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緣政治學的曆史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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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世界大國對應的是大空間（Grossraum）。
這些觀點是他在1901年提出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前奏。
他把生存空間當作是“生物地理學”的内容，認為國家的重要特征是空間和位置。
後來，拉策爾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地理學上，寫了《政治地理學》（1897）。
這本書是地緣政治學的開山之作，第一次明确論述了海權和陸權的對立。
拉策爾注重海洋對文明發展的促進，寫有《海洋——民族強大的泉源》（1900）。
在《國家空間增長的規律》（1901）中，拉策爾羅列了國家擴張的7個規律參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31頁。
，其中的兩個是：國家的空間随着文化的發展而增長；國家的成長通過合并及吞并小國來實現。
那時，進化論的觀點已經普及，把國家當作需要增長空間的“有機體”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觀點。
在《西方的沒落》（1918、1922）中，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認定文明是生命體。
這些作者正确地回到了原始民族的“萬物有靈”思想。
但關于維持“生命體”增長的營養，拉策爾帶領地緣政治學邁出了有害的一步。
不過，如果考慮到那時歐美列強正在為最後瓜分世界而瘋狂争鬥，拉策爾的觀點也就不顯得那樣咄咄逼人了。
拉策爾為地緣政治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剩下的工作将由後人完成。
其實，拉策爾本人沒有提出“地緣政治學”。
“地緣政治”或“地緣政治學”一詞是瑞典政治學教授魯道夫?契倫（1846-1922）在1905年創造的。
他在《作為生命形态的國家》（1916）中給予了詳細闡釋。
他認為，國家有5個“器官”：空間、人民、經濟、社會、管理契倫提出國家的“管理”要素是在管理作為一門學科受到重視之前。
他所說的管理是國家管理，與今天理解的企業管理有所不同，但它們的原理卻是相近的……在契倫寫這本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正酣，而距拉策爾的早期工作已有30多年。
其實，契倫的地緣政治學脫胎于拉策爾的政治地理學。
兩者的研究範圍沒有區别，隻是使用不同的名稱。
契倫的貢獻遠遠不止一個名詞。
他繼承了拉策爾的“國家有機體”和“生存空間”理論，支持大國向外擴張。
在他看來，國家有機體在發展中争奪生存空間是自然法則所确定了的。
為了保持争奪資源的行動自由，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在戰争狀态中自給自足，不依賴和平。
地緣政治學起步之初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也是殖民時代最後的瘋狂。
從國家有機體到生存空間，地緣政治學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弱肉強食”的習性。
這是20世紀初的“時代精神”。
從梁啟超到魯迅，中國知識分子也深受“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理論的影響。
與德國完全不同的是，中國是慘遭瓜分和蠶食的國家。
中國學者關注的是中國的自我拯救，而不是武力擴張。
同時，他們還潛藏着對國民“不争”的憤怒。
契倫是身為小國公民卻很有成就的地緣政治學家。
其餘所有地緣政治學家都是大國公民。
這是因為地緣政治是大國的遊戲，地緣政治學是大國的地理學。
契倫親德國——瑞典的南方鄰國，深受拉策爾的影響，從德國的角度看問題。
所以，他可以被歸入德國地緣政治學派。
在《現代大國》（1914）中，契倫認為小國注定要臣服大國，組成更大的國家。
他看好德國的作用。
在奠定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300多年，在契倫寫《現代大國》之後100年，歐洲經曆了多次大戰，至今沒有完成統一過程。
其實，歐洲的這個過程并不算很長。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用了501年（前722-前221）才完成權力最後的高度集中。
與其他學科不同，“地緣政治學”之前可以冠以國家名稱。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沒有“地緣政治學”，但貢獻卻很大，可以說是“有其實，無其名”。
美國海軍軍官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寫了《海權對曆史的影響》（1890），強調控制海洋對國家和戰争的重要性。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非常推崇這本書，把它發到每一艘軍艦上。
在威廉二世的專制統治之下，德國推行全球擴張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四處出擊，“争奪陽光下的地盤”。
1900年，在歡送德國軍隊到中國鎮壓義和團時，威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黃禍”論，要求德軍嚴懲中國人。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複雜的原因和背景，但自以為是的威廉二世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從19世紀末開始，英德兩國展開海軍軍備競賽。
英國當時的政策是保證它的海軍軍力超過其他任何兩個國家之和。
德國日益強大的海軍被英國看做巨大威脅。
在一戰中，德國海軍的軍艦質量、軍人技能超過了英國海軍，但數量處于劣勢。
德國海軍企圖集中兵力消滅英國海軍，卻在日德蘭海戰中失利。
此後直到戰争結束，德國艦隊一直被封鎖在港口，成為名副其實的“存在艦隊”。
戰後，德國軍艦被收繳、銷毀。
德國始終沒有能夠成為一個海上霸權。
德國尋求的不僅是海上霸權。
在一戰之前，德國的海權和陸權兩派對立起來，争奪有限的國家預算。
兩權對立的思想源自拉策爾。
與海權派一樣，陸權派也有宏大的計劃。
德國的“東進”（DrangnachOsten——向東突進）可與美國的“西進運動”做一番異同比較。
戰略不僅指向東歐和俄國，還包括歐洲之外的東方。
19世紀末，德國計劃修建巴格達鐵路，用鐵路把北海和波斯灣連在一起。
線路從漢堡、柏林經過君士坦丁堡到巴格達。
這條鐵路将嚴重侵犯英國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最終因為英國的反對而流産。
在海上和陸地上，德國的政策都對現有大國英國構成威脅。
英德沖突越來越不可調和，最終因為奧匈帝國皇儲被暗殺這個偶然因素爆發大戰。
一戰前德國的地緣戰略完全沒有章法，非常混亂。
這與統治者威廉二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關系。
在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顯學。
把它進一步推廣到人人皆知程度（卻不是好名聲）的是德國地理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将軍（1869-1946）。
豪斯霍費爾接受了契倫的思想，他相信，“對地理現實的忽視”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43頁。
因此，他決心改變德國對地理認識的不足，促使德國從失敗和屈辱中複興。
拉策爾和契倫是一戰之後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導師。
豪斯霍費爾熟悉他們的理論。
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豪斯霍費爾仍然持海權與陸權對立的觀點，把英國作為德國的最大敵人。
他認定德國的命運在東方，那些中東歐國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為德國的成長讓出地盤。
但他不贊同依靠侵略來達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國和蘇聯結成大陸聯盟，共同對抗海權國家。
納粹認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又敵視猶太人創立的共産主義，因此不能與蘇聯長期合作。
當德國入侵蘇聯的時候，豪斯霍費爾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發出歡呼。
第三帝國用意識形态取代地緣政治分析，樹敵過多，最終一敗塗地。
冷戰結束之後，北約東擴，中東歐的小國大多被納入歐洲，證實了德國地緣政治學“東進”的判斷，也似乎達成了豪斯霍費爾的願望。
不過，北約東擴與豪斯霍費爾的設想有一個差别：主導國家不是德國，甚至不是歐洲國家。
1924年，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創辦《地緣政治學雜志》，宣揚他的主張。
納粹上台後，這本雜志逐漸充滿了納粹意識形态，豪斯霍費爾對雜志的影響力日益消退。
不過，即使不考慮納粹的影響，豪斯霍費爾的理論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
這不完全是豪斯霍費爾的錯。
地緣政治學具有原罪，它的理論包含着内在侵略性。
豪斯霍費爾和其他許多地緣政治學家把國家看做是在空間中生長和擴張的生命體，其生長需要營養。
這沒有錯。
在曆史上，國家和民族強大時總是向外擴張，現在所有大國（以及許多中小國家）都是這樣産生的。
但是，地緣政治學具有明晰的邏輯。
如果一味強調擴張和對抗，制造了氛圍，就會使戰争的動機和規模都失去控制。
20世紀前半期德國的教訓是，地緣戰略目标必須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時使用文化、經濟等資源加以促進和調整。
可惜，在俾斯麥之後的德國權力圈内，沒有人懂得這一點。
與大空間相對應，豪斯霍費爾設想全球将出現四個泛區域：南北美洲各國組成的泛美區，由美國主導；從東北亞到澳大利亞的泛亞區，由日本主導；歐洲與非洲統一後形成的泛歐區，由德國主導；蘇聯和印度等國的泛蘇區，由蘇聯主導。
豪斯霍費爾的這個觀點很有遠見，即使在今天也還有點超前。
雖然區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還沒有豪斯霍費爾設想的那樣大。
豪斯霍費爾認為泛歐的命定空間在德國，泛亞的命定空間在日本。
在這一點上，他完全錯了。
一次戰敗就可以終結一個國家的好運。
德國非常幸運，在20世紀有過兩次成為支配大國的機會，但都因不知節制而失敗了。
在極權政治之下，學術是虛弱的。
納粹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不是學者的地緣政治學了。
納粹德國的副元首（第二号人物）魯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大學的學生。
赫斯在那裡接觸到地緣政治學。
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後，阿道夫?希特勒和赫斯一同被捕。
豪斯霍費爾經常去監獄探望他的學生。
赫斯則把地緣政治學的思想教給了希特勒。
希特勒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從中可以看到地緣政治學的理論。
納粹上台後，豪斯霍費爾深陷到政治漩渦中。
1941年5月，赫斯駕機逃往英國，可能是為了謀求英德之間的和平。
豪斯霍費爾和兒子阿爾布萊希特因為這一事件被捕，旋被釋放。
阿爾布萊希特也是一位地緣政治學家。
受到1944年7月謀殺希特勒事件的牽連，父子倆再次被捕。
父親随後被釋放；兒子則被納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于1945年4月被殺。
美軍占領德國後逮捕了豪斯霍費爾。
1946年3月，豪斯霍費爾夫婦卡爾?豪斯霍費爾的妻子瑪莎也加入到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事業中。
她在1925年把詹姆斯?費爾格雷夫的《地理與世界大國》（1915）翻譯成德文。
在家中自殺身亡。
德國的地緣政治學随之消亡，至今看不到複蘇的可能。
除了德國之外，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最發達的國家是英國。
喬治?N?寇松勳爵（1859-1925）出生于土地貴族家庭。
他在少年時期從馬背上摔下來，脊柱嚴重受傷。
終生殘疾使他經常疼痛得昏迷過去，卻沒有阻止他長途旅行。
在1887-1894數年間，他到了俄國、中亞、波斯、暹羅、印度支那、朝鮮、阿富汗、帕米爾，寫書記錄下他的東方之行。
寇松不是單純的旅行家，他的目的是地緣政治的，總是圍繞着英屬印度的安全。
寇松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擔任印度總督（1899-19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擔任英國外交大臣（1919-1924）。
在印度時，他把西北邊境的獨立部落地區變成印度的一個省，就是現在美國無人機經常攻擊的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
1903年底，寇松派榮赫鵬帶領英軍入侵西藏，以阻擋俄國勢力經由西藏到達印度。
英軍在占領拉薩後沒有發現俄國人的影子。
英國勢力卻在與俄國的大角逐中進入了西藏。
“西藏問題”由此産生。
1912年，寇松在擔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時說： 在地理學的幫助下——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偉大自然力的運作，人口的分布，商業的進步，疆界的拓展，國家的形成，以及人類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SubjectsoftheDay，GeorgeCurzon，pp156-166，London：GeorgeAllen&Urwin，1915?轉引自《東方學》，274頁，三聯書店，2007年。
寇松是政治家、地緣政治的實踐者。
英國地緣政治學是由衆多像寇松這樣勇敢的冒險家、軍人奠定的。
這是英德兩國地緣政治學的不同之處，符合它們各自的哲學傳統。
英國地緣政治學的代表人物是哈爾福德?麥金德（1861-1947）。
麥金德比豪斯霍費爾年長8歲。
豪斯霍費爾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以至把他叫做“可恨的敵人”《地緣政治學》雜志，第二期（1925年）第454頁。
轉引自E?W?吉爾伯特：《曆史的地理樞紐》中譯本引言，17頁。
麥金德比豪斯霍費爾年長，從事地緣政治學研究也較早。
但豪斯霍費爾與地緣政治學前驅們在理論上一脈相承，而麥金德則像是一個旁支。
對于後世，麥金德的影響可能更大。
為了叙述的連貫性，在這裡把麥金德放在了豪斯霍費爾之後。
敬請讀者諸君注意……麥金德是牛津大學地理系第一任主任，擔任過倫敦經濟學院院長、英國國會議員。
1904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演講，論文的題目是《曆史的地理樞紐》，突出了樞紐地區在曆史中的重要作用。
這篇文稿成為地緣政治學的經典著作。
麥金德把俄國看做是英國的主要敵人，因為俄國占有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心髒地帶）。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外交大臣寇松派遣麥金德出使俄國，使命之一是煽動非俄羅斯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動搖革命的基礎。
麥金德認為，來自樞紐地區的威脅與哪個國家控制它沒有關系。
如果日本占領中國，并進而挾中國之力征服俄國，占領心髒地帶，就會對西方構成“黃禍”哈?麥金德：《曆史的地理樞紐》，70-71頁，商務印書館，1985。
這本小書收錄了麥金德的兩篇演講稿：“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曆史的地理樞紐”。
由此可見在對“黃禍”的擔心中，英國與德國沒有區别，盡管它們那時是對手……在對待黃種人的态度上，德國和英國在那時基本一緻。
在皇家地理學會的那次演講15年之後，麥金德把他的演講稿擴寫為《民主的理想與現實》（1919）。
此時正值巴黎和會，據說麥金德是寫給參加和會的各國代表們看的，提醒他們向東看。
麥金德對他原來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改，把“樞紐”（pivot）改稱為“心髒地帶”（heartland），而把歐亞大陸和非洲稱為“世界島”。
書中有一句後來被廣為引用的話：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髒地帶；誰統治心髒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
DemocraticIdealsandReality，p150，HalfordMackinder，NewYork：W?W?Norton，1962。
麥金德的“心髒地帶”指位于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與外界沒有或很少有海運聯系的地區。
其中包括内流河流域，如注入裡海的頓河、伏爾加河，注入鹹海的阿姆河、錫爾河，以及塔裡木河等消失在沙漠中的河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流域，如額畢河、葉尼塞河、勒拿河。
這個地區與海洋隔絕，海洋大國不能從海上向這些地區發起進攻。
在曆史上，征服歐亞大陸各地的遊牧民族都從這個地區出發。
鐵路出現之後，加強了心髒地帶的機動性，可以與海洋航運相比。
因此，俄國取代蒙古，可以向各方向（除了北方）攻擊。
“樞紐國家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的擴張，使力量對比轉過來對它有利，這将使它能夠利用巨大的大陸資源來建立艦隊，那時這個世界帝國也就在望了。
”《曆史的地理樞紐》，69頁。
在二戰之後，蘇聯控制了東歐各國，幾乎完全占有心髒地帶，與美國形成了兩強對抗，似乎有希望建立“世界帝國”。
但麥金德的預言沒有實現。
蘇聯沒有能夠統治世界島，更沒有主宰全世界。
相反，大陸強權蘇聯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圍堵，僵硬的極權統治不能靈活應對，終于分崩離析。
麥金德站在歐亞大陸外緣的一個小島上瞭望大陸。
他的立場決定了他的觀點。
英國的傳統政策是保持歐洲大陸上的均勢（力量平衡），不能産生一個對英國構成威脅的大國。
麥金德擔心，在大陸的心髒地帶聚集的巨大力量将對英國構成威脅，而衰落中的英國對此卻無能為力。
麥金德把“心髒地帶”之外的土地分為兩層：内新月地區在歐亞大陸之中，從德國、土耳其、印度到中國，與“心髒地帶”在土地上連接在一起；外新月地區在歐亞大陸之外，從英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亞到日本，與“心髒地帶”隔着海洋。
麥金德看重“心髒地帶”，較輕視外圍地區。
實際上，在所謂的心髒地帶，荒涼的西伯利亞不适宜人類生活，更從來沒有産生過權力中心。
在遭受法國、德國入侵時，俄國（蘇聯）的權力中心從沒有退到烏拉爾山以東。
即使把心髒地帶看做是一個完整的地區，其重心也是在它的南部，從裡海沿岸的南俄草原延伸到中亞、蒙古。
在工業革命之前，從大陸的外圍地區攻入中亞不乏例證。
波斯人、阿拉伯人、漢人都曾經是中亞一大部分的主宰。
甚至在工業時代之前，面對外圍地區的火炮等技術優勢，心髒地帶南部已經徹底失去了權力。
大概有鑒于此，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更多師從馬漢的學說。
與麥金德強調“心髒地帶”的威脅相反，斯皮克曼更看重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rimland）。
如果麥金德算是陸權派，斯皮克曼更接近海權派一些，但不局限于海權派。
斯皮克曼出生在荷蘭。
他原來是社會學家，出版過《格奧爾格?齊美爾的社會理論》齊美爾（一譯西美爾，1858-1918）是德國社會學家、新康德主義哲學家。
他的研究對象包括沖突、權力、社會交往、調情、貨币等。
斯皮克曼是最早把齊美爾介紹到美國的學者之一。
尚不清楚齊美爾的社會學如何影響到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學。
在方法上，齊美爾是反實證主義的；斯皮克曼是實用主義者，與美國的哲學傳統一緻，與齊美爾的抽象分析不同。
（1925）。
他還是耶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創建者。
與豪斯霍費爾類似，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忽略了地理因素”，從而損害了國家利益。
因此，他轉而研究新興的國際關系學，在1938年和1939年發表了兩篇地緣政治學的長文。
這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
斯皮克曼反對美國的孤立主義，堅持美國應該維持歐亞大陸上的均勢，而不是依靠大洋的保護。
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1942）以及在他身後出版的《和平地理學》（1944）。
斯皮克曼聲稱“地理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為它是最持久的”。
的确，極權統治可以在短時間内改變人口數量、文化傳統等因素。
但到目前為止，暴君仍無力改變地理環境。
正當美國與德國、日本酣戰之時，斯皮克曼建議在戰後保持一個強大的德國，以對抗蘇聯；他還預言中國将在戰後崛起，而美國将不得不幫助日本的防務。
實際上，中國的崛起被内亂遲滞了數十年。
但斯皮克曼的預言仍然沒有錯。
他能有如此遠見是地緣政治分析的結果。
斯皮克曼接受了麥金德對世界的地緣政治學劃分：心髒地帶、邊緣地帶（麥金德的“内新月地區”）、離岸島嶼（offshoreislands，麥金德的“外新月地區”）。
但對于各區域的作用，斯皮克曼的觀點與麥金德的相反，強調邊緣地帶的重要性，因為這裡兼有大陸和海洋之利。
那時的美國是一個上升中的“島國”，所以，斯皮克曼的心态與衰落帝國的麥金德不同。
他注重的問題是美國如何控制歐亞大陸，而不是預防來自歐亞大陸的威脅。
邊緣地帶是島國控制大陸的登陸場，因此更受重視。
作為對自己理論的總結，斯皮克曼套用麥金德的表達方式，也說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話： 控制邊緣地帶者統治歐亞大陸；統治歐亞大陸者控制世界命運。
TheGeographyofPeace，p43，NicholasJ?Spykman，NewYork：Harcourt&Brace，1944? 在冷戰中，美國及其盟國控制了邊緣地帶的最富裕部分，拖垮了蘇聯集團，但并沒有因此而統治歐亞大陸。
相反，冷戰後美國至高無上的霸主地位沒有維持很久。
因為失去了蘇聯這個共同敵人，美國對“老歐洲”的号召力顯著下降。
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卻忘了一個民主的國際社會絕不會容忍任何過于強大、獨斷專行的國家。
民主是強權的敵人，正如強權是民主的敵人一樣。
美國占領了位于邊緣地帶的伊拉克，卻沒有能夠在中東站穩腳跟，更談不上統治歐亞大陸。
原因是美國忽略了伊拉克人的反抗意志。
在一國之内，由于熾盛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即使長期生活在暴政之下，人民也不可能接受外國入侵，無論侵略者打着什麼旗号。
從美國的教訓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以及他之前的地緣政治學家都過于看重自然地理的因素，卻有些忽視“人”這個最重要的因素。
其實，斯皮克曼并沒有忽視“人”。
說他忽視“人”，隻是相對于他對地理因素的強調而言。
請對照他羅列的強大國家的10條标準：領土、邊界、人口、礦産、經濟和技術、财政、民族組成、社會一體化、政治穩定、民族精神。
“人”是地理各要素中最值得珍視的。
無論是地理學還是地緣政治學，缺少了“人”必定會有很大缺陷，從而在指導行動時帶來災難。
斯皮克曼把北大西洋看做是西歐和北美之間的一個大湖。
在1940年代，大西洋的東西兩岸是世界上唯一的發達地區——日本那時還沒有完成工業化。
今天世界上最繁榮的地區主要在邊緣地帶和離岸島嶼，其中北大西洋兩岸仍然最為發達，非日本可及。
斯皮克曼認為，大西洋是古希臘時代地中海的放大版，是西方世界的“中央海洋”。
這一地區應該由美國來領導，以武力對付其他地區的反叛。
斯皮克曼影響了美國的遏制政策，被稱為“遏制教父”。
在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抗蘇聯集團的華沙條約組織。
美國對蘇聯實行武力遏制，在朝鮮和越南作戰，防止共産主義向外擴散。
美國沿着歐亞大陸邊緣（内新月地區）建立多個軍事同盟，把日本、東南亞、兩伊納入西方陣營，在阿富汗支持反蘇遊擊隊。
這些行動是為了阻止蘇聯勢力南下到暖水海港。
除了在遠東（朝鮮、中國、越南一線）的大陸邊緣，遏制政策是成功的。
也許不能把政策的成功完全說成是地緣政治學者的貢獻，但可以說，美國的決策者從斯皮克曼、麥金德等人那裡吸取了大量有益的思想，他們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接近學者們的理論。
在經曆了冷戰後的龃龉之後，與北大西洋對岸的關系仍然是歐美今天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麥金德、豪斯霍費爾、斯皮克曼（以年齡長幼為序）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學家。
他們分别生活在20世紀先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英、德、美。
也許是巧合，三位學者的年齡順序和他們國家獲得大國地位的先後是一緻的。
他們都在1940年代中期去世，相隔僅三年（斯皮克曼去世時才49歲）。
在此期間，最重視地緣政治學說的德國戰敗。
于是地緣政治學的喧嚣與騷動暫時告一段落，是為古典階段。
在歐美之外，俄國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學傳統，自成體系。
俄國地緣政治學的特點之一是熱衷于探讨文明的地理歸屬，顯示出俄羅斯人不能就他們文明的位置達成相對一緻。
俄國的地緣政治學分成對立的兩派：歐亞主義與大西洋主義。
這與德國的海權與陸權兩派的分裂近似，表現出一個民族被地理環境撕裂後的精神症狀。
Г?H?特魯别茨科伊和E?H?特魯别茨科伊兄弟兩人是俄國的思想家、哲學家。
他們強調俄羅斯宗教和文化的特性，注重它們與地理的關系。
俄國地緣政治學始終在探讨俄羅斯文明的歸屬問題，不離東正教。
他們的侄子H?C?特魯别茨科伊（1890-1938）和地理學家П?Н?薩維茨基（1892-1985）是歐亞主義運動的創始人。
1921年，薩維茨基出版文集《出走東方》。
這是歐亞主義的第一本書。
歐亞主義繼承了強調俄羅斯文化獨特性的斯拉夫主義。
它把俄國特性上溯到鞑靼-蒙古統治時期，珍惜俄國的東正教精神、東方色彩。
與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相對立，歐亞主義者更願意俄國留在歐亞大陸的東方，作為獨立的一極承擔重任。
歐亞主義是1920年代初由流亡者在蘇聯之外發展起來的。
蘇聯統治者不能容忍這些“愛國者”，他們也拒絕與蘇聯合作。
參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第四章“地緣政治學體系中的歐亞主義”。
以上介紹了最重要的幾位古典地緣政治學家，另外一些也很出色的學者卻沒有提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緣政治學的傳統中斷了20多年。
等到它再次興起時，人們的知識結構、對國家和國際關系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和平的力量更強大了。
戰前的理論顯得距離現代已經有些遙遠。
隻有專業學者需要認真借鑒這些理論，一般讀者大概不太容易産生共鳴，特别是處于不同語境中的中國讀者——他們不會習慣從數十年前、百年前的西方角度看世界。
另外一個問題是，相關的地緣政治學著作很少有被翻譯成中文的。
作為閱讀本書必要的知識背景，這部分的簡略介紹可以滿足一般需要。
2005年4月25日，俄國總統普京在“國情咨文”中說：“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上的最大災難。
”一位英國記者評論俄國的地緣政治學時說：“很少有現代意識形态像地緣政治學這樣既充滿奇想又無所不包，即浪漫又晦澀，在理智上是混亂的，還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DreamsoftheEurasianHeartland：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CharlesClover，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原文的副标題太模糊，更準确的說法應該是“地緣政治學在俄國的複興”(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inRussia)。
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當時的駐基輔首席記者。
當然，這是記者在導語中故意聳人聽聞，有點英國小報的風格。
記者諷刺的目标也不是歐美的地緣政治學。
冷戰之後，俄國喪失了官方意識形态，一些政壇重量級人物用地緣政治學填補國際關系中的這個空缺。
于是，歐亞主義在1990年代複蘇。
在新歐亞主義的信徒中，有左翼共産黨的總書記Г?久加諾夫（寫有《勝利地理學》）、右翼自由民主黨的黨魁弗拉基米爾?日裡諾夫斯基（寫有《向南的最後出擊》）等權勢人物。
這兩個黨當時占有國家杜馬近一半的席位。
俄國前總理耶夫根尼?普裡馬科夫也被看做是歐亞主義的支持者。
1998年12月，普裡馬科夫在訪問印度時提出俄、印、中三個大陸國家建立“戰略三角”的建議。
那位英國記者在1999年采訪的主要人物是亞曆山大?杜金，一度在國外名聲最大的俄國地緣政治學家。
上段開始處的引語是這次報道的導語。
杜金出生于1962年。
他的名聲主要來自他的強烈反西方立場。
在俄國軍方的幫助下，杜金于1997年出版《地緣政治學的基礎：俄國的地緣政治未來》。
他采用了麥金德的陸權與海權對立的觀點，并加入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把它們當作同一個對立的兩個方面。
杜金主張建立由俄國主導的“歐亞大陸聯邦”，對抗大西洋主義。
他還希望新疆和西藏（最好還有内蒙和滿洲）獨立，成為這個聯邦的組成部分，從而把中國與俄國的東方領土隔開。
除添加西藏，杜金的這個想法不是新東西。
俄國一直對中國長城以北的領土“胸懷大志”。
新歐亞主義者把伊斯蘭國家作為俄國最重要的戰略盟國。
他們希望通過伊斯蘭國家獲得暖水出海口，控制全球石油供應，與他們的共同敵人西方（主要是美國）對抗。
新歐亞主義者多是領土擴張主義者。
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民族使命是建設強大帝國。
”《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102頁。
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使命感”是侵略和擴張的源泉。
不僅俄國有，美國、歐洲各國都有這種使命感，隻是名稱不同。
它又稱“天定命運”、“白人的責任”。
進入新的世紀之後，俄國的新歐亞主義仍然勢頭不減。
2008年，俄國外交學院教授伊戈爾?納帕林預言美國分裂。
2009年4月，他又做出新的預言，設想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後的世界地緣政治版圖。
他認為，俄國将建立新的聯盟——歐亞聯盟，其成員國是所有前蘇聯國家，其組織模式是歐盟。
因此，納帕林把俄國主導的歐亞聯盟稱為歐盟2号，預言它即将在2012年産生，而普京将成為這個聯盟的“君主”。
納帕林說，歐亞聯盟将與歐盟和中國構成世
這些觀點是他在1901年提出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的前奏。
他把生存空間當作是“生物地理學”的内容，認為國家的重要特征是空間和位置。
後來，拉策爾把研究的重心放在政治地理學上，寫了《政治地理學》（1897）。
這本書是地緣政治學的開山之作，第一次明确論述了海權和陸權的對立。
拉策爾注重海洋對文明發展的促進，寫有《海洋——民族強大的泉源》（1900）。
在《國家空間增長的規律》（1901）中，拉策爾羅列了國家擴張的7個規律參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31頁。
，其中的兩個是：國家的空間随着文化的發展而增長；國家的成長通過合并及吞并小國來實現。
那時，進化論的觀點已經普及，把國家當作需要增長空間的“有機體”是那個時代的流行觀點。
在《西方的沒落》（1918、1922）中，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認定文明是生命體。
這些作者正确地回到了原始民族的“萬物有靈”思想。
但關于維持“生命體”增長的營養，拉策爾帶領地緣政治學邁出了有害的一步。
不過，如果考慮到那時歐美列強正在為最後瓜分世界而瘋狂争鬥，拉策爾的觀點也就不顯得那樣咄咄逼人了。
拉策爾為地緣政治學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剩下的工作将由後人完成。
其實，拉策爾本人沒有提出“地緣政治學”。
“地緣政治”或“地緣政治學”一詞是瑞典政治學教授魯道夫?契倫（1846-1922）在1905年創造的。
他在《作為生命形态的國家》（1916）中給予了詳細闡釋。
他認為，國家有5個“器官”：空間、人民、經濟、社會、管理契倫提出國家的“管理”要素是在管理作為一門學科受到重視之前。
他所說的管理是國家管理，與今天理解的企業管理有所不同，但它們的原理卻是相近的……在契倫寫這本書的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打得正酣，而距拉策爾的早期工作已有30多年。
其實，契倫的地緣政治學脫胎于拉策爾的政治地理學。
兩者的研究範圍沒有區别，隻是使用不同的名稱。
契倫的貢獻遠遠不止一個名詞。
他繼承了拉策爾的“國家有機體”和“生存空間”理論，支持大國向外擴張。
在他看來，國家有機體在發展中争奪生存空間是自然法則所确定了的。
為了保持争奪資源的行動自由，一個國家必須能夠在戰争狀态中自給自足，不依賴和平。
地緣政治學起步之初正是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時代，也是殖民時代最後的瘋狂。
從國家有機體到生存空間，地緣政治學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弱肉強食”的習性。
這是20世紀初的“時代精神”。
從梁啟超到魯迅，中國知識分子也深受“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理論的影響。
與德國完全不同的是，中國是慘遭瓜分和蠶食的國家。
中國學者關注的是中國的自我拯救，而不是武力擴張。
同時，他們還潛藏着對國民“不争”的憤怒。
契倫是身為小國公民卻很有成就的地緣政治學家。
其餘所有地緣政治學家都是大國公民。
這是因為地緣政治是大國的遊戲，地緣政治學是大國的地理學。
契倫親德國——瑞典的南方鄰國，深受拉策爾的影響，從德國的角度看問題。
所以，他可以被歸入德國地緣政治學派。
在《現代大國》（1914）中，契倫認為小國注定要臣服大國，組成更大的國家。
他看好德國的作用。
在奠定歐洲民族國家體系的《威斯特伐利亞和約》之後300多年，在契倫寫《現代大國》之後100年，歐洲經曆了多次大戰，至今沒有完成統一過程。
其實，歐洲的這個過程并不算很長。
中國在春秋戰國時期用了501年（前722-前221）才完成權力最後的高度集中。
與其他學科不同，“地緣政治學”之前可以冠以國家名稱。
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美國沒有“地緣政治學”，但貢獻卻很大，可以說是“有其實，無其名”。
美國海軍軍官艾爾弗雷德?塞耶?馬漢（1840-1914）寫了《海權對曆史的影響》（1890），強調控制海洋對國家和戰争的重要性。
德國皇帝威廉二世（1888-1918在位）非常推崇這本書，把它發到每一艘軍艦上。
在威廉二世的專制統治之下，德國推行全球擴張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四處出擊，“争奪陽光下的地盤”。
1900年，在歡送德國軍隊到中國鎮壓義和團時，威廉二世提出了著名的“黃禍”論，要求德軍嚴懲中國人。
雖然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有複雜的原因和背景，但自以為是的威廉二世負有不可推卸的重大責任。
從19世紀末開始，英德兩國展開海軍軍備競賽。
英國當時的政策是保證它的海軍軍力超過其他任何兩個國家之和。
德國日益強大的海軍被英國看做巨大威脅。
在一戰中，德國海軍的軍艦質量、軍人技能超過了英國海軍，但數量處于劣勢。
德國海軍企圖集中兵力消滅英國海軍，卻在日德蘭海戰中失利。
此後直到戰争結束，德國艦隊一直被封鎖在港口，成為名副其實的“存在艦隊”。
戰後，德國軍艦被收繳、銷毀。
德國始終沒有能夠成為一個海上霸權。
德國尋求的不僅是海上霸權。
在一戰之前，德國的海權和陸權兩派對立起來，争奪有限的國家預算。
兩權對立的思想源自拉策爾。
與海權派一樣，陸權派也有宏大的計劃。
德國的“東進”（DrangnachOsten——向東突進）可與美國的“西進運動”做一番異同比較。
戰略不僅指向東歐和俄國，還包括歐洲之外的東方。
19世紀末，德國計劃修建巴格達鐵路，用鐵路把北海和波斯灣連在一起。
線路從漢堡、柏林經過君士坦丁堡到巴格達。
這條鐵路将嚴重侵犯英國的勢力範圍和殖民地，最終因為英國的反對而流産。
在海上和陸地上，德國的政策都對現有大國英國構成威脅。
英德沖突越來越不可調和，最終因為奧匈帝國皇儲被暗殺這個偶然因素爆發大戰。
一戰前德國的地緣戰略完全沒有章法，非常混亂。
這與統治者威廉二世的性格缺陷有很大關系。
在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已經成為顯學。
把它進一步推廣到人人皆知程度（卻不是好名聲）的是德國地理學家卡爾?豪斯霍費爾将軍（1869-1946）。
豪斯霍費爾接受了契倫的思想，他相信，“對地理現實的忽視”是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主要原因之一。
《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43頁。
因此，他決心改變德國對地理認識的不足，促使德國從失敗和屈辱中複興。
拉策爾和契倫是一戰之後德國地緣政治學的導師。
豪斯霍費爾熟悉他們的理論。
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豪斯霍費爾仍然持海權與陸權對立的觀點，把英國作為德國的最大敵人。
他認定德國的命運在東方，那些中東歐國家是一堆有待清理的垃圾，為德國的成長讓出地盤。
但他不贊同依靠侵略來達到目的，而是希望德國和蘇聯結成大陸聯盟，共同對抗海權國家。
納粹認為斯拉夫人是劣等民族，又敵視猶太人創立的共産主義，因此不能與蘇聯長期合作。
當德國入侵蘇聯的時候，豪斯霍費爾從地緣政治學的角度發出歡呼。
第三帝國用意識形态取代地緣政治分析，樹敵過多，最終一敗塗地。
冷戰結束之後，北約東擴，中東歐的小國大多被納入歐洲，證實了德國地緣政治學“東進”的判斷，也似乎達成了豪斯霍費爾的願望。
不過，北約東擴與豪斯霍費爾的設想有一個差别：主導國家不是德國，甚至不是歐洲國家。
1924年，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創辦《地緣政治學雜志》，宣揚他的主張。
納粹上台後，這本雜志逐漸充滿了納粹意識形态，豪斯霍費爾對雜志的影響力日益消退。
不過，即使不考慮納粹的影響，豪斯霍費爾的理論也是非常富有侵略性的。
這不完全是豪斯霍費爾的錯。
地緣政治學具有原罪，它的理論包含着内在侵略性。
豪斯霍費爾和其他許多地緣政治學家把國家看做是在空間中生長和擴張的生命體，其生長需要營養。
這沒有錯。
在曆史上，國家和民族強大時總是向外擴張，現在所有大國（以及許多中小國家）都是這樣産生的。
但是，地緣政治學具有明晰的邏輯。
如果一味強調擴張和對抗，制造了氛圍，就會使戰争的動機和規模都失去控制。
20世紀前半期德國的教訓是，地緣戰略目标必須是有限的、可控的，同時使用文化、經濟等資源加以促進和調整。
可惜，在俾斯麥之後的德國權力圈内，沒有人懂得這一點。
與大空間相對應，豪斯霍費爾設想全球将出現四個泛區域：南北美洲各國組成的泛美區，由美國主導；從東北亞到澳大利亞的泛亞區，由日本主導；歐洲與非洲統一後形成的泛歐區，由德國主導；蘇聯和印度等國的泛蘇區，由蘇聯主導。
豪斯霍費爾的這個觀點很有遠見，即使在今天也還有點超前。
雖然區域化正在形成之中，但還沒有豪斯霍費爾設想的那樣大。
豪斯霍費爾認為泛歐的命定空間在德國，泛亞的命定空間在日本。
在這一點上，他完全錯了。
一次戰敗就可以終結一個國家的好運。
德國非常幸運，在20世紀有過兩次成為支配大國的機會，但都因不知節制而失敗了。
在極權政治之下，學術是虛弱的。
納粹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不是學者的地緣政治學了。
納粹德國的副元首（第二号人物）魯道夫?赫斯是豪斯霍費爾在慕尼黑大學的學生。
赫斯在那裡接觸到地緣政治學。
1923年的慕尼黑啤酒館暴動後，阿道夫?希特勒和赫斯一同被捕。
豪斯霍費爾經常去監獄探望他的學生。
赫斯則把地緣政治學的思想教給了希特勒。
希特勒在獄中寫下了《我的奮鬥》，從中可以看到地緣政治學的理論。
納粹上台後，豪斯霍費爾深陷到政治漩渦中。
1941年5月，赫斯駕機逃往英國，可能是為了謀求英德之間的和平。
豪斯霍費爾和兒子阿爾布萊希特因為這一事件被捕，旋被釋放。
阿爾布萊希特也是一位地緣政治學家。
受到1944年7月謀殺希特勒事件的牽連，父子倆再次被捕。
父親随後被釋放；兒子則被納粹“人民法院”宣判死刑，于1945年4月被殺。
美軍占領德國後逮捕了豪斯霍費爾。
1946年3月，豪斯霍費爾夫婦卡爾?豪斯霍費爾的妻子瑪莎也加入到德國的地緣政治學事業中。
她在1925年把詹姆斯?費爾格雷夫的《地理與世界大國》（1915）翻譯成德文。
在家中自殺身亡。
德國的地緣政治學随之消亡，至今看不到複蘇的可能。
除了德國之外，20世紀上半葉地緣政治學最發達的國家是英國。
喬治?N?寇松勳爵（1859-1925）出生于土地貴族家庭。
他在少年時期從馬背上摔下來，脊柱嚴重受傷。
終生殘疾使他經常疼痛得昏迷過去，卻沒有阻止他長途旅行。
在1887-1894數年間，他到了俄國、中亞、波斯、暹羅、印度支那、朝鮮、阿富汗、帕米爾，寫書記錄下他的東方之行。
寇松不是單純的旅行家，他的目的是地緣政治的，總是圍繞着英屬印度的安全。
寇松在大英帝國的鼎盛時期擔任印度總督（1899-1905），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擔任英國外交大臣（1919-1924）。
在印度時，他把西北邊境的獨立部落地區變成印度的一個省，就是現在美國無人機經常攻擊的巴基斯坦西北邊境省。
1903年底，寇松派榮赫鵬帶領英軍入侵西藏，以阻擋俄國勢力經由西藏到達印度。
英軍在占領拉薩後沒有發現俄國人的影子。
英國勢力卻在與俄國的大角逐中進入了西藏。
“西藏問題”由此産生。
1912年，寇松在擔任英國皇家地理學會會長時說： 在地理學的幫助下——沒有任何其他方式可以做到這一點——我們才能理解偉大自然力的運作，人口的分布，商業的進步，疆界的拓展，國家的形成，以及人類在各方面所取得的輝煌成就。
SubjectsoftheDay，GeorgeCurzon，pp156-166，London：GeorgeAllen&Urwin，1915?轉引自《東方學》，274頁，三聯書店，2007年。
寇松是政治家、地緣政治的實踐者。
英國地緣政治學是由衆多像寇松這樣勇敢的冒險家、軍人奠定的。
這是英德兩國地緣政治學的不同之處，符合它們各自的哲學傳統。
英國地緣政治學的代表人物是哈爾福德?麥金德（1861-1947）。
麥金德比豪斯霍費爾年長8歲。
豪斯霍費爾從他那裡學到了很多東西，以至把他叫做“可恨的敵人”《地緣政治學》雜志，第二期（1925年）第454頁。
轉引自E?W?吉爾伯特：《曆史的地理樞紐》中譯本引言，17頁。
麥金德比豪斯霍費爾年長，從事地緣政治學研究也較早。
但豪斯霍費爾與地緣政治學前驅們在理論上一脈相承，而麥金德則像是一個旁支。
對于後世，麥金德的影響可能更大。
為了叙述的連貫性，在這裡把麥金德放在了豪斯霍費爾之後。
敬請讀者諸君注意……麥金德是牛津大學地理系第一任主任，擔任過倫敦經濟學院院長、英國國會議員。
1904年，麥金德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發表演講，論文的題目是《曆史的地理樞紐》，突出了樞紐地區在曆史中的重要作用。
這篇文稿成為地緣政治學的經典著作。
麥金德把俄國看做是英國的主要敵人，因為俄國占有歐亞大陸的樞紐地帶（心髒地帶）。
1917年十月革命之後，外交大臣寇松派遣麥金德出使俄國，使命之一是煽動非俄羅斯族的民族主義情緒，以動搖革命的基礎。
麥金德認為，來自樞紐地區的威脅與哪個國家控制它沒有關系。
如果日本占領中國，并進而挾中國之力征服俄國，占領心髒地帶，就會對西方構成“黃禍”哈?麥金德：《曆史的地理樞紐》，70-71頁，商務印書館，1985。
這本小書收錄了麥金德的兩篇演講稿：“地理學的範圍和方法”、“曆史的地理樞紐”。
由此可見在對“黃禍”的擔心中，英國與德國沒有區别，盡管它們那時是對手……在對待黃種人的态度上，德國和英國在那時基本一緻。
在皇家地理學會的那次演講15年之後，麥金德把他的演講稿擴寫為《民主的理想與現實》（1919）。
此時正值巴黎和會，據說麥金德是寫給參加和會的各國代表們看的，提醒他們向東看。
麥金德對他原來的思想做了一些修改，把“樞紐”（pivot）改稱為“心髒地帶”（heartland），而把歐亞大陸和非洲稱為“世界島”。
書中有一句後來被廣為引用的話： 誰統治東歐，誰就能主宰心髒地帶；誰統治心髒地帶，誰就能主宰世界島；誰統治世界島，誰就能主宰全世界。
DemocraticIdealsandReality，p150，HalfordMackinder，NewYork：W?W?Norton，1962。
麥金德的“心髒地帶”指位于歐亞大陸中部和北部、與外界沒有或很少有海運聯系的地區。
其中包括内流河流域，如注入裡海的頓河、伏爾加河，注入鹹海的阿姆河、錫爾河，以及塔裡木河等消失在沙漠中的河流；注入北冰洋的大河流域，如額畢河、葉尼塞河、勒拿河。
這個地區與海洋隔絕，海洋大國不能從海上向這些地區發起進攻。
在曆史上，征服歐亞大陸各地的遊牧民族都從這個地區出發。
鐵路出現之後，加強了心髒地帶的機動性，可以與海洋航運相比。
因此，俄國取代蒙古，可以向各方向（除了北方）攻擊。
“樞紐國家向歐亞大陸邊緣地區的擴張，使力量對比轉過來對它有利，這将使它能夠利用巨大的大陸資源來建立艦隊，那時這個世界帝國也就在望了。
”《曆史的地理樞紐》，69頁。
在二戰之後，蘇聯控制了東歐各國，幾乎完全占有心髒地帶，與美國形成了兩強對抗，似乎有希望建立“世界帝國”。
但麥金德的預言沒有實現。
蘇聯沒有能夠統治世界島，更沒有主宰全世界。
相反，大陸強權蘇聯受到美國及其盟國的圍堵，僵硬的極權統治不能靈活應對，終于分崩離析。
麥金德站在歐亞大陸外緣的一個小島上瞭望大陸。
他的立場決定了他的觀點。
英國的傳統政策是保持歐洲大陸上的均勢（力量平衡），不能産生一個對英國構成威脅的大國。
麥金德擔心，在大陸的心髒地帶聚集的巨大力量将對英國構成威脅，而衰落中的英國對此卻無能為力。
麥金德把“心髒地帶”之外的土地分為兩層：内新月地區在歐亞大陸之中，從德國、土耳其、印度到中國，與“心髒地帶”在土地上連接在一起；外新月地區在歐亞大陸之外，從英國、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亞到日本，與“心髒地帶”隔着海洋。
麥金德看重“心髒地帶”，較輕視外圍地區。
實際上，在所謂的心髒地帶，荒涼的西伯利亞不适宜人類生活，更從來沒有産生過權力中心。
在遭受法國、德國入侵時，俄國（蘇聯）的權力中心從沒有退到烏拉爾山以東。
即使把心髒地帶看做是一個完整的地區，其重心也是在它的南部，從裡海沿岸的南俄草原延伸到中亞、蒙古。
在工業革命之前，從大陸的外圍地區攻入中亞不乏例證。
波斯人、阿拉伯人、漢人都曾經是中亞一大部分的主宰。
甚至在工業時代之前，面對外圍地區的火炮等技術優勢，心髒地帶南部已經徹底失去了權力。
大概有鑒于此，美國地緣政治學家尼古拉斯?斯皮克曼（1893-1943）更多師從馬漢的學說。
與麥金德強調“心髒地帶”的威脅相反，斯皮克曼更看重歐亞大陸的“邊緣地帶”（rimland）。
如果麥金德算是陸權派，斯皮克曼更接近海權派一些，但不局限于海權派。
斯皮克曼出生在荷蘭。
他原來是社會學家，出版過《格奧爾格?齊美爾的社會理論》齊美爾（一譯西美爾，1858-1918）是德國社會學家、新康德主義哲學家。
他的研究對象包括沖突、權力、社會交往、調情、貨币等。
斯皮克曼是最早把齊美爾介紹到美國的學者之一。
尚不清楚齊美爾的社會學如何影響到斯皮克曼的地緣政治學。
在方法上，齊美爾是反實證主義的；斯皮克曼是實用主義者，與美國的哲學傳統一緻，與齊美爾的抽象分析不同。
（1925）。
他還是耶魯大學國際關系學院的創建者。
與豪斯霍費爾類似，他認為美國的外交政策“忽略了地理因素”，從而損害了國家利益。
因此，他轉而研究新興的國際關系學，在1938年和1939年發表了兩篇地緣政治學的長文。
這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
斯皮克曼反對美國的孤立主義，堅持美國應該維持歐亞大陸上的均勢，而不是依靠大洋的保護。
他的主要作品是《世界政治中的美國戰略》（1942）以及在他身後出版的《和平地理學》（1944）。
斯皮克曼聲稱“地理是外交政策中最基本的因素，因為它是最持久的”。
的确，極權統治可以在短時間内改變人口數量、文化傳統等因素。
但到目前為止，暴君仍無力改變地理環境。
正當美國與德國、日本酣戰之時，斯皮克曼建議在戰後保持一個強大的德國，以對抗蘇聯；他還預言中國将在戰後崛起，而美國将不得不幫助日本的防務。
實際上，中國的崛起被内亂遲滞了數十年。
但斯皮克曼的預言仍然沒有錯。
他能有如此遠見是地緣政治分析的結果。
斯皮克曼接受了麥金德對世界的地緣政治學劃分：心髒地帶、邊緣地帶（麥金德的“内新月地區”）、離岸島嶼（offshoreislands，麥金德的“外新月地區”）。
但對于各區域的作用，斯皮克曼的觀點與麥金德的相反，強調邊緣地帶的重要性，因為這裡兼有大陸和海洋之利。
那時的美國是一個上升中的“島國”，所以，斯皮克曼的心态與衰落帝國的麥金德不同。
他注重的問題是美國如何控制歐亞大陸，而不是預防來自歐亞大陸的威脅。
邊緣地帶是島國控制大陸的登陸場，因此更受重視。
作為對自己理論的總結，斯皮克曼套用麥金德的表達方式，也說了一句高度概括的話： 控制邊緣地帶者統治歐亞大陸；統治歐亞大陸者控制世界命運。
TheGeographyofPeace，p43，NicholasJ?Spykman，NewYork：Harcourt&Brace，1944? 在冷戰中，美國及其盟國控制了邊緣地帶的最富裕部分，拖垮了蘇聯集團，但并沒有因此而統治歐亞大陸。
相反，冷戰後美國至高無上的霸主地位沒有維持很久。
因為失去了蘇聯這個共同敵人，美國對“老歐洲”的号召力顯著下降。
美國在全球推行民主，卻忘了一個民主的國際社會絕不會容忍任何過于強大、獨斷專行的國家。
民主是強權的敵人，正如強權是民主的敵人一樣。
美國占領了位于邊緣地帶的伊拉克，卻沒有能夠在中東站穩腳跟，更談不上統治歐亞大陸。
原因是美國忽略了伊拉克人的反抗意志。
在一國之内，由于熾盛的民族和宗教情感，即使長期生活在暴政之下，人民也不可能接受外國入侵，無論侵略者打着什麼旗号。
從美國的教訓可以看出，斯皮克曼以及他之前的地緣政治學家都過于看重自然地理的因素，卻有些忽視“人”這個最重要的因素。
其實，斯皮克曼并沒有忽視“人”。
說他忽視“人”，隻是相對于他對地理因素的強調而言。
請對照他羅列的強大國家的10條标準：領土、邊界、人口、礦産、經濟和技術、财政、民族組成、社會一體化、政治穩定、民族精神。
“人”是地理各要素中最值得珍視的。
無論是地理學還是地緣政治學，缺少了“人”必定會有很大缺陷，從而在指導行動時帶來災難。
斯皮克曼把北大西洋看做是西歐和北美之間的一個大湖。
在1940年代，大西洋的東西兩岸是世界上唯一的發達地區——日本那時還沒有完成工業化。
今天世界上最繁榮的地區主要在邊緣地帶和離岸島嶼，其中北大西洋兩岸仍然最為發達，非日本可及。
斯皮克曼認為，大西洋是古希臘時代地中海的放大版，是西方世界的“中央海洋”。
這一地區應該由美國來領導，以武力對付其他地區的反叛。
斯皮克曼影響了美國的遏制政策，被稱為“遏制教父”。
在冷戰期間，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建立北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對抗蘇聯集團的華沙條約組織。
美國對蘇聯實行武力遏制，在朝鮮和越南作戰，防止共産主義向外擴散。
美國沿着歐亞大陸邊緣（内新月地區）建立多個軍事同盟，把日本、東南亞、兩伊納入西方陣營，在阿富汗支持反蘇遊擊隊。
這些行動是為了阻止蘇聯勢力南下到暖水海港。
除了在遠東（朝鮮、中國、越南一線）的大陸邊緣，遏制政策是成功的。
也許不能把政策的成功完全說成是地緣政治學者的貢獻，但可以說，美國的決策者從斯皮克曼、麥金德等人那裡吸取了大量有益的思想，他們對世界形勢的判斷接近學者們的理論。
在經曆了冷戰後的龃龉之後，與北大西洋對岸的關系仍然是歐美今天最重要的雙邊關系。
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麥金德、豪斯霍費爾、斯皮克曼（以年齡長幼為序）是最重要的地緣政治學家。
他們分别生活在20世紀先後最強大的三個國家：英、德、美。
也許是巧合，三位學者的年齡順序和他們國家獲得大國地位的先後是一緻的。
他們都在1940年代中期去世，相隔僅三年（斯皮克曼去世時才49歲）。
在此期間，最重視地緣政治學說的德國戰敗。
于是地緣政治學的喧嚣與騷動暫時告一段落，是為古典階段。
在歐美之外，俄國有不同的地緣政治學傳統，自成體系。
俄國地緣政治學的特點之一是熱衷于探讨文明的地理歸屬，顯示出俄羅斯人不能就他們文明的位置達成相對一緻。
俄國的地緣政治學分成對立的兩派：歐亞主義與大西洋主義。
這與德國的海權與陸權兩派的分裂近似，表現出一個民族被地理環境撕裂後的精神症狀。
Г?H?特魯别茨科伊和E?H?特魯别茨科伊兄弟兩人是俄國的思想家、哲學家。
他們強調俄羅斯宗教和文化的特性，注重它們與地理的關系。
俄國地緣政治學始終在探讨俄羅斯文明的歸屬問題，不離東正教。
他們的侄子H?C?特魯别茨科伊（1890-1938）和地理學家П?Н?薩維茨基（1892-1985）是歐亞主義運動的創始人。
1921年，薩維茨基出版文集《出走東方》。
這是歐亞主義的第一本書。
歐亞主義繼承了強調俄羅斯文化獨特性的斯拉夫主義。
它把俄國特性上溯到鞑靼-蒙古統治時期，珍惜俄國的東正教精神、東方色彩。
與親西方的大西洋主義相對立，歐亞主義者更願意俄國留在歐亞大陸的東方，作為獨立的一極承擔重任。
歐亞主義是1920年代初由流亡者在蘇聯之外發展起來的。
蘇聯統治者不能容忍這些“愛國者”，他們也拒絕與蘇聯合作。
參見《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第四章“地緣政治學體系中的歐亞主義”。
以上介紹了最重要的幾位古典地緣政治學家，另外一些也很出色的學者卻沒有提及。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地緣政治學的傳統中斷了20多年。
等到它再次興起時，人們的知識結構、對國家和國際關系的看法已經有了很大不同，和平的力量更強大了。
戰前的理論顯得距離現代已經有些遙遠。
隻有專業學者需要認真借鑒這些理論，一般讀者大概不太容易産生共鳴，特别是處于不同語境中的中國讀者——他們不會習慣從數十年前、百年前的西方角度看世界。
另外一個問題是，相關的地緣政治學著作很少有被翻譯成中文的。
作為閱讀本書必要的知識背景，這部分的簡略介紹可以滿足一般需要。
2005年4月25日，俄國總統普京在“國情咨文”中說：“蘇聯解體是20世紀地緣政治上的最大災難。
”一位英國記者評論俄國的地緣政治學時說：“很少有現代意識形态像地緣政治學這樣既充滿奇想又無所不包，即浪漫又晦澀，在理智上是混亂的，還可能引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DreamsoftheEurasianHeartland：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CharlesClover，ForeignAffairs，March/April，1999?原文的副标題太模糊，更準确的說法應該是“地緣政治學在俄國的複興”(TheReemergenceofGeopoliticsinRussia)。
作者是英國《金融時報》當時的駐基輔首席記者。
當然，這是記者在導語中故意聳人聽聞，有點英國小報的風格。
記者諷刺的目标也不是歐美的地緣政治學。
冷戰之後，俄國喪失了官方意識形态，一些政壇重量級人物用地緣政治學填補國際關系中的這個空缺。
于是，歐亞主義在1990年代複蘇。
在新歐亞主義的信徒中，有左翼共産黨的總書記Г?久加諾夫（寫有《勝利地理學》）、右翼自由民主黨的黨魁弗拉基米爾?日裡諾夫斯基（寫有《向南的最後出擊》）等權勢人物。
這兩個黨當時占有國家杜馬近一半的席位。
俄國前總理耶夫根尼?普裡馬科夫也被看做是歐亞主義的支持者。
1998年12月，普裡馬科夫在訪問印度時提出俄、印、中三個大陸國家建立“戰略三角”的建議。
那位英國記者在1999年采訪的主要人物是亞曆山大?杜金，一度在國外名聲最大的俄國地緣政治學家。
上段開始處的引語是這次報道的導語。
杜金出生于1962年。
他的名聲主要來自他的強烈反西方立場。
在俄國軍方的幫助下，杜金于1997年出版《地緣政治學的基礎：俄國的地緣政治未來》。
他采用了麥金德的陸權與海權對立的觀點，并加入東方與西方的對立，把它們當作同一個對立的兩個方面。
杜金主張建立由俄國主導的“歐亞大陸聯邦”，對抗大西洋主義。
他還希望新疆和西藏（最好還有内蒙和滿洲）獨立，成為這個聯邦的組成部分，從而把中國與俄國的東方領土隔開。
除添加西藏，杜金的這個想法不是新東西。
俄國一直對中國長城以北的領土“胸懷大志”。
新歐亞主義者把伊斯蘭國家作為俄國最重要的戰略盟國。
他們希望通過伊斯蘭國家獲得暖水出海口，控制全球石油供應，與他們的共同敵人西方（主要是美國）對抗。
新歐亞主義者多是領土擴張主義者。
他們認為，“俄羅斯的民族使命是建設強大帝國。
”《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102頁。
一個民族對其他民族的“使命感”是侵略和擴張的源泉。
不僅俄國有，美國、歐洲各國都有這種使命感，隻是名稱不同。
它又稱“天定命運”、“白人的責任”。
進入新的世紀之後，俄國的新歐亞主義仍然勢頭不減。
2008年，俄國外交學院教授伊戈爾?納帕林預言美國分裂。
2009年4月，他又做出新的預言，設想全球金融和經濟危機之後的世界地緣政治版圖。
他認為，俄國将建立新的聯盟——歐亞聯盟，其成員國是所有前蘇聯國家，其組織模式是歐盟。
因此，納帕林把俄國主導的歐亞聯盟稱為歐盟2号，預言它即将在2012年産生，而普京将成為這個聯盟的“君主”。
納帕林說，歐亞聯盟将與歐盟和中國構成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