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歐亞大陸與中國的地緣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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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國家的重要盟國，互成“犄角之勢”。
巴西還是發展勢頭良好的“金磚四國”BRIC：巴西、俄國、印度、中國。
中唯一不在歐亞大陸上的國家，有可能在南美建立以巴西為核心的區域共同體。
今天的意大利、希臘是歐亞大陸的“内角”。
在北方，綿延的大山把它們與大陸分隔開，其餘的三面環水。
在古代，這兩個半島是歐洲大陸的外角。
那裡比較安全，氣候條件很好，更享有地中海的航運便利。
它們很适合文明的發展。
如果向北方内陸進攻，那裡又是适宜的出發點。
“角”的位置是古希臘、古羅馬能夠取得輝煌成就的主要地理原因。
歐亞大陸上所有瀕臨海洋的國家都是“邊國”。
位置比較優越的“邊國”有伊朗、巴基斯坦、緬甸、越南、以色列、土耳其、法國、荷蘭等國家。
它們或者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或者地處戰略要道，或者兩者兼備。
美國曾經把伊朗、伊拉克作為圍堵蘇聯南下的栅欄，現在把以色列作為它打入中東的楔子。
印度兼有角國和邊國的位置，但擴張不易。
印度的領土隻有很小一部分進入亞洲腹地，在那裡，它被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高原和大山所阻擋。
因此，印度進入歐亞大陸腹地的企圖遇到了重重困難。
它很可能留在次大陸上。
如果歐亞大陸之外的國家要控制這個大陸，必須首先在角或邊落足，然後向腹地發展。
美國所走的路線正是沿邊落子，然後向腹地滲透。
英國、日本、澳大利亞等角國都是它的軍事盟國，而且都是發達國家，有兩個還是英語國家。
得益于早期的擴張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美國的布局很出色，但對弈并非一帆風順。
在冷戰時期，美國在朝鮮半島、越南等邊國登陸，遇到了頑強抵抗，最後在半島上退回原來位置，又灰溜溜地撤出越南。
美國最近的一着臭棋落在了伊拉克這個出産石油的邊國，伊戰的結果很可能與越戰的大緻相同。
一般而言，地處内陸、沒有出海口的國家是“腹國”。
腹國有蒙古、哈薩克斯坦、阿富汗等中亞國家，格魯吉亞等高加索國家。
哈薩克斯坦瀕臨内陸海裡海，因裡海而多了幾個鄰國，地緣環境較完全為陸地所封閉的蒙古好很多。
格魯吉亞有出海口，可以經黑海到地中海到大西洋，但海運并不便利。
傳統上格魯吉亞是俄國的軟下腹，它的腹國地位更是針對俄國而言。
在歐亞大陸的西部，白俄羅斯、捷克也是腹國。
腹國容易受制于鄰國，除非打通海洋，像早期的俄國那樣，否則不能改變被動局面。
但是，海岸線國家大多是強國，而腹國都比較貧弱，不可能對強國形成威脅。
腹國都不是富裕國家，它們的價值主要在資源上，以及地緣政治上。
控制了腹國就可以牽制大陸上的大國，威脅它們的後方。
歐亞大陸的腹地不是腹國才有。
本土大國，如俄國和中國，也在内陸有廣闊的土地。
腹地是通往其他方向的交通要道，是整合大陸力量所依靠的途徑。
俄國、中國既有海岸線，領土又都延伸到中亞。
它們兼有邊國與腹國的位置，都需要獲得“角”，以鞏固它們進入海洋的通道，并保護沿海地區。
經過幾百年的擴張，俄國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上都能通往海洋。
俄國不僅四面濱海，在四面都有良港：東有海參崴，西有聖彼得堡，南有塞瓦斯托波爾（從烏克蘭租賃），北有摩爾曼斯克。
不過，所有這些海港都不能直接通往大洋，都受制于别國的陸地或島嶼。
俄國要成為海權國家仍力不從心。
俄國在失去了勢力範圍之後，腹也變成了邊。
高加索邊境地區夾在裡海和黑海之間，可算是大陸腹地。
但因為車臣、格魯吉亞等問題，這一地區成為俄國的“軟下腹”“心髒”和“腹”顯然是兩個意思不同的詞，在醫學上各有所指。
它們在這裡都是借喻，表示“中心地帶”、“心髒地帶”（heartland）。
交叉使用“腹地”和“下腹”可能會造成一些概念混亂。
腹地指内地，而軟下腹（softunderbelly）則指暴露在外界威脅之中薄弱的邊緣地帶，如俄國的高加索地區。
，俄國需要在那裡打仗。
腹地成了前線，恢複到沙俄剛占領高加索地區時的樣子。
在地緣政治版圖上，角、邊、腹三者的位置雖然相對固定，卻遠非一成不變。
中國在海洋上的情況類似俄國，比較封閉，但總體而言要好一些。
台灣島是歐亞大陸的一個角，雖然不是位置很突出的角。
如果大陸和台灣統一，中國在東部海岸的困境就會緩解很多，前往太平洋的航路會更有保障，在馬六甲海峽會有更大的選擇餘地。
中國統一不會對日本構成威脅，因為日本是一個島國，海上通道很多。
一條通道被封鎖隻會給它造成麻煩，不會窒息，而封鎖者的不便和成本可能更大。
相反，中國的海上通道卻比較容易被堵塞。
在内陸，新疆和内蒙古西部都在歐亞大陸的腹地。
中亞地區也是中國的一個軟下腹，面臨恐怖襲擊的威脅。
但目前那裡的情況要比俄國高加索地區好得多。
中國可以獲得中亞的能源供應。
此外，漢、唐朝的曆史證明，中國沒有必要再往西發展了。
地緣政治博弈與劫材 在最後計算勝負時，圍棋的一目就是一目，不論它們在棋盤的哪一個位置，其價值是相同的。
但是，地緣政治的勝負統計卻沒有一定之規，各個位置的價值是不同的，就如房地産業評估土地價值的行話一樣：“位置、位置、位置”。
此外，站在不同國家的立場，會對位置的價值做出不同的判斷；擁有不同的戰略眼光，也會對位置價值有不同的評判。
因此，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果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計算。
在結局之前，人們往往莫衷一是。
與圍棋不同的還有，隻要國家還存在，地緣政治的博弈就會一直持續下去，不會有最後的勝負。
一個國家不要指望在占了便宜之後可以輕易脫身。
這是日本在發動對華戰争之時最缺乏考慮的地方。
日本隻看到中國的貧弱與混亂，隻看到西方大國對中國的侵略，卻沒有看到日本沒有能力滅亡中國，世界大國也不允許日本滅亡中國。
即使日本滅亡了中國，它也不可能在中國建立起長期有效的統治。
與納粹德國濫用地緣政治理論相反，日本的決策者則完全沒有地緣戰略頭腦。
他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不知道該到哪裡結束，卻又被激進分子（有一些在最高層）盲目地拖着走。
因此，日本的戰敗是注定的。
在更深遠的一層，他們沒有想到，如果他們的武力和殘忍沒有滅亡中國，那麼，作為一個倚在大國邊上的島國，在中國重新崛起之後将如何面對？日本人不是遊牧民族，不可能舉國遷移，何況也沒有地方供他們遷移。
在歐洲，二戰的戰勝國接受了一戰之後巴黎和會的教訓，沒有向德國等戰敗國提出苛刻條件，甚至還幫助它們恢複經濟。
這等眼光和胸懷是日本人不具備的。
他們反而在曆史問題上不停地刺激中國人（還有韓國人、朝鮮人）。
日本的行為無疑在告訴所有人，特别是健忘的中國人：“你們忘記了戰争，我們沒有忘。
”“你們别想抛棄這段曆史。
”由于這個原因，中日不能達成法德那樣的和解。
無論日本人是否願意繼續，中日之間都有“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非下不可，由不得日本人，也由不得中國人。
這個棋局是日本的不和解态度制造出來的，可能還要再下幾十年。
兩國不能開始新的棋局。
這個棋局符合美國的利益，卻不符合整個東亞的利益。
劫材是圍棋術語，就是可以“打劫”的材料。
戰國時，齊國軍師孫膑的“圍魏救趙”是使用劫材的出色範例。
孫膑攻敵之所必救。
敵人必救的那個目标就是劫材。
關于劫材的判斷不容易做出。
如果魏國的邊境有足夠的防守，就不存在劫材。
如果魏國國都大梁能夠抵禦齊軍的進攻，也不存在劫材。
魏國沒有必救的劫材，魏國占領趙國的軍隊就不必匆匆回撤，不會進入齊軍的埋伏圈。
魏軍将領反而可以從長計議，算計齊國，比如揮軍直指齊國國都臨淄。
劫材的判斷需要經驗。
就其成因而言，劫材有數種。
有些劫材是曆史上形成的；有些是本國的錯誤造成的；有些則是中了其他國家設下的圈套。
一個劫材有可能包括兩到三個成因：天然的缺陷因本國的錯誤而加重，又被别國特别加以擴大。
比如，落後的政治制度是一個大家都喜愛提的劫材。
一國的劫材多了，就會在博弈中顧此失彼。
所以，在國際競争中應該減少自己的劫材，增加對手的劫材。
唯此，才有可能增加勝算。
減少劫材首先從國内做起。
蘇聯解體就因為它的劫材太多。
不僅僅是帝國在地理上的過度擴張（在東歐和阿富汗），也有經濟的（援助競賽）、軍事的（軍備競賽）、意識形态的（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統治基礎太窄（既得利益者僅限于少數權貴）。
這些無一不成為對手的“劫材”。
無論如何減少劫材，被對方“打劫”都不可避免。
國家之間都有劫材可打劫。
因此，國家需要仔細計算各個劫材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同時确定自己的劫材中有哪些是能夠在關鍵時刻放棄的。
劫材并不是在棋局最後才發揮作用。
國家間的博弈雖然有“輪”，一輪又一輪的博弈，但隻要有國家存在，博弈就不會結束。
無論是第幾輪，國家間下的都是相同的一盤棋。
它們沒有重新開局的機會。
所以，劫材的使用是在棋局之中，而不在之末。
國家犯下的任何一個錯誤，都有可能在現在，或未來某個時候（也許幾百年之後），結出苦果，被别的國家利用。
使局面更為複雜的是，恐怖組織以及其他各種非政府組織已經加入到國家間的博弈。
它們有自己不同的遊戲規則，記憶力更好，也更專注于目标——打劫。
總之，國家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适用于一句民間俗語：“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如果一個國家有大的劫材可以被對手利用，就會嚴重限制它的戰略選擇，包括對戰争的選擇。
一個不受此限制的國家就會在最後的對抗中占上風。
許多劫材是人為的，比如嚴重的社會危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的後方非常不穩定。
德國支持列甯發動革命。
沙皇俄國被推翻之後，陷入内亂的俄國退出戰争。
不過，俄國革命也波及德國，基爾港的水兵嘩變，最後德國因内部問題而戰敗。
長遠來看，蘇聯取代沙皇俄國，德國給自己樹立了一個更強大的敵人，對共産主義的仇恨限制了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的選擇，導緻了德國再次戰敗——這是德國在幫助俄共革命時所未料及的。
曆史在這裡又顯示了無常。
戰争是國家間較量的最後手段。
在和平時期，國家間的許多對抗方式是經濟的。
一國經濟受制于他國越多，在對抗中就越被動。
在1970年代，石油輸出國組織曾經把持石油，在發達國家造成了普遍的恐慌；在1980年代，美國把糧食出口作為一個手段，要求得到蘇聯的回報；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西方投機者打劫了東南亞國家多年積聚的财富。
西方國家的政府顯然從危機中得到了很多好處，迫使東南亞國家接受它們制定的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援助條件。
中國、日本等國政府持有的美國國債也曾被當作美國的劫材，但美元在危機中貶值。
這些國債更像是人質，而非劫材——持有者虧損已經不可避免。
經濟的劫材在近期内曾經有過：彙率、貿易順差、傾銷問題、勞工問題、出口産品質量。
出口産品（如玩具）的質量成為劫材，并不是說具體的生産者和監督者沒有過錯和失誤。
對于中國來說，僅僅改進質量、糾正錯誤是不夠的，政府還必須對國内消費者擔負責任。
除了經濟之外，中國可以被對手用作劫材的還有很多：台灣、西藏、新疆、政治制度。
中國為了保護這些劫材，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比如在貿易上做出讓步。
台灣問題是大陸的一個劫材，反過來，大陸也是台灣的劫材。
海峽兩岸曾經為争奪“友邦”而大打外交戰。
國家利益的範圍及規模，與國家的大小有很大關系。
與台灣建交的，以及在大陸和台灣之間搖擺的，都是面積、人口和經濟規模很小的國家。
它們的利益很小，受打擊面也就相應很小，它們不擔心大陸的報複。
這些小國與海峽一方建交得到的好處，可以超過另一方報複帶來的損失。
使用劫材有“對等原則”。
如果一方不想使對抗升級，在報複時就不會觸及對方更大的利益，而是“提”對方對等的劫材。
這與戰争的“有限目标”是一緻的，即戰争規模必須和政治目的一緻。
如果一方可能升級，另一方在決定是否打劫時就會更加小心，不會輕舉妄動。
打劫與應對打劫的能力與國内狀況有很大關系。
如果一國在國内有足夠“氣眼”，遇到外國打劫時就會應付裕如。
如果一國政府本來在國内的“氣眼”就不夠長，那麼，在國際政治中就容易處處被動，對各處“打劫”應接不暇，還要抱怨敵對勢力太猖狂。
巴西還是發展勢頭良好的“金磚四國”BRIC：巴西、俄國、印度、中國。
中唯一不在歐亞大陸上的國家，有可能在南美建立以巴西為核心的區域共同體。
今天的意大利、希臘是歐亞大陸的“内角”。
在北方，綿延的大山把它們與大陸分隔開，其餘的三面環水。
在古代，這兩個半島是歐洲大陸的外角。
那裡比較安全，氣候條件很好，更享有地中海的航運便利。
它們很适合文明的發展。
如果向北方内陸進攻，那裡又是适宜的出發點。
“角”的位置是古希臘、古羅馬能夠取得輝煌成就的主要地理原因。
歐亞大陸上所有瀕臨海洋的國家都是“邊國”。
位置比較優越的“邊國”有伊朗、巴基斯坦、緬甸、越南、以色列、土耳其、法國、荷蘭等國家。
它們或者擁有豐富的自然資源，或者地處戰略要道，或者兩者兼備。
美國曾經把伊朗、伊拉克作為圍堵蘇聯南下的栅欄，現在把以色列作為它打入中東的楔子。
印度兼有角國和邊國的位置，但擴張不易。
印度的領土隻有很小一部分進入亞洲腹地，在那裡，它被中國和巴基斯坦的高原和大山所阻擋。
因此，印度進入歐亞大陸腹地的企圖遇到了重重困難。
它很可能留在次大陸上。
如果歐亞大陸之外的國家要控制這個大陸，必須首先在角或邊落足，然後向腹地發展。
美國所走的路線正是沿邊落子，然後向腹地滲透。
英國、日本、澳大利亞等角國都是它的軍事盟國，而且都是發達國家，有兩個還是英語國家。
得益于早期的擴張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美國的布局很出色，但對弈并非一帆風順。
在冷戰時期，美國在朝鮮半島、越南等邊國登陸，遇到了頑強抵抗，最後在半島上退回原來位置，又灰溜溜地撤出越南。
美國最近的一着臭棋落在了伊拉克這個出産石油的邊國，伊戰的結果很可能與越戰的大緻相同。
一般而言，地處内陸、沒有出海口的國家是“腹國”。
腹國有蒙古、哈薩克斯坦、阿富汗等中亞國家，格魯吉亞等高加索國家。
哈薩克斯坦瀕臨内陸海裡海，因裡海而多了幾個鄰國，地緣環境較完全為陸地所封閉的蒙古好很多。
格魯吉亞有出海口，可以經黑海到地中海到大西洋，但海運并不便利。
傳統上格魯吉亞是俄國的軟下腹，它的腹國地位更是針對俄國而言。
在歐亞大陸的西部，白俄羅斯、捷克也是腹國。
腹國容易受制于鄰國，除非打通海洋，像早期的俄國那樣，否則不能改變被動局面。
但是，海岸線國家大多是強國，而腹國都比較貧弱，不可能對強國形成威脅。
腹國都不是富裕國家，它們的價值主要在資源上，以及地緣政治上。
控制了腹國就可以牽制大陸上的大國，威脅它們的後方。
歐亞大陸的腹地不是腹國才有。
本土大國，如俄國和中國，也在内陸有廣闊的土地。
腹地是通往其他方向的交通要道，是整合大陸力量所依靠的途徑。
俄國、中國既有海岸線，領土又都延伸到中亞。
它們兼有邊國與腹國的位置，都需要獲得“角”，以鞏固它們進入海洋的通道，并保護沿海地區。
經過幾百年的擴張，俄國在東西南北四個方向上都能通往海洋。
俄國不僅四面濱海，在四面都有良港：東有海參崴，西有聖彼得堡，南有塞瓦斯托波爾（從烏克蘭租賃），北有摩爾曼斯克。
不過，所有這些海港都不能直接通往大洋，都受制于别國的陸地或島嶼。
俄國要成為海權國家仍力不從心。
俄國在失去了勢力範圍之後，腹也變成了邊。
高加索邊境地區夾在裡海和黑海之間，可算是大陸腹地。
但因為車臣、格魯吉亞等問題，這一地區成為俄國的“軟下腹”“心髒”和“腹”顯然是兩個意思不同的詞，在醫學上各有所指。
它們在這裡都是借喻，表示“中心地帶”、“心髒地帶”（heartland）。
交叉使用“腹地”和“下腹”可能會造成一些概念混亂。
腹地指内地，而軟下腹（softunderbelly）則指暴露在外界威脅之中薄弱的邊緣地帶，如俄國的高加索地區。
，俄國需要在那裡打仗。
腹地成了前線，恢複到沙俄剛占領高加索地區時的樣子。
在地緣政治版圖上，角、邊、腹三者的位置雖然相對固定，卻遠非一成不變。
中國在海洋上的情況類似俄國，比較封閉，但總體而言要好一些。
台灣島是歐亞大陸的一個角，雖然不是位置很突出的角。
如果大陸和台灣統一，中國在東部海岸的困境就會緩解很多，前往太平洋的航路會更有保障，在馬六甲海峽會有更大的選擇餘地。
中國統一不會對日本構成威脅，因為日本是一個島國，海上通道很多。
一條通道被封鎖隻會給它造成麻煩，不會窒息，而封鎖者的不便和成本可能更大。
相反，中國的海上通道卻比較容易被堵塞。
在内陸，新疆和内蒙古西部都在歐亞大陸的腹地。
中亞地區也是中國的一個軟下腹，面臨恐怖襲擊的威脅。
但目前那裡的情況要比俄國高加索地區好得多。
中國可以獲得中亞的能源供應。
此外，漢、唐朝的曆史證明，中國沒有必要再往西發展了。
地緣政治博弈與劫材 在最後計算勝負時，圍棋的一目就是一目，不論它們在棋盤的哪一個位置，其價值是相同的。
但是，地緣政治的勝負統計卻沒有一定之規，各個位置的價值是不同的，就如房地産業評估土地價值的行話一樣：“位置、位置、位置”。
此外，站在不同國家的立場，會對位置的價值做出不同的判斷；擁有不同的戰略眼光，也會對位置價值有不同的評判。
因此，地緣政治博弈的結果可以有許多不同的計算。
在結局之前，人們往往莫衷一是。
與圍棋不同的還有，隻要國家還存在，地緣政治的博弈就會一直持續下去，不會有最後的勝負。
一個國家不要指望在占了便宜之後可以輕易脫身。
這是日本在發動對華戰争之時最缺乏考慮的地方。
日本隻看到中國的貧弱與混亂，隻看到西方大國對中國的侵略，卻沒有看到日本沒有能力滅亡中國，世界大國也不允許日本滅亡中國。
即使日本滅亡了中國，它也不可能在中國建立起長期有效的統治。
與納粹德國濫用地緣政治理論相反，日本的決策者則完全沒有地緣戰略頭腦。
他們不知道該從哪裡開始，不知道該到哪裡結束，卻又被激進分子（有一些在最高層）盲目地拖着走。
因此，日本的戰敗是注定的。
在更深遠的一層，他們沒有想到，如果他們的武力和殘忍沒有滅亡中國，那麼，作為一個倚在大國邊上的島國，在中國重新崛起之後将如何面對？日本人不是遊牧民族，不可能舉國遷移，何況也沒有地方供他們遷移。
在歐洲，二戰的戰勝國接受了一戰之後巴黎和會的教訓，沒有向德國等戰敗國提出苛刻條件，甚至還幫助它們恢複經濟。
這等眼光和胸懷是日本人不具備的。
他們反而在曆史問題上不停地刺激中國人（還有韓國人、朝鮮人）。
日本的行為無疑在告訴所有人，特别是健忘的中國人：“你們忘記了戰争，我們沒有忘。
”“你們别想抛棄這段曆史。
”由于這個原因，中日不能達成法德那樣的和解。
無論日本人是否願意繼續，中日之間都有“一盤沒有下完的棋”，非下不可，由不得日本人，也由不得中國人。
這個棋局是日本的不和解态度制造出來的，可能還要再下幾十年。
兩國不能開始新的棋局。
這個棋局符合美國的利益，卻不符合整個東亞的利益。
劫材是圍棋術語，就是可以“打劫”的材料。
戰國時，齊國軍師孫膑的“圍魏救趙”是使用劫材的出色範例。
孫膑攻敵之所必救。
敵人必救的那個目标就是劫材。
關于劫材的判斷不容易做出。
如果魏國的邊境有足夠的防守，就不存在劫材。
如果魏國國都大梁能夠抵禦齊軍的進攻，也不存在劫材。
魏國沒有必救的劫材，魏國占領趙國的軍隊就不必匆匆回撤，不會進入齊軍的埋伏圈。
魏軍将領反而可以從長計議，算計齊國，比如揮軍直指齊國國都臨淄。
劫材的判斷需要經驗。
就其成因而言，劫材有數種。
有些劫材是曆史上形成的；有些是本國的錯誤造成的；有些則是中了其他國家設下的圈套。
一個劫材有可能包括兩到三個成因：天然的缺陷因本國的錯誤而加重，又被别國特别加以擴大。
比如，落後的政治制度是一個大家都喜愛提的劫材。
一國的劫材多了，就會在博弈中顧此失彼。
所以，在國際競争中應該減少自己的劫材，增加對手的劫材。
唯此，才有可能增加勝算。
減少劫材首先從國内做起。
蘇聯解體就因為它的劫材太多。
不僅僅是帝國在地理上的過度擴張（在東歐和阿富汗），也有經濟的（援助競賽）、軍事的（軍備競賽）、意識形态的（鎮壓持不同政見者）、統治基礎太窄（既得利益者僅限于少數權貴）。
這些無一不成為對手的“劫材”。
無論如何減少劫材，被對方“打劫”都不可避免。
國家之間都有劫材可打劫。
因此，國家需要仔細計算各個劫材的價值和交換價值，同時确定自己的劫材中有哪些是能夠在關鍵時刻放棄的。
劫材并不是在棋局最後才發揮作用。
國家間的博弈雖然有“輪”，一輪又一輪的博弈，但隻要有國家存在，博弈就不會結束。
無論是第幾輪，國家間下的都是相同的一盤棋。
它們沒有重新開局的機會。
所以，劫材的使用是在棋局之中，而不在之末。
國家犯下的任何一個錯誤，都有可能在現在，或未來某個時候（也許幾百年之後），結出苦果，被别的國家利用。
使局面更為複雜的是，恐怖組織以及其他各種非政府組織已經加入到國家間的博弈。
它們有自己不同的遊戲規則，記憶力更好，也更專注于目标——打劫。
總之，國家犯下的錯誤和罪行适用于一句民間俗語：“不是不報，時候未到”。
如果一個國家有大的劫材可以被對手利用，就會嚴重限制它的戰略選擇，包括對戰争的選擇。
一個不受此限制的國家就會在最後的對抗中占上風。
許多劫材是人為的，比如嚴重的社會危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俄國的後方非常不穩定。
德國支持列甯發動革命。
沙皇俄國被推翻之後，陷入内亂的俄國退出戰争。
不過，俄國革命也波及德國，基爾港的水兵嘩變，最後德國因内部問題而戰敗。
長遠來看，蘇聯取代沙皇俄國，德國給自己樹立了一個更強大的敵人，對共産主義的仇恨限制了納粹德國在二戰期間的選擇，導緻了德國再次戰敗——這是德國在幫助俄共革命時所未料及的。
曆史在這裡又顯示了無常。
戰争是國家間較量的最後手段。
在和平時期，國家間的許多對抗方式是經濟的。
一國經濟受制于他國越多，在對抗中就越被動。
在1970年代，石油輸出國組織曾經把持石油，在發達國家造成了普遍的恐慌；在1980年代，美國把糧食出口作為一個手段，要求得到蘇聯的回報；在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中，西方投機者打劫了東南亞國家多年積聚的财富。
西方國家的政府顯然從危機中得到了很多好處，迫使東南亞國家接受它們制定的國際貨币基金組織的援助條件。
中國、日本等國政府持有的美國國債也曾被當作美國的劫材，但美元在危機中貶值。
這些國債更像是人質，而非劫材——持有者虧損已經不可避免。
經濟的劫材在近期内曾經有過：彙率、貿易順差、傾銷問題、勞工問題、出口産品質量。
出口産品（如玩具）的質量成為劫材，并不是說具體的生産者和監督者沒有過錯和失誤。
對于中國來說，僅僅改進質量、糾正錯誤是不夠的，政府還必須對國内消費者擔負責任。
除了經濟之外，中國可以被對手用作劫材的還有很多：台灣、西藏、新疆、政治制度。
中國為了保護這些劫材，就不得不在其他方面付出代價，比如在貿易上做出讓步。
台灣問題是大陸的一個劫材，反過來，大陸也是台灣的劫材。
海峽兩岸曾經為争奪“友邦”而大打外交戰。
國家利益的範圍及規模，與國家的大小有很大關系。
與台灣建交的，以及在大陸和台灣之間搖擺的，都是面積、人口和經濟規模很小的國家。
它們的利益很小，受打擊面也就相應很小，它們不擔心大陸的報複。
這些小國與海峽一方建交得到的好處，可以超過另一方報複帶來的損失。
使用劫材有“對等原則”。
如果一方不想使對抗升級，在報複時就不會觸及對方更大的利益，而是“提”對方對等的劫材。
這與戰争的“有限目标”是一緻的，即戰争規模必須和政治目的一緻。
如果一方可能升級，另一方在決定是否打劫時就會更加小心，不會輕舉妄動。
打劫與應對打劫的能力與國内狀況有很大關系。
如果一國在國内有足夠“氣眼”，遇到外國打劫時就會應付裕如。
如果一國政府本來在國内的“氣眼”就不夠長，那麼，在國際政治中就容易處處被動，對各處“打劫”應接不暇，還要抱怨敵對勢力太猖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