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緣政治學的曆史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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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模式：一是大陸模式，一是島國模式。
法國是歐洲第一個民族國家，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圍之中，因此最早産生了均勢的思想。
自路易十一之後，法國時常懷有帝國野心，屢遭挫折而不甘失敗。
在拿破侖戰争和普法戰争中兩次被打敗之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急劇下降，在地緣政治遊戲中處于被動。
19世紀有兩種均勢模式分别以英國和德國兩大玩家為代表，雖從歐洲早期曆史中發展而來，卻與法國無關。
基辛格總結說： 十九世紀的勢力均衡體系有兩種模式：帕默斯頓、狄斯累裡所主張的英國模式，以及俾斯麥模式。
英國模式是坐等勢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脅後，才挺身介入，而且幾乎永遠站到弱者這一方。
俾斯麥則設法防止挑戰發生，它主張盡可能與許多國家建立密切關系，建立交叉重疊的盟國體系，并進而用影響力讓競争者的主張溫和下來。
《大外交》，773頁。
這是一個簡要而準确的總結。
基辛格隻說“俾斯麥模式”，不說“德國模式”，原因是俾斯麥的政策在德國沒有繼承者。
基辛格一向推崇俾斯麥。
英國模式與俾斯麥模式的區别是島國和大陸國家地緣環境差别造成的。
大陸國家與其他國家沒有地理間隔，因此沒有條件坐等均勢遭到破壞，必須及早做出安排。
在俾斯麥退休之後，德國從均勢的維持者變成了破壞者，兩次挑起戰争，兩次戰敗，失去了德國統一時争取到的大片土地和衆多德意志人。
這是德國決策者們的最大失誤。
他們完全忽視了德國不具備打破均勢的地緣政治條件。
德國處在大國的包圍之中，本不應輕舉妄動。
島國的均勢也有不同。
英國和日本都是狂熱的殖民擴張國家。
英國的殖民地在遠離本土的地方，在美洲、非洲和亞洲，不會對歐洲大陸的均勢産生直接影響。
日本的殖民企圖是早熟的，在它還不夠強大時産生。
日本不能遠行，遠方也沒有空白的土地。
日本隻能侵略它的鄰國，它的文化母國。
日本的侵略戰争打破了本地區的均勢，美國參戰不可避免。
否則，美國不僅将失去在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的利益，夏威夷和本土的西海岸都将受到威脅。
而且美國也是一個擴張中的國家，不可能不戰而退。
c?均勢的美國模式：輻辏 美國是歐亞大陸之外的一個“島國”。
“維持均勢的政策尤其适合于超然于大陸競争之外的島國”。
《權力政治》，116頁。
但美國一點都沒有超然于大陸之外。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均勢制造者，也是最大的均勢破壞者——取決于某一均勢範圍是否對美國有利。
每一個均勢範圍都必須由美國發揮杠杆或中樞作用，其他國家則互相對立，或彼此孤立。
這樣，這個範圍就離不開美國。
即使在歐洲，美國也不能容忍建立獨立的歐洲軍隊。
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韓國仍依賴美國駐軍，而三八線南北的長期敵對顯然有美國的很大功勞。
在中東，以色列必須依靠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才能夠對抗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國家為了對抗以色列，也離不開美國的支持。
根據美國和以色列在2007年8月16日簽署的國防援助備忘錄，在此後10年中，美國将向以色列提供3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在此前的10年中，美對以的軍援是240億美元，新的軍援增加了25%。
這是美國對以色列40年軍事援助的繼續。
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宣布将向沙特阿拉伯等6個海灣國家出售價值至少200億美元的武器。
美國還打算在未來10年内向埃及提供1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樣，美國制造并維持着中東的均勢，使對立的雙方都依賴美國以和另一方抗衡，同時也孤立和弱化了該地區不服從美國的國家，如伊朗和叙利亞。
真是一箭雙雕。
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一範圍内沒有美國的勢力，那麼美國就會制造混亂，打破團結，把自己變成這個均勢的參與者和維持者，使各方都離不開自己。
最明顯的是拉美。
大國普遍使用“分而治之”的伎倆，大英帝國最為老練。
在英國人離開的地方經常會發生血腥沖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與中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伊拉克與科威特，還有非洲的許多地方。
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之前，英國也在香港制造分裂和紛争，以民主的名義使香港與大陸出現對立，以便它上下其手。
大英帝國已經日薄西山。
美國出色地繼承了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這份遺産。
台灣海峽是一例。
台灣是一個小島，很難和大陸抗衡。
在美國的幫助之下，台灣憑借一道海峽與大陸對峙。
雖然兩岸沒有爆發戰争，但都付出了巨大代價。
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從海峽兩岸同時獲利。
美國需要保持台灣在軍事技術上對大陸的優勢，以彌補台灣在軍隊數量和縱深上的不足。
而為此，美國隻需出售較落後、甚至被淘汰的武器，如基德艦和柴油潛艇等。
由于在技術上領先很多，美國的均勢政策可以長期維持下去。
但問題是，台灣能夠負擔得起嗎？大陸将始終占有武器和士兵的數量優勢，技術也在提高。
台灣的防禦壓力會越來越大，如不緩和，最後隻落得為美國服務。
在台海問題上，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手，哪怕引起一場大戰。
坐山觀虎鬥是美國的一貫政策。
1941年6月，在德國向蘇聯發起閃擊戰之後，美國的一位參議員提議說： 如果我們眼見德國正在赢得戰争，我們就應當幫助蘇聯，而如果蘇聯正在赢得戰争，我們就應當幫助德國，以此讓它們盡可能多地彼此殺戮。
《紐約時報》1941年6月24日。
轉引自《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2頁，約翰?加迪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四年後，這位參議員以副總統職務接任去世的羅斯福總統，入主白宮并獲得連任。
他就是哈裡?杜魯門總統（1945-1953在位）。
美蘇之間的冷戰在他執政期開始。
杜魯門的思想在美國并不獨特。
喬治?凱南也說過類似的話。
凱南的政策更加主動： 我們在世界的敵對或不可靠的勢力中間确立一種均勢：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們彼此争鬥，确保它們在彼此沖突中消耗。
出自1948年12月凱南在國家軍事學院的演講。
轉引自《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29頁。
美國和英國一樣享有島國的優勢。
當歐亞大陸上發生戰争時，美國可以靜觀其變，然後再決定站在哪一邊，以及何時加入戰局。
但是，美國又與英國不一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與歐亞大陸及周邊島國建立了多個軍事同盟。
這些條約彼此牽連，與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不同，卻接近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并更向前邁進了一步，制定了“先發制人”的戰略。
部分原因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上有大量的軍事存在。
它的海空軍分布在歐亞大陸之上以及四周（日本列島、琉球群島、關島、夏威夷群島、迪戈加西亞島，等等）。
現在美國的軍事已經占有壓倒性的優勢，再加上美國的軍事盟友也是軍事大國，因此，美國在全球都占有絕對的軍事優勢。
美國的國際戰略至少有兩重目标：其一是遏制任何潛在的挑戰者，中國因其龐大的人口和快速發展成為第一選擇；其二是防止盟友擺脫美國的号令——失去盟友就會使美國失去在歐亞大陸的立足點。
沒有了立足點，美國對俄國、中國等大陸國家的遏制也就失去了用力的支撐點。
在歐亞大陸上制造國家間的猜疑、不滿和對立，則能取到一箭雙雕的效果：既遏制了潛在的挑戰者，又整肅了隊伍，迫使盟國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周圍。
所以，在歐亞大陸各國之間制造危機是美國的根本戰略。
一個團結的歐盟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符合歐洲大陸外島英國的利益。
美英的對策是制造外部威脅，一是把俄國包裝成一個威脅，二是把俄國刺激成一個威脅。
在21世紀初，英國和俄國之間的間諜案，美國在東歐建立反導系統，就分别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任何一個組織擴張過度，必然會失去内部凝聚力。
所以，美國的另一個辦法是向歐盟内部“摻沙子”。
美國極力支持土耳其、烏克蘭加入歐盟。
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奧斯曼帝國的孑遺、伊拉克的鄰國。
土耳其加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歐盟，必将改變歐盟的性質和行動能力。
烏克蘭是一個東正教國家，在斯拉夫民族的各國中與俄國的血緣最近。
如果烏克蘭加入歐盟，歐盟與俄國的對立将更加直接。
基辛格說：“俾斯麥的操縱均勢，卻和美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傳統方法可能更如出一轍。
”《大外交》，146頁。
美國的均勢比俾斯麥的更主動，不僅是疊床架屋的聯盟體系。
美國要制造以它為輪毂的放射狀的世界格局，每一根輻條都辏向美國之毂，以使美國利益的車輪滾滾向前。
在這種結構中，一兩根輻條的損害不會影響整個車輪的有效運轉，但會增加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義務。
地區内部的不團結是“輻辏均勢”的前提。
鄰近的國家會在曆史中積澱下不信任和仇恨。
在歐洲，有英國與大陸國家的矛盾，有大陸國家與俄國的矛盾；在中東，有以色列與伊斯蘭國家的矛盾；在東亞，有日本與韓國的矛盾，有日本與中國的矛盾，還有朝鮮的問題；在中亞，前蘇聯國家對俄國都有一定的警惕。
美國和俄國同時都在哈薩克斯坦有駐軍，仍在分化和争奪之中。
在2007年的中俄聯合軍事演習中，哈薩克斯坦禁止中國軍隊過境到俄國，可見中國的影響力在這個鄰國還很低。
在南美洲，美國挑逗各國間的矛盾，更企圖控制内政。
它策劃暗殺、政變，乃至入侵。
一般國家都會利用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來尋求自身利益。
但美國卻有能力先破壞地區均勢，然後再加入到該地區的各個力量中去，使美國成為該地區力量平衡的一個重要砝碼。
這一點在中東表現得最為明顯，不僅以色列要依靠美國的支持，與之對立的埃及、沙特阿拉伯也要依靠美國的支持，任何一方離開美國，就會在地區對抗中處于劣勢。
伊拉克、伊朗沒有加入美國建立的均勢範圍，就面臨着軍事打擊和入侵。
在冷戰期間，包括離日本很近的朝鮮戰争，美國都壓制着日本，沒有重新武裝日本。
現在，世界上隻剩下一個超級大國，它卻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
其目的不僅是彌補美國力量的不足，更在挑起本地區其他國家的疑慮，進而勸留美國。
懷特說：“替代均勢的選擇不是全球無政府狀态就是全球霸權。
稍稍思考便可以看出均勢比前者更可取。
”《權力政治》，125頁。
美國已經是全球霸主，但還在忙于制造均勢，因為美國是一個遙遠的“島國”，不便于在歐亞大陸及其周邊地區直接使用力量。
為了留在大陸就必須有落腳點。
為了讓落腳點國家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成為美國的盟友，就必須為它們尋找和制造敵人。
輻辏均勢是支配型的。
2002年9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說：“美國在世界上擁有史無前例、無可比拟的力量（strength）和影響……這個國家的偉大力量必須用來促進有利于自由的均勢。
”所謂的“自由”就是美國。
在維持區域均勢的同時，美國需要保持絕對的全球優勢：“我們的軍事力量(forces)将強大到足以阻止潛在的對手追求軍事建設，希望超過、達到美國的權力（power）。
”所以，美國的均勢與英國和德國都不一樣，其手段是使用優勢軍力實施控制和打壓。
但輻辏均勢有一個緻命的弱點：軸心國家必定承擔過多的義務，特别是軍事義務，在地區動蕩中難以脫離接觸。
國家決策的靈活性必然會大大減弱。
在國家強大時還可以承擔責任，獲取好處。
當這個國家的實力減弱的時候，這些義務将成為不可承受的負擔。
有類似結構的蘇聯就是前車之鑒。
我們很快将看到美國不堪重負的例子。
均勢是動态的。
在一定限度内，全球和地區均勢能夠自我調節。
在挑戰均勢的過程中，如果挑戰國沒有能力平息事态，局勢的反彈将帶來更為不利的後果。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
從表面上看，在與美國争奪世界霸權的鬥争中，蘇聯似乎得分了：土地進一步向南推進，占領了在19世紀與英國争奪未果的國家。
但蘇聯陷入一場耗費巨大的遊擊戰。
這場戰争成為蘇聯解體的前奏。
同時，蘇聯在世界輿論中陷入不義，為更多的穆斯林所仇視。
與蘇聯作戰的不僅有阿富汗人，還有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志願者。
沙特人本?拉登是其中之一。
美國向遊擊隊員們（“自由鬥士”）提供武器和資金，冷眼旁觀蘇聯在阿富汗苦苦掙紮。
但美國沒有想到多年以後遭到拉登的攻擊，更沒有想到拉登的進攻方式如此震撼。
于是，在蘇聯撤離12年後，美國入侵阿富汗，親自向它的自由鬥士作戰。
美國的結果很可能不比英國和蘇聯更好。
在另一場尋求“均勢”的較量中，美國也得不償失。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者是反美的。
因此，在伊拉克挑起的兩伊戰争（1980-1988）中，美國支持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長期維持這場消耗戰。
在兩伊戰争結束後，薩達姆卻成為美國在中東更大的麻煩。
美國暫時擺平（均衡）了伊朗，卻無法擺平（均衡）伊拉克。
在冷戰之後，美國才利用薩達姆的誤算（一說是美國誤導），在第一次海灣戰争中打得他丢盔卸甲，又找了個借口發動第二次海灣戰争，卻與德國、法國以及俄國鬧得很不愉快。
盟國也不願意看到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橫行霸道。
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很順利，但占領卻很麻煩，還引起了鍊式反應，加強了朝鮮發展核武器的決心。
伊朗乘伊拉克被削弱之機發展勢力，也提出了核武器計劃。
朝鮮和伊朗的核武計劃隻是海灣戰争啟動的鍊式反應的第一鍊，更多的後果可能很多年之後才會顯現出來。
這些事實再次确認了一個事實：世事無常，人算不如天算。
一國在地緣政治中采取保守姿态，可能帶來更多的主動權和更多的收益。
曆史反複無常。
地緣政治玩家在“機關算盡”之後，有時會收到一個驚喜，有時會遇到一個驚吓，而且時間不确定。
更多的時候，後果很沉悶，很無聊。
有時候，無為是好的政策選擇，以靜才能制動。
d?古代中國不識均勢 這裡所說的“不識”，并不是說中國古代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想法，而是沒有把均勢放在戰略高度上時時予以調整。
組成均勢的要素不完全是軍事力量，還包括外交。
在戰國中後期，六國缺少堅定的“均勢”信念，各懷心思，貪圖小利，聽信說客，最終被秦國各個擊破。
在完成統一之前，秦國的軍事優勢持續了100多年，六國有足夠的時間調整戰略。
當時并非沒有可以被歸結為“均勢”的考慮，“合縱”與“連橫”雙方大體勢均力敵。
如果六國采取更加合作的外交策略，秦國也不是不可抵擋，但它們終究不能很好的合作，更彼此攻伐不已。
以楚國為例，可見各國之間的鈎心鬥角，矛盾重重。
公元前318年，楚、魏、趙、韓、燕合縱攻秦，以楚懷王為縱長。
聯軍卻不能過函谷關。
公元前306年，楚國滅越國，占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
在張儀提出的土地誘惑下，楚國首先背叛了聯盟，卻沒有得到秦國許諾的土地，反而在讨要時被秦擊敗。
公元前301年，秦國與韓、齊、魏聯合攻楚，斬首殺将，取楚之十六城。
公元前299年，楚懷王不聽勸阻，執意出訪秦國，被秦人扣留。
秦趁機伐楚，大破楚軍。
公元前297年，楚懷王從秦國出逃到趙國，但趙國不接受他，終于又被秦人抓了回去，第二年死在秦國。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楚之都郢今湖北江陵之紀南城，楚國都城多有稱郢者，此為最重要的一個。
，放逐中的屈原“眷顧楚國，心系懷王”《史記?屈原賈生列傳》，司馬遷。
，在絕望中投汨羅江而死。
張儀等縱橫家的言行記錄在《戰國策》中。
《戰國策》是後代策士們所輯。
而縱橫策術如同今天的推銷術一樣，往往誇大其詞，甚至憑空編造。
在戰國時期，東方六國不能團結一緻，終被秦國各個擊破。
三國時，蜀與吳能夠聯合抵抗北方強大的魏。
南北朝時，南方的陳朝上了北方北周的當，派兵北上與北周一起，于575年滅掉了北齊，分到了長江和淮河之間的土地。
但陳朝很快在北周的進攻下失去了更多。
公元10-12世紀是中國曆史上又一次“三國”時期，先後登場的有遼、宋、西夏、金、蒙（元），期間大多數時候同時存在的權力是三個。
宋朝犯了東方六國的錯誤。
宋地處南方，是軍事力量較弱的一方，卻總是與最強大的力量結盟。
宋初因為燕雲十六州與契丹遼國有過大戰。
北宋與金結盟滅遼（1125），然後金趁機南下，攻占北宋都城開封（1127），掠走徽欽二帝，北宋亡；南宋沒有記取教訓，夥同蒙滅金（1234），最後被蒙元所滅（1279）。
1208年，西夏受到成吉思汗進攻，向金求援。
金章宗的繼位者衛紹王卻說：“敵人相攻，中國之福，何患焉？”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21。
轉引自傅海波、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215頁。
請注意，北方民族因南下而自稱“中國”。
這表明中國仍是一個地理方位名詞。
當時金的都城還在今天的北京，後因蒙古的壓力于1214年南遷至今天的開封——北宋時的都城。
如果不是蒙元的征服範圍太大，分散了兵力，西夏、金、南宋的滅亡時間可能更早。
拿破侖或希特勒沒有成為歐洲的秦始皇，不能把歐洲統一于一個帝國，原因是歐洲其他國家沒有犯下六國和兩宋的錯誤。
它們能夠抛棄成見和仇恨，聯合起來對付有侵略企圖的最強大國家。
當今世界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是在歐洲發展起來的。
基本原則雖然相同，不同的遊戲仍有不同的規則。
中國現在玩的這個遊戲不是古代東亞的遊戲。
在記取古代教訓之餘，還應把主要心思用于研究在西方形成的規則上。
從1840-1945年的105年間，列強紛紛入侵中國。
英國首先以毒品和軍艦打開中國大門，和法國人一起燒毀北京的皇家園林，又在南部邊境吞食中國領土。
法國雖然國勢不振，也不放松努力，占據了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并北窺中國。
俄國從西北和東北割去中國大片領土，在20世紀更向中國輸出意識形态。
借用西方的意識形态鬧革命早已有之，在19世紀有洪秀全、楊秀清的太平天國。
在19世紀中葉，中、日同屬歐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
但日本能夠及時跟進學習，于1855年開港通商，40年後已俨然東亞一強國。
日本在1895年先敗中國，在1905年再敗俄國，并琉球，占台灣，據朝鮮，割東北，海外擴張之勢強勁。
中國日益呈瓜分豆剖之狀。
清末的局勢非常無奈，中國的回旋餘地很小。
李鴻章“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在李鴻章時才形成一種均勢安排。
更古時代的“以夷制夷”一般不涉及權力平衡，是鼓勵夷人雙方互相牽制，結構比較簡單。
的政策是一種均勢安排，對列強許以“利益均沾”“利益均沾”不是李鴻章提出的。
但當時中國無力拒絕任何國家染指，列強實際上早已是利益均沾了。
而使它們彼此競争。
那時的中國非常孱弱，李鴻章實在太被動，外有列強虎視，藩屬盡失；内有太後垂簾，權貴掣肘。
李鴻章甚至被抨擊為“賣國”。
他“賣國”或許有之，但不過是哄擡物價，以使列強彼此競價，或知難而退。
他期望能避免強盜們一哄而上，強行把中國搶了去。
庚子之亂（或八國聯軍）之後，列強軍隊徹底進入中國。
中國幸免被瓜分和被殖民，實在與中國關系不大。
英國為保住在華既得利益，鼓動美國提出“門戶開放”，而美國是後來者，需要先到的強國給予它對等機會，于是英美兩國一拍即合。
後來強盜們因為分贓不均，在歐洲打了起來，無暇東顧。
中國暫緩一口氣。
但日本仍步步緊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最大威脅。
在此期間，日本在東亞擴張的最大制約力量是美國。
在國内政治中，不識均勢的後果是大一統專制制度的鞏固。
在權力鬥争的态勢比較明朗之際，人們或者倒戈，影從強者；或者放棄，隐遁山林，沒有堅持國家利益的忠實反對派，而掌握大權的人也不能容忍異見，能接受一點批評已經是明君了。
中國不識均勢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權力趨向集中。
這其中有很大的地理原因，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
在夏之前，中國已經有了一統天下的觀念：堯“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尚書?堯典》。
“於”，歎美詞。
“變”，由惡變善。
“時”，是也。
“雍”，和也。
舜使“天下鹹服”。
《尚書?舜典》。
禹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尚書?大禹谟》。
“奄”，盡也，完全也。
禹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尚書?益稷》。
“黎獻”，黎民之賢者。
“時舉”，是舉。
“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尚書?禹貢》。
從夏開始，權力越來越集中，從諸侯國（萬邦）的數量不斷減少可以看出來。
均勢安排中的權力是比較分散的，與大一統的格局不兼容，所以在中國發展不起來。
在大一統的局勢中，各國缺乏獨立意識和長遠目光，很容易貪小利而失大體。
在大禹時期就已經有了朝貢制度的雛形，夏、商、周三代綿延不斷。
基于《禹貢》思想，漢朝試圖擴大這個制度的範圍。
這就是朝貢體系，中國是這個體系的核心。
朝貢體系發端于西漢與匈奴的關系，在明、清時達到頂峰。
朝貢包括朝貢方的“稱臣納貢”和宗主方的“冊封賞賜”兩部分。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1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
政治内容遠大于進貢的物品，因此朝貢方把自己放在附庸或屬國的位置上。
朝貢體系是中國對外關系的主要模式。
這種“一頭大”的制度在清末被西方入侵打破。
即使能夠維持下去，朝貢體系大概也不能帶領東亞走向統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政治制度在清朝時已經日趨僵硬，文化和經濟也停滞不前，甚至出現大幅度倒退。
當核心力量不能發揮引力作用時，系統必将走向瓦解，而不會更加聚合。
東亞的朝貢體系與歐洲的均勢安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旦核心力量不能發揮作用，這個系統就将開始紊亂無序。
從1840年代到1970年代，東亞（包括東南亞和東北亞）經曆了連綿不斷的戰争，有歐洲國家的殖民戰争，日本的侵略戰争，美國圍堵共産主義的戰争。
除了日本是一個施害者之外，其餘東亞國家都是被欺淩者。
所有這些戰争的重要的誘因是中國的貧弱和分裂。
中國的衰弱不僅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地區權力真空，而且中國本身就是一塊巨大誘人的“肥肉”，引起列強的垂涎與争鬥。
這段曆史證明，沒有中國的強盛，就不可能有東亞（以及更廣泛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中國是東亞的定海針。
在地緣政治上，中國是東亞的地理中心。
這也是中國總是擔心被包圍的原因，而且這種擔心并非沒有理由，蘇聯和美國都嘗試過這樣做。
以中國現在的規模和資源，在較小的東亞地區，各國無論如何排列組合，都很難形成對中國的均勢，更何況其中還有一些對中國友善的國家。
如果不努力制造均勢，東亞地區就不會有戰争。
過去100多年發生在東亞的戰争都不是本地力量對比失衡造成的。
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不會被輕易否認。
在日本強行實施殖民統治之前，高麗堅稱是中國的附庸。
日本的崛起是東亞的災難。
現在，沒有外來勢力，東亞就不會有均勢。
在一個地區制造對立可以給外來者帶來操縱的機會。
這是中國現在在東亞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清末列強均勢下的中國 中國不識均勢，但均勢沒有放棄中國。
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列強表示沒有反對，也沒有接受。
“門戶開放”是一種均勢政策。
這是列強之間的均勢，對于被“開放”者，仍是被宰割和瓜分，不過避免了淪為真正的殖民地。
門戶開放與歐洲均勢同出一轍。
然而，中國是“魚肉”，不是“刀俎”，本不是均勢中的力量。
當年，英國是最大的全球帝國，在中國的利益最大。
英國割占了香港之後，還據有長江流域，又從西南窺邊。
它不僅要和法國等老牌帝國争，還要和新興列強（日本、俄國、德國，此外還有美國）搶。
英國既要堅守它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想要染指其他國家的在華勢力範圍，于是想出了“門戶開放”的主意。
這個倡議實在不便由在華利益多多的英國提出，英國轉而慫恿新來到遠東殖民的美國出面倡導，門戶開放符合後來者的利益。
唐德剛認為： 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失敗了，它在列強之中卻反映出一個列強“均勢”（balanceofpower）的局面。
任何強權在諸強相互牽制之下，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後行。
滿清政權就仰仗這點均勢，又多活了十年。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29頁，嶽麓書社，2005年。
關于美國“門戶開放”政策之由來，參見本書26-29頁。
門戶開放政策失敗的原因是慈禧一念之差。
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太後重新聽政。
她聽信了列強要她“還政”于光緒帝的謠言。
1900年6月21日，她居然下令向11國同時宣戰。
義和團被發動起來了，各國駐華使館受到攻擊。
然後，清廷又暗中支援被圍困的使館。
那時的清朝已經腐朽透頂，搖搖欲墜，一國入侵尚抵擋不住，況11個強國——當時的所有發達國家，它們的利益從來沒有如此一緻。
這樣不對稱的戰争堪稱世界史一大奇觀。
清廷的西式外交還不熟練。
1895年的《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台灣割讓給了日本。
當年，俄、德、法三國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清廷很是感激。
1896年，李鴻章出訪俄、歐、美。
他與俄國訂立密約，主要内容是兩國共同對付日本。
接着，他又在德國受到隆重接待，而同期到訪的日本特使山縣有朋卻遭到冷遇。
但甲午海戰和環球旅行不是清朝第二個“盛世”的開始。
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灣。
第二年，德國強行租借膠州灣，而俄國緊随着強租旅順口、大連灣，各自把膠東和遼東兩個半島納入勢力範圍。
于是清朝又于1897年倒向日本。
到日本留學的熱潮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最初隻有張之洞奏請派遣的兩人。
後來，日本先後奪走兩個半島。
清朝“一邊倒”向俄國，吃了大虧。
在1950年代，中國又一次向俄國“一邊倒”，再次吃了大虧。
後來這次“倒”多了很大的意識形态成分。
在此之前，宗教從來不是中國政治中的決定因素。
在1900年代，中國留學生還不比一般日本人窮。
到了1990年代，中國留學生在餐館打點零工就可以“發大财”。
中國一直在遠東地區獨大。
在19世紀末之前，中國人對均勢沒有了解，也沒有興趣。
自秦統一以後，李鴻章大概是中國運用“均勢”的第一人。
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把中國的土地和财富當作贓物，在強國之間制造“分贓不均”的矛盾。
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現在仍是弱肉強食的時代。
隻不過由于中國國力的提升，中國人對弱肉強食的感受不如以前那麼強烈了。
清朝的努力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另外，李鴻章長期混迹官場，他的思路受到官場上找“靠山”的限制，還不完全是均勢，因而更加被動。
而自強之路被限制在工業，沒有制度改革。
不過，李鴻章很難做到更多了。
他手中的牌太少，背後的掣肘太多，而且他也不幹淨。
從1870年接替曾國藩與法國交涉天津教案開始，到1901年9月《辛醜條約》簽署之後兩個月去世為止，李鴻章慘淡經營外交近30年（其中大約有3年被排擠在外）。
這是中國對外關系史中最複雜、最艱險的30年。
李鴻章設想的均勢很悲涼，很無奈，但挽救中國的還是均勢。
馬丁?懷特說： 中國地域遼闊，位置重要，很難被某一個大國吞并而成為其保護國。
……但相互妒忌最終使列強的對華政策成為在中國争奪租借地的競争。
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幹擾，很可能就導緻了對中國的瓜分。
《權力政治》，110頁。
李鴻章“以夷制夷”的辦法繼承了中國古代的策略。
但在清朝末年，每次談判“制夷”之前，夷人都已經打進家門來。
列強們肆無忌憚，沒有道德約束，也不擔心中國報複——因為中國根本無此能力。
中國外交的選擇餘地很小。
從1840年之後100多年的痛苦經曆中，中國人知道“弱國無外交”，卻又指責李鴻章“賣國”。
可是，在晚清，又有誰能做得比李鴻章更好呢？中國那時的境遇非常危險。
但中國沒有被列強瓜分，沒有成為殖民地，在各種可能中，已經是一個不太壞的結局。
李鴻章确實出賣了
法國是歐洲第一個民族國家，在哈布斯堡家族的包圍之中，因此最早産生了均勢的思想。
自路易十一之後，法國時常懷有帝國野心，屢遭挫折而不甘失敗。
在拿破侖戰争和普法戰争中兩次被打敗之後，法國在歐洲大陸的地位急劇下降，在地緣政治遊戲中處于被動。
19世紀有兩種均勢模式分别以英國和德國兩大玩家為代表，雖從歐洲早期曆史中發展而來，卻與法國無關。
基辛格總結說： 十九世紀的勢力均衡體系有兩種模式：帕默斯頓、狄斯累裡所主張的英國模式，以及俾斯麥模式。
英國模式是坐等勢力均衡受到直接威脅後，才挺身介入，而且幾乎永遠站到弱者這一方。
俾斯麥則設法防止挑戰發生，它主張盡可能與許多國家建立密切關系，建立交叉重疊的盟國體系，并進而用影響力讓競争者的主張溫和下來。
《大外交》，773頁。
這是一個簡要而準确的總結。
基辛格隻說“俾斯麥模式”，不說“德國模式”，原因是俾斯麥的政策在德國沒有繼承者。
基辛格一向推崇俾斯麥。
英國模式與俾斯麥模式的區别是島國和大陸國家地緣環境差别造成的。
大陸國家與其他國家沒有地理間隔，因此沒有條件坐等均勢遭到破壞，必須及早做出安排。
在俾斯麥退休之後，德國從均勢的維持者變成了破壞者，兩次挑起戰争，兩次戰敗，失去了德國統一時争取到的大片土地和衆多德意志人。
這是德國決策者們的最大失誤。
他們完全忽視了德國不具備打破均勢的地緣政治條件。
德國處在大國的包圍之中，本不應輕舉妄動。
島國的均勢也有不同。
英國和日本都是狂熱的殖民擴張國家。
英國的殖民地在遠離本土的地方，在美洲、非洲和亞洲，不會對歐洲大陸的均勢産生直接影響。
日本的殖民企圖是早熟的，在它還不夠強大時産生。
日本不能遠行，遠方也沒有空白的土地。
日本隻能侵略它的鄰國，它的文化母國。
日本的侵略戰争打破了本地區的均勢，美國參戰不可避免。
否則，美國不僅将失去在東亞大陸和西太平洋的利益，夏威夷和本土的西海岸都将受到威脅。
而且美國也是一個擴張中的國家，不可能不戰而退。
c?均勢的美國模式：輻辏 美國是歐亞大陸之外的一個“島國”。
“維持均勢的政策尤其适合于超然于大陸競争之外的島國”。
《權力政治》，116頁。
但美國一點都沒有超然于大陸之外。
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均勢制造者，也是最大的均勢破壞者——取決于某一均勢範圍是否對美國有利。
每一個均勢範圍都必須由美國發揮杠杆或中樞作用，其他國家則互相對立，或彼此孤立。
這樣，這個範圍就離不開美國。
即使在歐洲，美國也不能容忍建立獨立的歐洲軍隊。
朝鮮半島的民族主義情緒高漲，但韓國仍依賴美國駐軍，而三八線南北的長期敵對顯然有美國的很大功勞。
在中東，以色列必須依靠美國的經濟和軍事援助才能夠對抗阿拉伯國家和巴勒斯坦人，而阿拉伯國家為了對抗以色列，也離不開美國的支持。
根據美國和以色列在2007年8月16日簽署的國防援助備忘錄，在此後10年中，美國将向以色列提供30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而在此前的10年中，美對以的軍援是240億美元，新的軍援增加了25%。
這是美國對以色列40年軍事援助的繼續。
7月30日，美國國務卿賴斯宣布将向沙特阿拉伯等6個海灣國家出售價值至少200億美元的武器。
美國還打算在未來10年内向埃及提供130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這樣，美國制造并維持着中東的均勢，使對立的雙方都依賴美國以和另一方抗衡，同時也孤立和弱化了該地區不服從美國的國家，如伊朗和叙利亞。
真是一箭雙雕。
在另一方面，如果某一範圍内沒有美國的勢力，那麼美國就會制造混亂，打破團結，把自己變成這個均勢的參與者和維持者，使各方都離不開自己。
最明顯的是拉美。
大國普遍使用“分而治之”的伎倆，大英帝國最為老練。
在英國人離開的地方經常會發生血腥沖突：印度與巴基斯坦、印度與中國、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伊拉克與科威特，還有非洲的許多地方。
在香港回歸中國大陸之前，英國也在香港制造分裂和紛争，以民主的名義使香港與大陸出現對立，以便它上下其手。
大英帝國已經日薄西山。
美國出色地繼承了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這份遺産。
台灣海峽是一例。
台灣是一個小島，很難和大陸抗衡。
在美國的幫助之下，台灣憑借一道海峽與大陸對峙。
雖然兩岸沒有爆發戰争，但都付出了巨大代價。
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從海峽兩岸同時獲利。
美國需要保持台灣在軍事技術上對大陸的優勢，以彌補台灣在軍隊數量和縱深上的不足。
而為此，美國隻需出售較落後、甚至被淘汰的武器，如基德艦和柴油潛艇等。
由于在技術上領先很多，美國的均勢政策可以長期維持下去。
但問題是，台灣能夠負擔得起嗎？大陸将始終占有武器和士兵的數量優勢，技術也在提高。
台灣的防禦壓力會越來越大，如不緩和，最後隻落得為美國服務。
在台海問題上，美國絕不會輕易放手，哪怕引起一場大戰。
坐山觀虎鬥是美國的一貫政策。
1941年6月，在德國向蘇聯發起閃擊戰之後，美國的一位參議員提議說： 如果我們眼見德國正在赢得戰争，我們就應當幫助蘇聯，而如果蘇聯正在赢得戰争，我們就應當幫助德國，以此讓它們盡可能多地彼此殺戮。
《紐約時報》1941年6月24日。
轉引自《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2頁，約翰?加迪斯，世界知識出版社，2005年。
四年後，這位參議員以副總統職務接任去世的羅斯福總統，入主白宮并獲得連任。
他就是哈裡?杜魯門總統（1945-1953在位）。
美蘇之間的冷戰在他執政期開始。
杜魯門的思想在美國并不獨特。
喬治?凱南也說過類似的話。
凱南的政策更加主動： 我們在世界的敵對或不可靠的勢力中間确立一種均勢：在任何必要的地方使它們彼此争鬥，确保它們在彼此沖突中消耗。
出自1948年12月凱南在國家軍事學院的演講。
轉引自《遏制戰略：戰後美國國家安全政策評析》，29頁。
美國和英國一樣享有島國的優勢。
當歐亞大陸上發生戰争時，美國可以靜觀其變，然後再決定站在哪一邊，以及何時加入戰局。
但是，美國又與英國不一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美國與歐亞大陸及周邊島國建立了多個軍事同盟。
這些條約彼此牽連，與美國傳統的孤立主義不同，卻接近俾斯麥的外交政策，并更向前邁進了一步，制定了“先發制人”的戰略。
部分原因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上有大量的軍事存在。
它的海空軍分布在歐亞大陸之上以及四周（日本列島、琉球群島、關島、夏威夷群島、迪戈加西亞島，等等）。
現在美國的軍事已經占有壓倒性的優勢，再加上美國的軍事盟友也是軍事大國，因此，美國在全球都占有絕對的軍事優勢。
美國的國際戰略至少有兩重目标：其一是遏制任何潛在的挑戰者，中國因其龐大的人口和快速發展成為第一選擇；其二是防止盟友擺脫美國的号令——失去盟友就會使美國失去在歐亞大陸的立足點。
沒有了立足點，美國對俄國、中國等大陸國家的遏制也就失去了用力的支撐點。
在歐亞大陸上制造國家間的猜疑、不滿和對立，則能取到一箭雙雕的效果：既遏制了潛在的挑戰者，又整肅了隊伍，迫使盟國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周圍。
所以，在歐亞大陸各國之間制造危機是美國的根本戰略。
一個團結的歐盟不符合美國利益，也不符合歐洲大陸外島英國的利益。
美英的對策是制造外部威脅，一是把俄國包裝成一個威脅，二是把俄國刺激成一個威脅。
在21世紀初，英國和俄國之間的間諜案，美國在東歐建立反導系統，就分别起到了這樣的作用。
任何一個組織擴張過度，必然會失去内部凝聚力。
所以，美國的另一個辦法是向歐盟内部“摻沙子”。
美國極力支持土耳其、烏克蘭加入歐盟。
土耳其是一個伊斯蘭國家、奧斯曼帝國的孑遺、伊拉克的鄰國。
土耳其加入西方文化為主體的歐盟，必将改變歐盟的性質和行動能力。
烏克蘭是一個東正教國家，在斯拉夫民族的各國中與俄國的血緣最近。
如果烏克蘭加入歐盟，歐盟與俄國的對立将更加直接。
基辛格說：“俾斯麥的操縱均勢，卻和美國處理國際關系的傳統方法可能更如出一轍。
”《大外交》，146頁。
美國的均勢比俾斯麥的更主動，不僅是疊床架屋的聯盟體系。
美國要制造以它為輪毂的放射狀的世界格局，每一根輻條都辏向美國之毂，以使美國利益的車輪滾滾向前。
在這種結構中，一兩根輻條的損害不會影響整個車輪的有效運轉，但會增加美國對其他國家的義務。
地區内部的不團結是“輻辏均勢”的前提。
鄰近的國家會在曆史中積澱下不信任和仇恨。
在歐洲，有英國與大陸國家的矛盾，有大陸國家與俄國的矛盾；在中東，有以色列與伊斯蘭國家的矛盾；在東亞，有日本與韓國的矛盾，有日本與中國的矛盾，還有朝鮮的問題；在中亞，前蘇聯國家對俄國都有一定的警惕。
美國和俄國同時都在哈薩克斯坦有駐軍，仍在分化和争奪之中。
在2007年的中俄聯合軍事演習中，哈薩克斯坦禁止中國軍隊過境到俄國，可見中國的影響力在這個鄰國還很低。
在南美洲，美國挑逗各國間的矛盾，更企圖控制内政。
它策劃暗殺、政變，乃至入侵。
一般國家都會利用其他國家之間的矛盾來尋求自身利益。
但美國卻有能力先破壞地區均勢，然後再加入到該地區的各個力量中去，使美國成為該地區力量平衡的一個重要砝碼。
這一點在中東表現得最為明顯，不僅以色列要依靠美國的支持，與之對立的埃及、沙特阿拉伯也要依靠美國的支持，任何一方離開美國，就會在地區對抗中處于劣勢。
伊拉克、伊朗沒有加入美國建立的均勢範圍，就面臨着軍事打擊和入侵。
在冷戰期間，包括離日本很近的朝鮮戰争，美國都壓制着日本，沒有重新武裝日本。
現在，世界上隻剩下一個超級大國，它卻要求日本承擔更多的防務責任。
其目的不僅是彌補美國力量的不足，更在挑起本地區其他國家的疑慮，進而勸留美國。
懷特說：“替代均勢的選擇不是全球無政府狀态就是全球霸權。
稍稍思考便可以看出均勢比前者更可取。
”《權力政治》，125頁。
美國已經是全球霸主，但還在忙于制造均勢，因為美國是一個遙遠的“島國”，不便于在歐亞大陸及其周邊地區直接使用力量。
為了留在大陸就必須有落腳點。
為了讓落腳點國家堅定地站在美國一邊，成為美國的盟友，就必須為它們尋找和制造敵人。
輻辏均勢是支配型的。
2002年9月發布的《美國國家安全戰略》說：“美國在世界上擁有史無前例、無可比拟的力量（strength）和影響……這個國家的偉大力量必須用來促進有利于自由的均勢。
”所謂的“自由”就是美國。
在維持區域均勢的同時，美國需要保持絕對的全球優勢：“我們的軍事力量(forces)将強大到足以阻止潛在的對手追求軍事建設，希望超過、達到美國的權力（power）。
”所以，美國的均勢與英國和德國都不一樣，其手段是使用優勢軍力實施控制和打壓。
但輻辏均勢有一個緻命的弱點：軸心國家必定承擔過多的義務，特别是軍事義務，在地區動蕩中難以脫離接觸。
國家決策的靈活性必然會大大減弱。
在國家強大時還可以承擔責任，獲取好處。
當這個國家的實力減弱的時候，這些義務将成為不可承受的負擔。
有類似結構的蘇聯就是前車之鑒。
我們很快将看到美國不堪重負的例子。
均勢是動态的。
在一定限度内，全球和地區均勢能夠自我調節。
在挑戰均勢的過程中，如果挑戰國沒有能力平息事态，局勢的反彈将帶來更為不利的後果。
1979年12月，蘇聯入侵阿富汗。
從表面上看，在與美國争奪世界霸權的鬥争中，蘇聯似乎得分了：土地進一步向南推進，占領了在19世紀與英國争奪未果的國家。
但蘇聯陷入一場耗費巨大的遊擊戰。
這場戰争成為蘇聯解體的前奏。
同時，蘇聯在世界輿論中陷入不義，為更多的穆斯林所仇視。
與蘇聯作戰的不僅有阿富汗人，還有其他伊斯蘭國家的志願者。
沙特人本?拉登是其中之一。
美國向遊擊隊員們（“自由鬥士”）提供武器和資金，冷眼旁觀蘇聯在阿富汗苦苦掙紮。
但美國沒有想到多年以後遭到拉登的攻擊，更沒有想到拉登的進攻方式如此震撼。
于是，在蘇聯撤離12年後，美國入侵阿富汗，親自向它的自由鬥士作戰。
美國的結果很可能不比英國和蘇聯更好。
在另一場尋求“均勢”的較量中，美國也得不償失。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者是反美的。
因此，在伊拉克挑起的兩伊戰争（1980-1988）中，美國支持伊拉克總統薩達姆?侯賽因，長期維持這場消耗戰。
在兩伊戰争結束後，薩達姆卻成為美國在中東更大的麻煩。
美國暫時擺平（均衡）了伊朗，卻無法擺平（均衡）伊拉克。
在冷戰之後，美國才利用薩達姆的誤算（一說是美國誤導），在第一次海灣戰争中打得他丢盔卸甲，又找了個借口發動第二次海灣戰争，卻與德國、法國以及俄國鬧得很不愉快。
盟國也不願意看到美國在這個世界上橫行霸道。
美軍在伊拉克的軍事行動很順利，但占領卻很麻煩，還引起了鍊式反應，加強了朝鮮發展核武器的決心。
伊朗乘伊拉克被削弱之機發展勢力，也提出了核武器計劃。
朝鮮和伊朗的核武計劃隻是海灣戰争啟動的鍊式反應的第一鍊，更多的後果可能很多年之後才會顯現出來。
這些事實再次确認了一個事實：世事無常，人算不如天算。
一國在地緣政治中采取保守姿态，可能帶來更多的主動權和更多的收益。
曆史反複無常。
地緣政治玩家在“機關算盡”之後，有時會收到一個驚喜，有時會遇到一個驚吓，而且時間不确定。
更多的時候，後果很沉悶，很無聊。
有時候，無為是好的政策選擇，以靜才能制動。
d?古代中國不識均勢 這裡所說的“不識”，并不是說中國古代完全沒有這方面的想法，而是沒有把均勢放在戰略高度上時時予以調整。
組成均勢的要素不完全是軍事力量，還包括外交。
在戰國中後期，六國缺少堅定的“均勢”信念，各懷心思，貪圖小利，聽信說客，最終被秦國各個擊破。
在完成統一之前，秦國的軍事優勢持續了100多年，六國有足夠的時間調整戰略。
當時并非沒有可以被歸結為“均勢”的考慮，“合縱”與“連橫”雙方大體勢均力敵。
如果六國采取更加合作的外交策略，秦國也不是不可抵擋，但它們終究不能很好的合作，更彼此攻伐不已。
以楚國為例，可見各國之間的鈎心鬥角，矛盾重重。
公元前318年，楚、魏、趙、韓、燕合縱攻秦，以楚懷王為縱長。
聯軍卻不能過函谷關。
公元前306年，楚國滅越國，占據了南方的半壁江山。
在張儀提出的土地誘惑下，楚國首先背叛了聯盟，卻沒有得到秦國許諾的土地，反而在讨要時被秦擊敗。
公元前301年，秦國與韓、齊、魏聯合攻楚，斬首殺将，取楚之十六城。
公元前299年，楚懷王不聽勸阻，執意出訪秦國，被秦人扣留。
秦趁機伐楚，大破楚軍。
公元前297年，楚懷王從秦國出逃到趙國，但趙國不接受他，終于又被秦人抓了回去，第二年死在秦國。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拔楚之都郢今湖北江陵之紀南城，楚國都城多有稱郢者，此為最重要的一個。
，放逐中的屈原“眷顧楚國，心系懷王”《
，在絕望中投汨羅江而死。
張儀等縱橫家的言行記錄在《
《戰國策》是後代策士們所輯。
而縱橫策術如同今天的推銷術一樣，往往誇大其詞，甚至憑空編造。
在戰國時期，東方六國不能團結一緻，終被秦國各個擊破。
三國時，蜀與吳能夠聯合抵抗北方強大的魏。
南北朝時，南方的陳朝上了北方北周的當，派兵北上與北周一起，于575年滅掉了北齊，分到了長江和淮河之間的土地。
但陳朝很快在北周的進攻下失去了更多。
公元10-12世紀是中國曆史上又一次“三國”時期，先後登場的有遼、宋、西夏、金、蒙（元），期間大多數時候同時存在的權力是三個。
宋朝犯了東方六國的錯誤。
宋地處南方，是軍事力量較弱的一方，卻總是與最強大的力量結盟。
宋初因為燕雲十六州與契丹遼國有過大戰。
北宋與金結盟滅遼（1125），然後金趁機南下，攻占北宋都城開封（1127），掠走徽欽二帝，北宋亡；南宋沒有記取教訓，夥同蒙滅金（1234），最後被蒙元所滅（1279）。
1208年，西夏受到成吉思汗進攻，向金求援。
金章宗的繼位者衛紹王卻說：“敵人相攻，中國之福，何患焉？”宇文懋昭：《大金國志》卷21。
轉引自傅海波、崔瑞德編《劍橋中國遼西夏金
請注意，北方民族因南下而自稱“中國”。
這表明中國仍是一個地理方位名詞。
當時金的都城還在今天的北京，後因蒙古的壓力于1214年南遷至今天的開封——北宋時的都城。
如果不是蒙元的征服範圍太大，分散了兵力，西夏、金、南宋的滅亡時間可能更早。
拿破侖或希特勒沒有成為歐洲的秦始皇，不能把歐洲統一于一個帝國，原因是歐洲其他國家沒有犯下六國和兩宋的錯誤。
它們能夠抛棄成見和仇恨，聯合起來對付有侵略企圖的最強大國家。
當今世界國際政治的遊戲規則是在歐洲發展起來的。
基本原則雖然相同，不同的遊戲仍有不同的規則。
中國現在玩的這個遊戲不是古代東亞的遊戲。
在記取古代教訓之餘，還應把主要心思用于研究在西方形成的規則上。
從1840-1945年的105年間，列強紛紛入侵中國。
英國首先以毒品和軍艦打開中國大門，和法國人一起燒毀北京的皇家園林，又在南部邊境吞食中國領土。
法國雖然國勢不振，也不放松努力，占據了越南、老撾、柬埔寨三國，并北窺中國。
俄國從西北和東北割去中國大片領土，在20世紀更向中國輸出意識形态。
借用西方的意識形态鬧革命早已有之，在19世紀有洪秀全、楊秀清的
在19世紀中葉，中、日同屬歐洲帝國主義的受害者。
但日本能夠及時跟進學習，于1855年開港通商，40年後已俨然東亞一強國。
日本在1895年先敗中國，在1905年再敗俄國，并琉球，占台灣，據朝鮮，割東北，海外擴張之勢強勁。
中國日益呈瓜分豆剖之狀。
清末的局勢非常無奈，中國的回旋餘地很小。
李鴻章“以夷制夷”“以夷制夷”在李鴻章時才形成一種均勢安排。
更古時代的“以夷制夷”一般不涉及權力平衡，是鼓勵夷人雙方互相牽制，結構比較簡單。
的政策是一種均勢安排，對列強許以“利益均沾”“利益均沾”不是李鴻章提出的。
但當時中國無力拒絕任何國家染指，列強實際上早已是利益均沾了。
而使它們彼此競争。
那時的中國非常孱弱，李鴻章實在太被動，外有列強虎視，藩屬盡失；内有太後垂簾，權貴掣肘。
李鴻章甚至被抨擊為“賣國”。
他“賣國”或許有之，但不過是哄擡物價，以使列強彼此競價，或知難而退。
他期望能避免強盜們一哄而上，強行把中國搶了去。
庚子之亂（或八國聯軍）之後，列強軍隊徹底進入中國。
中國幸免被瓜分和被殖民，實在與中國關系不大。
英國為保住在華既得利益，鼓動美國提出“門戶開放”，而美國是後來者，需要先到的強國給予它對等機會，于是英美兩國一拍即合。
後來強盜們因為分贓不均，在歐洲打了起來，無暇東顧。
中國暫緩一口氣。
但日本仍步步緊逼，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的最大威脅。
在此期間，日本在東亞擴張的最大制約力量是美國。
在國内政治中，不識均勢的後果是大一統專制制度的鞏固。
在權力鬥争的态勢比較明朗之際，人們或者倒戈，影從強者；或者放棄，隐遁山林，沒有堅持國家利益的忠實反對派，而掌握大權的人也不能容忍異見，能接受一點批評已經是明君了。
中國不識均勢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的世界，權力趨向集中。
這其中有很大的地理原因，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地理單元。
在夏之前，中國已經有了一統天下的觀念：堯“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
“於”，歎美詞。
“變”，由惡變善。
“時”，是也。
“雍”，和也。
舜使“天下鹹服”。
《尚書?舜典》。
禹有“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尚書?大禹谟》。
“奄”，盡也，完全也。
禹說：“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
”《尚書?益稷》。
“黎獻”，黎民之賢者。
“時舉”，是舉。
“聲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尚書?禹貢》。
從夏開始，權力越來越集中，從諸侯國（萬邦）的數量不斷減少可以看出來。
均勢安排中的權力是比較分散的，與大一統的格局不兼容，所以在中國發展不起來。
在大一統的局勢中，各國缺乏獨立意識和長遠目光，很容易貪小利而失大體。
在大禹時期就已經有了朝貢制度的雛形，夏、商、周三代綿延不斷。
基于《禹貢》思想，漢朝試圖擴大這個制度的範圍。
這就是朝貢體系，中國是這個體系的核心。
朝貢體系發端于西漢與匈奴的關系，在明、清時達到頂峰。
朝貢包括朝貢方的“稱臣納貢”和宗主方的“冊封賞賜”兩部分。
李雲泉：《朝貢制度史論》，1頁，新華出版社，2004年。
政治内容遠大于進貢的物品，因此朝貢方把自己放在附庸或屬國的位置上。
朝貢體系是中國對外關系的主要模式。
這種“一頭大”的制度在清末被西方入侵打破。
即使能夠維持下去，朝貢體系大概也不能帶領東亞走向統一，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國政治制度在清朝時已經日趨僵硬，文化和經濟也停滞不前，甚至出現大幅度倒退。
當核心力量不能發揮引力作用時，系統必将走向瓦解，而不會更加聚合。
東亞的朝貢體系與歐洲的均勢安排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一旦核心力量不能發揮作用，這個系統就将開始紊亂無序。
從1840年代到1970年代，東亞（包括東南亞和東北亞）經曆了連綿不斷的戰争，有歐洲國家的殖民戰争，日本的侵略戰争，美國圍堵共産主義的戰争。
除了日本是一個施害者之外，其餘東亞國家都是被欺淩者。
所有這些戰争的重要的誘因是中國的貧弱和分裂。
中國的衰弱不僅造成了一個巨大的地區權力真空，而且中國本身就是一塊巨大誘人的“肥肉”，引起列強的垂涎與争鬥。
這段曆史證明，沒有中國的強盛，就不可能有東亞（以及更廣泛地區）的和平與繁榮。
中國是東亞的定海針。
在地緣政治上，中國是東亞的地理中心。
這也是中國總是擔心被包圍的原因，而且這種擔心并非沒有理由，蘇聯和美國都嘗試過這樣做。
以中國現在的規模和資源，在較小的東亞地區，各國無論如何排列組合，都很難形成對中國的均勢，更何況其中還有一些對中國友善的國家。
如果不努力制造均勢，東亞地區就不會有戰争。
過去100多年發生在東亞的戰争都不是本地力量對比失衡造成的。
中國的宗主國地位不會被輕易否認。
在日本強行實施殖民統治之前，高麗堅稱是中國的附庸。
日本的崛起是東亞的災難。
現在，沒有外來勢力，東亞就不會有均勢。
在一個地區制造對立可以給外來者帶來操縱的機會。
這是中國現在在東亞面臨的一個大問題。
清末列強均勢下的中國 中國不識均勢，但均勢沒有放棄中國。
1899年，美國國務卿海約翰提出中國的“門戶開放”政策。
列強表示沒有反對，也沒有接受。
“門戶開放”是一種均勢政策。
這是列強之間的均勢，對于被“開放”者，仍是被宰割和瓜分，不過避免了淪為真正的殖民地。
門戶開放與歐洲均勢同出一轍。
然而，中國是“魚肉”，不是“刀俎”，本不是均勢中的力量。
當年，英國是最大的全球帝國，在中國的利益最大。
英國割占了香港之後，還據有長江流域，又從西南窺邊。
它不僅要和法國等老牌帝國争，還要和新興列強（日本、俄國、德國，此外還有美國）搶。
英國既要堅守它在中國的既得利益，還想要染指其他國家的在華勢力範圍，于是想出了“門戶開放”的主意。
這個倡議實在不便由在華利益多多的英國提出，英國轉而慫恿新來到遠東殖民的美國出面倡導，門戶開放符合後來者的利益。
唐德剛認為： 門戶開放政策雖然失敗了，它在列強之中卻反映出一個列強“均勢”（balanceofpower）的局面。
任何強權在諸強相互牽制之下，為非作歹，都要三思而後行。
滿清政權就仰仗這點均勢，又多活了十年。
唐德剛：《晚清七十年》，29頁，嶽麓書社，2005年。
關于美國“門戶開放”政策之由來，參見本書26-29頁。
門戶開放政策失敗的原因是慈禧一念之差。
戊戌政變之後，慈禧太後重新聽政。
她聽信了列強要她“還政”于光緒帝的謠言。
1900年6月21日，她居然下令向11國同時宣戰。
義和團被發動起來了，各國駐華使館受到攻擊。
然後，清廷又暗中支援被圍困的使館。
那時的清朝已經腐朽透頂，搖搖欲墜，一國入侵尚抵擋不住，況11個強國——當時的所有發達國家，它們的利益從來沒有如此一緻。
這樣不對稱的戰争堪稱世界史一大奇觀。
清廷的西式外交還不熟練。
1895年的《馬關條約》把遼東半島、台灣割讓給了日本。
當年，俄、德、法三國迫使日本把遼東半島歸還中國，清廷很是感激。
1896年，李鴻章出訪俄、歐、美。
他與俄國訂立密約，主要内容是兩國共同對付日本。
接着，他又在德國受到隆重接待，而同期到訪的日本特使山縣有朋卻遭到冷遇。
但甲午海戰和環球旅行不是清朝第二個“盛世”的開始。
1897年，德國侵占膠州灣。
第二年，德國強行租借膠州灣，而俄國緊随着強租旅順口、大連灣，各自把膠東和遼東兩個半島納入勢力範圍。
于是清朝又于1897年倒向日本。
到日本留學的熱潮就是在這個時候出現的，最初隻有張之洞奏請派遣的兩人。
後來，日本先後奪走兩個半島。
清朝“一邊倒”向俄國，吃了大虧。
在1950年代，中國又一次向俄國“一邊倒”，再次吃了大虧。
後來這次“倒”多了很大的意識形态成分。
在此之前，宗教從來不是中國政治中的決定因素。
在1900年代，中國留學生還不比一般日本人窮。
到了1990年代，中國留學生在餐館打點零工就可以“發大财”。
中國一直在遠東地區獨大。
在19世紀末之前，中國人對均勢沒有了解，也沒有興趣。
自秦統一以後，李鴻章大概是中國運用“均勢”的第一人。
他的策略是“以夷制夷”，把中國的土地和财富當作贓物，在強國之間制造“分贓不均”的矛盾。
在那個弱肉強食的時代，現在仍是弱肉強食的時代。
隻不過由于中國國力的提升，中國人對弱肉強食的感受不如以前那麼強烈了。
清朝的努力往往是“肉包子打狗，有去無回”。
另外，李鴻章長期混迹官場，他的思路受到官場上找“靠山”的限制，還不完全是均勢，因而更加被動。
而自強之路被限制在工業，沒有制度改革。
不過，李鴻章很難做到更多了。
他手中的牌太少，背後的掣肘太多，而且他也不幹淨。
從1870年接替曾國藩與法國交涉天津教案開始，到1901年9月《辛醜條約》簽署之後兩個月去世為止，李鴻章慘淡經營外交近30年（其中大約有3年被排擠在外）。
這是中國對外關系史中最複雜、最艱險的30年。
李鴻章設想的均勢很悲涼，很無奈，但挽救中國的還是均勢。
馬丁?懷特說： 中國地域遼闊，位置重要，很難被某一個大國吞并而成為其保護國。
……但相互妒忌最終使列強的對華政策成為在中國争奪租借地的競争。
若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幹擾，很可能就導緻了對中國的瓜分。
《權力政治》，110頁。
李鴻章“以夷制夷”的辦法繼承了中國古代的策略。
但在清朝末年，每次談判“制夷”之前，夷人都已經打進家門來。
列強們肆無忌憚，沒有道德約束，也不擔心中國報複——因為中國根本無此能力。
中國外交的選擇餘地很小。
從1840年之後100多年的痛苦經曆中，中國人知道“弱國無外交”，卻又指責李鴻章“賣國”。
可是，在晚清，又有誰能做得比李鴻章更好呢？中國那時的境遇非常危險。
但中國沒有被列強瓜分，沒有成為殖民地，在各種可能中，已經是一個不太壞的結局。
李鴻章确實出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