂利：《強制、資本和歐洲國家》，34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
原書以楷體表示強調部分。
中國顯然屬于強制模式。
資本在中國曆史上幾乎聞所未聞。
官府的收入來自稅賦，可以随意強行增加，沒有資本模式中的讨價還價，更沒有償還債務這種事情，完全是赤裸裸的剝削。
為了榨取更多的利益，官府和官吏使用權力的動力增加了。
龐大的榨取機構更加強了統治者的權力，導緻權力無孔不入，官員越來越多，機構臃腫。
集權制度在榨取中日複一日地強化，形成一個惡性循環，直到王朝被暴力推翻，新一輪的榨取開始。
能夠以武力統一國家的必定是一個暴力集團、集權集團，這個事實不涉及道德，與道德沒有太大關系。
如果秦朝能夠像周初那樣完成文明化的過程，中國曆史将有很大的不同。
中國将在統一之下保留多元化，包括權力的多元化。
這樣的中國一定更加繁榮。
20世紀末，在展望歐洲前景時，基辛格說： 中國是擁有共同的文字、共同的文化以及共同的曆史、而含納不同語言的一個大國。
歐洲若非十七世紀爆發宗教戰争，或許就會演變成中國這樣子；如果歐盟能夠實現其支持者的願望，它也有可能成為中國這樣子。
基辛格：《大外交》，749頁。
按照基辛格的說法（實際上這是一個常識），中國的統一領先歐洲2000餘年。
盡管在秦之後中國也出現過長期的分裂，但中國的統一之勢沒有改變。
分裂時，中國人總在想着統一。
如今，歐洲也走上了中國式的統一道路，也許可以避免再出現以往那樣頻繁的戰争。
歐盟發源于西歐，現在它在西歐自身尚需整合之時已經在東擴了。
其原因是它的政治體制是包容性的，可以容納更多不同的文明；它的經濟是擴張性的，可以提攜更低的發展水平，而不會被拖累。
有得必有失。
中國在統一方面領先歐洲，但在制度建設方面遠遠落後于歐洲，原因是大一統的局勢使得統治者不再承受國内、國際的壓力。
武力是國家形成的基礎，但中國在秦朝時就已經超越了國家階段，早已不是歐洲意義上的國家。
現在，區域一體化不可避免，但這個過程卻不可使用武力。
中國應該借鑒歐盟的經驗，和平地擴展她的範圍，從而為東亞地區帶來持久的和平與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