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緣政治學的曆史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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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與國家的動物性
國家是帶有暴力性質的人類共同體。
在現代法制國家，國家壟斷了對内和對外政策中暴力的行為。
而國家的暴力行為緣于人類的性格、人類的動物性。
地緣政治學因人類的動物性而存在。
所以，在讨論地緣政治之前，有必要了解人類是什麼樣的動物。
許多種文化都把人類當作獨特的生靈，仿佛他們與動物無關，至少是不同的物種。
其實，作為人類的創造物，文化傾向于強調人類在塵世間的至高無上地位。
在一些宗教中，特定的人群被認為是上帝的寵兒，高于其他人類。
隻有佛教認識到衆生平等，不僅是動物，還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
道生認為，“無情亦有佛性。
乃雲：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郁郁黃花，無非般若”。
《祖庭事苑》卷五。
道生（355-434），東晉僧人，為鸠摩羅什門徒。
道生主張衆生平等，“一闡提迦皆能成佛”即他提出的命題。
Icchantika即“斷善根”。
道生的頓悟成佛說對後世禅宗亦有影響。
與道生不同，禅宗的大珠慧海把翠竹黃花與法身般若剝離開來。
“問：‘禅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華無非般若？’（慧海）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
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慧海為馬祖道一（709-788）的門徒，事迹多不詳。
這句話流傳很廣。
它除了表明佛法無所不在之外，還包含了衆生平等的意思。
佛教的衆生平等是拔高其他生靈的地位，通過靈魂在生靈之間輪回的思想，而不是貶低人類。
孟子說：“人之所以異于禽獸者幾希。
”《孟子?離婁下》。
又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
”《孟子?滕文公上》。
由此可見孟子并不完全主張人性本善。
認為人不過多了點文化。
因為文化的熏染，許多人自負地認為他們已經超越了動物性，為“萬物之靈長”。
對這一種傲慢，除了佛家、儒家之外，科學家們也有不同看法。
文昌魚是一種原始的海洋生物，是脊索類中最古老的動物，大約有5厘米長。
文昌魚有簡單的神經系統，但沒有脊椎，沒有鳍，沒有大腦，隻有一隻原始的眼睛（感光器官在6億年前出現）。
從脊索類中産生了脊椎類。
脊椎類動物包括哺乳動物。
人類屬于哺乳動物。
文昌魚在寒武紀時出現，它的基因在過去5億年中沒有變化。
相比之下，人類的曆史非常短暫。
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大約在550萬年前才成為猿類進化樹上的獨立一支，直立人（homoerectus）在100多萬年前出現。
智人（homosapiens），即現在的人類，隻有30多萬年的曆史。
人類文明史不到萬年。
盡管文昌魚如此原始，科學家們發現“人類基因組中95%的區域與文昌魚的類似”。
《參考消息》，2008年6月20日，《科學家破譯文昌魚基因密碼》。
消息出自埃菲社6月18日電。
該研究結果刊登在《自然》雜志上。
文昌魚的拉丁名是Branchiostomalanceolatum。
動植物是基因的載體或殖民地。
文昌魚承載的5億年基因還不算古老。
基因有40億年的曆史。
通過自我複制，一個基因可以存在上億年而不發生變化。
動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把生物的軀體視為基因的殖民地”。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5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寫《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不是極其自私的人。
正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很嚴肅，他既不淫蕩，也不是一位生殖器崇拜狂。
這些學者的觀點都遭到過激烈的反對。
雖然他們不可能完全正确，他們的方法和結論有許多可商榷之處，但那些激烈而徹底反對他們的人卻難免有虛僞之嫌，至少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
他甚至認為，基因“創造了我們的肉體和靈魂。
保存它們或許正是我們存在的終極理由”。
《自私的基因》，22頁。
黑體為引用者所加。
在道金斯看來，生物體（包括人類）的存在目的隻是為了保存基因。
生物體是客體，而非主體。
生物體是基因因緣際和的産物，為了保存和傳遞基因而存在。
基因才是主體。
基因從一個生物個體轉移到下一代生物體，不會彼此混淆，也不會衰老。
自私的基因有什麼目的？道金斯回答說：“目的就是在基因庫中擴大自己的隊伍。
”《自私的基因》，112頁。
生物有利他行為，但道金斯證明，這些行為其實也是出于基因的自私性。
自私性避免把生物置于危險之中。
道金斯引用洛倫茨在《論攻擊行為》中強調的事實：同類動物間的搏鬥往往具有克制和紳士風度的性質，是有規則的競賽，威脅和虛張聲勢代替了真正的攻擊。
《自私的基因》，85頁。
熱帶海水魚缸中的空間狹小，同種的魚往往不能容忍一起生活。
一條魚會追逐另一條同類，直到雙方精疲力竭。
同種之間如同水火，但如果某條魚與别種的魚體積相差不大，它們就能夠和平共處。
相對于文昌魚，獅、虎、豹算是人類的近親了。
這些食肉動物從不濫殺異類。
它們制造死亡是為了獲得食物，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娛樂或仇恨。
動物學家喬治?夏勒在非洲東部的塞倫蓋提大草原上看到：“在獅子尋找食物時，沒有殘忍，也沒有同情，這種不動情感的行為撥動了同為獵人的人類的敏銳心弦。
我喜歡觀察大多數捕獵行為，它們是最基本的生死搏鬥。
”GoldenShadows，FlyingHooves，p137，GeorgeB?Schall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夏勒對偷獵者和濫捕者深惡痛絕，自己更不會去獵殺野生動物，但他卻喜歡觀察動物捕獵。
觀察捕獵是一種移情，可以滿足他掩藏在心底的本能欲望——殺戮。
雖然危險時刻存在，但被捕獵的動物并不總是處于戒備狀态。
因此，夏勒懷疑它們不具有人類的那種“害怕”情感。
（食草）動物們在獅子逼近時逃跑，原因是基因和習慣在起作用，它們不知道害怕。
害怕或恐懼是一種高級情感，一種隻有高級動物才擁有的情感，在進化史的後期獲得。
因此，隻有高級動物才有可能把制造“恐怖”作為一種戰争手段，如戰略轟炸和恐怖主義。
人類是具有豐富情感的動物。
其他動物（甚至植物）也有情感，隻是較為簡單。
許多動物學家認為，人類是有意識地屠殺自己同類的唯一物種。
人類的欲望沒有止境，欲望加上仇恨等情感，使得人類之間的殺戮遠遠超過了謀求生存的需要。
國家比正常的個人（不是那些基因中具有犯罪傾向的人）更有可能冒險，因為冒險者和受益者不是同一批人。
在戰場上死去的與做出戰争決策的沒有直接聯系。
決策者一般不會暴露在他們政策所帶來的危險之中，但如果冒險成功了，他們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
動物學家德斯蒙德?莫裡斯恢複了人類的本來面目。
他把人類恰當地稱為“裸猿”（thenakedape），因為在現存的193種猴類和猿類中，隻有人類沒有渾身覆蓋着厚毛。
在用詞上，“裸猿”比“人類”更能反映這種動物的動物屬性，提醒人類不要忽視自己的根。
關于動物的攻擊行為，莫裡斯對人類的評價似乎比較溫和。
他說： 任何動物攻擊同類，都不是為了消滅同類。
攻擊的目的是要取得支配權，而不是殺戮。
在這方面，裸猿在本質上和其他動物并沒有什麼區别。
德斯蒙德?莫裡斯：《裸猿》，157頁，文彙出版社，2003年。
其實，争奪支配權不是動物打鬥的唯一原因。
動物為了争奪領地和交配權而發起攻擊（在一些群居的、有獨裁者的動物那裡，交配權可以歸入支配權）。
莫裡斯說，動物攻擊同類的目标有限。
他也承認，人類比食肉動物更加殘忍。
裸猿同類殘殺，是因為他們在集體狩獵中發展了組織能力和技術能力。
這兩種能力減少了對暴力的控制，使戰争的烈度超過了個體的打鬥，優勢者不容易看到弱勢者表示屈服的姿态。
所以，戰争一旦爆發，就難以很快停止。
莫裡斯指出，裸猿在戰争中忘記了争鬥的原始目的。
這個原始目的大緻等同于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争是政治的延續”。
常見到在打昏了頭的戰争中，戰争本身成為目的，屠殺同類成為樂趣。
在這裡，莫裡斯似乎忘記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一面：人類的貪欲超過了其他動物很多，他們不再滿足于獲得食物和交配機會，而是更大範圍的支配。
人類戰争的殘酷和範圍遠遠超過了其他動物的打鬥。
而且，在過去數百年，人類的戰敗一方不能像其他動物或者古人那樣放棄土地，遠走他鄉。
人類的大量繁殖已經使地球表面人滿為患。
他們無處可去，隻能留在原地繼續戰鬥。
沖突無法調和，于是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
巴爾幹、巴勒斯坦、南高加索等地的沖突已經有百餘年甚至數百年的曆史，至今看不到平息的前景。
戰争是人類獲得良好組織能力之後的産物，在此之前隻能算是混戰。
人類的社會性是戰争的源頭。
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時代，亞裡斯多德就指出：“凡隔離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隻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祇。
”亞裡斯多德：《政治學》，9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
商朝滅亡後，伯夷、叔齊忠于商朝，“義不食周黍”。
他們躲進首陽山中采薇（野豌豆）而食，最終餓死。
人類組建了國家這樣龐大的權力組織。
國家間戰争的爆發一般被歸咎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态，但這個理論忽視了國家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富有動物性和侵略性。
以現有條件，解決無政府狀态的出路是出現一個全球霸主（聯合國沒有足夠權力），而不是全球性的政府。
到目前為止，霸主都是赢得戰争的大國，在一定範圍内壟斷暴力的使用。
當霸主衰落時，群雄并起，戰争重新成為常态。
核時代的戰争将使人類陷入絕種的險地。
在核時代之前，那些尋求權力、尋求支配地位的大國更可能引發大戰。
在核時代，國家間競争有所克制，有核國家之間不以大規模戰争為沖突的最後解決手段，并阻止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器。
但是，國家間競争沒有因人類徹底毀滅的可能而停止。
冷戰時期的兩大對抗陣營都炫耀能夠徹底“毀滅全人類”那時的中國正夢想着“解放全人類”。
的核武器。
國家間的對抗同樣是“你”“我”對抗。
階級鬥争屬于這一類型，但加入了更多想象的和煽動的成分，因此比國家間的戰争更容易走進“你死我活”的死胡同。
因群體生活産生的“你群”、“我群”的對抗并不是從人類開始。
猿類學家瓦爾在猩猩那裡發現了種群對抗。
這大概是“民族主義”和國際政治的原始形态。
就其本質而言，國家間的戰争與猴群間的打鬥沒有區别。
瓦爾把莫裡斯的看法更向前推進。
他說： 在猩猩群中，“我們對抗他們”是一種種群基本特性，即使是相互熟悉的猩猩個體們，隻要屬于不同的集團、生活在不同的區域，它們仍然會成為敵人。
而人類社會中，同樣的情形時有發生，曾經和平共處的不同種族會突然地互相仇視，例如盧旺達的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再比如波黑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
……我猜這種翻轉的态度在人類和猿類中都是一樣的，是被利益共享或者競争的意識所操縱的。
隻有當個體們有一個共同目标時，他們才會把負面的感情壓制起來。
而一旦這個目标消失了，緊張的情緒會浮出水面。
弗朗斯?德?瓦爾：《人類的猿性——一位權威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對人類的解讀》，89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
無緣無故置人于死地不是動物性，而是人類文化的産物。
人類對同種産生仇恨是因為受到操縱。
隻要有群體生活就會有操縱，不限于制造仇恨。
操縱術是政治的一部分，國家是操縱的主體。
尼采說：“國家乃是所有無情的怪物中最為無情者。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48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
尼采的許多觀點在當時驚世駭俗，但他的這句話卻是最平常不過。
托馬斯?霍布斯把國家看做是怪物利維坦，但他仍持尊敬的态度對待國家。
在立憲之初，美國聯邦黨人支持建立強大的聯邦政府，同時堅持三權分立，要求确保人民的監督，以控制這個怪物。
他們知道：“僅隻在書面上劃分各部門的法定範圍，不足以防止導緻政府所有權力殘酷地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的那種侵犯。
”《聯邦黨人文集》，256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引文出自“第四十八篇”，寫于1788年，作者是詹姆斯?麥迪遜。
他後來擔任美國第四任總統。
限制和監督國家權力是西方政治學的主要議題之一，而最有效的方法是民主。
但在國際關系中，對大國的行為缺乏有效的制約，大國本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力，努力超過别的國家。
這個難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
中國政府知道答案，提出了“國際民主”的主張。
民主是受壓迫者的出路。
權力也是國際政治中最強大的驅動力。
在權力背後則是性欲。
性欲存在的目的是傳遞基因，是權力之争的原始動力，反過來又受權力的刺激。
亨利?基辛格曾經說過，權力是最好的催情藥。
這确實是經驗之談。
權力和性欲都是動物性的，都來自曠野，現在已經深入到人類活動的各個角落。
權力普遍存在，其作用不限于國際關系領域，也不是國際關系的特點。
隻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權力，就會有權力之謀和權力之争。
尼采認為，“一切故意産生的現象，可以還原為擴展權力的企圖。
”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87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
着重号為原書所有。
權力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
利益越大的地方，對權力的争奪就越激烈。
經濟利益是利益的一個主要方面，所以，經濟中的權力和政治中的權力同樣重要（在很多雙邊和多邊國際關系中，經濟或貿易已經成為最大要素）。
自由經濟、權貴經濟、統制經濟都與權力有關，盡管大小有别。
在新制度學派看來，經濟學中許多問題都可以通過“權力”加以解釋和解決。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說：“在現實世界中，無論發生什麼，權力都是決定性因素。
”基于此，他對兩個主流經濟學派提出嚴厲批評： 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具危害性的一個特征，就是把權力——個人或機構使别人或别的機構屈從于自己目标的力量——與主體分離開來這樣的安排。
《加爾布雷斯文集》，117頁，上海财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
引文所出的文章是“權力與有用的經濟學家”。
奧地利學派的錯誤也是忽視了權力對市場的幹涉，而市場的利益如此巨大，那些本應留在市場之外的權力（如政治權力）不可能不滲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配的誘惑和壓力而加以幹涉。
在政治權力不受制約的地方，市場幾乎為政治權力全部把持，形成統制經濟及權貴經濟。
加爾布雷斯在破折号之間給出的是對權力的一般定義。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證實了加爾布雷斯的判斷。
資本權力、管理權力被權力的擁有者濫用了，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危害不亞于一場大戰。
權力欲是原始的欲望，這些國家有自我擴張的本能，無所不在，隻要不受監督和制約就會造成危害。
國際政治是強權政治，很少有正義可言。
國際關系是權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領域之一，隻有集權國家的内政可以超過它。
地理對人類文明進化的影響 動物學家們已經證實，人類的行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時期，或更久遠以前。
當公猴們為争奪猴王地位而使用計謀和暴力時，國内政治出現了。
當猴群之間為争奪食物和地盤而開打時，國際政治顯現了雛形，而且已經帶有了濃烈的地緣政治色彩。
地理是影響人類進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類最古老、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
兩河流域、尼羅河下遊、印度河流域、黃河和長江流域（中華文明的源頭不僅僅在黃河流域）都在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的溫帶。
希臘、波斯等古文明也在這個範圍之内。
它們彼此之間是相通的。
兩河流域和埃及通過巴勒斯坦連接，猶太人的祖先就在這片土地上發展了一神教。
在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間有波斯，查拉圖斯特拉的故鄉。
因此，從尼羅河到印度河，古老的農業文明在地理上是連續不斷的，它們彼此之間有着密切的交流，貿易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很發達了。
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亞大草原上，那些流動性很大的遊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
他們還時常南下侵略，為古文明帶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術——最顯著的是馬匹和戰車。
在古文明中，中國的地理位置最偏僻，與其他文明的距離最遠、聯系最少，而且人種也不同。
因此中華文明的發展最為獨特，但出現的時間也較晚，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價。
不過，即使在史前時期，中國仍能夠通過北方草原與西方（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西方）諸文明保持着聯系，但緊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諸文明相比。
今天，人類最發達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
歐洲、北美、東亞這三大人口密集區域的緯度大緻接近。
當然，它們的南北向範圍已經大大超過了10個緯度。
其中，歐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響，歐洲的氣候比北美和東亞的更宜人。
今天的地緣政治角鬥的主戰場也在歐亞大陸，以北溫帶的争奪最為激烈。
關于古文明的規律有個小例外。
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瑪雅、阿茲特克、印加。
其中瑪雅位于熱帶，印加地處南半球。
但南美古文明出現的時間較晚，發達程度也較低，規模也不大，而且在歐洲人到達時已經衰落了。
歐洲人憑借他們的馬匹和鋼鐵（刀矛、槍支）在新大陸橫沖直撞，印第安人毫無還手之力。
美洲的地理環境不适合早期文明的發展。
即使在後來，在現代化進程中，南美雖然起步比東亞早百餘年，但日本、韓國已經超過了它們，中國的發展勢頭也很好。
這裡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國政治學家讓?博丹（1530-1596）認為，地理環境決定着人民和國家的特性。
孟德斯鸠（1689-1755）認為，氣候與土壤等環境因素決定了法律、風俗、宗教、勇敢與懦弱。
比如，孟德斯鸠有一個結論：“由于中國的氣候，人們自然地傾向于奴隸性的服從。
”孟德斯鸠：《論法的精神》上冊，283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
這些觀點可以看做是地緣政治學——以及地緣文化學——的早期源頭之一。
雖然“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國最好的一些大學甚至取消了地理系。
但是，地理對曆史影響仍然存在，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
相關研究仍非常興旺，且成果不凡。
近年《槍炮、病菌與鋼鐵》（1997年）和《國富國窮》（1998年）兩本書得到許多學者的贊歎。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生物學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問題： 地理顯然對曆史産生了某種影響；有待回答的問題是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夠說明曆史的廣泛模式。
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1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夠說明曆史。
“的确存在着适用于曆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24頁。
《槍炮、病菌與鋼鐵》就是他對這些模式的解釋。
戴蒙德的研究從大約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結束時開始。
人類曆史不僅僅是人類自己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地理環境仍在決定着各民族的命運。
——當然，宗教徒可以認為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
——歐洲人數百年來的優勢是歐洲地理帶來的。
戴蒙德說：歐洲民族與非洲民族的差異“是由于地理學和生物地理學的偶然因素所緻”。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434頁。
隻有清楚地認識到地理的影響之後，人類才有可能借助技術改變人類在環境中的被動，和在不利的地理環境中創造更多的知識和财富。
與戴蒙德一樣，蘭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巨大作用。
作為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來的世界曆史，國家的貧富與地理有關。
蘭德斯指出： 像生活一樣，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進一步說，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
從産值和人均收入來看，富國位于溫帶，特别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于熱帶和亞熱帶。
戴維?S?蘭德斯：《國富國窮》，第一章标題下的文字，新華出版社，2007年。
類似這樣的觀點早已存在，在後殖民時代受到批判，那時把南方的貧窮歸咎于白種人的剝削（當然有這個原因，但在長時期内，地理和氣候的作用更大）。
蘭德斯又回到了這個話題，并且為地理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當然，國家的富饒或貧窮有許多原因，地理因素隻是其中之一。
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業精神、創新精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
蘭德斯告誡讀者，“地理隻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
《國富國窮》，5頁。
在現代，由于技術的進步，地理和氣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已經被縮小了很多。
現代技術已經縮小了地理造成的差異。
移民的流動使得地理對性格、風俗的作用有點模糊起來。
取暖、制冷設備的發明，使得寒冷和炎熱地帶的人們能夠像在溫帶一樣有效地工作和思考。
發達的醫學能夠控制住大部分熱帶傳染病。
現在是資金，而不是技術，在阻礙那些傳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療。
在全球貿易時代，熱帶和寒帶的人們也可以得到足夠的食品，隻要他們有錢。
在信息時代，地理和距離已經不再能阻礙技術的傳播，對技術的使用也較少受到地理和氣候的限制。
比如，過去生活在熱帶叢林裡的人們不可能騎馬，不能享有馴化馬匹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進步和軍事優勢，但他們現在可以開汽車，把砍倒的木料運到市場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
但是，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遠遠沒有消失。
消失的熱帶雨林正在報複人類。
人可以流動，從消失的森林到城市，從一國到另一國，并可能在流動中改變性格（性格更多由基因決定，而基因是環境千萬年作用的結果）。
國民可以去尋找别樣的生活，國家卻不能搬遷，其對内對外政策、文化與經濟仍然受到地理的諸多限制。
與個人相比，國家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氣候等方面。
幾百年來，民族國家為了土地而戰；在和平時期，它們需要根據地理等因素為國家間政治做出安排，為可能到來的戰争做好準備。
這是以地理為基礎研究國際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原因，是地緣政治學的存在理由。
地緣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總結說： 在國際關系史上，領土控制是大多數政治沖突的焦點。
自從民族主義崛起以來，大多數血腥戰争不是起源于同擴大領土有關的民族自我滿足感，就是起源于因喪失“神聖”領土而産生的民族被剝奪感。
可以毫不過分地說，領土要求一直是驅使民族國家采取侵略行動的主要沖突。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4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在可預見的未來，國家不會消亡。
國家間的沖突将以各種形式持續下去，領土沖突是其中之一。
即使領土沖突不再突出，而是被伊拉克石油這樣更準确的目标所掩蓋，各國也會為了在沖突中奪取優勢而尋求更佳的戰略地位。
所以，地緣政治學将繼續發展。
古典地緣政治學的興衰本書不詳述地緣政治學的曆史。
國内至少已經出過兩本有關書籍。
其一是國玉奇、B?П?丘德諾夫合著的《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
其二是傑弗裡?帕克的《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新華出版社，2003年。
這本書的中文翻譯有大量錯誤，但仍有一些參考價值。
今天，“地緣政治”已經是國際關系最常用的詞之一，不僅政界人士經常使用，記者也在頻繁使用。
但是，與許多常用詞一樣，“地緣政治”的含義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體中。
一般而言，“地緣政治學”是從國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征的角度對國際關系進行的研究，而“地緣政治”則是與地理相關的國際行為。
在日常用詞中，“地緣政治”似乎有取代“國際政治”的趨勢。
的确，這兩個詞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隻是内涵的側重有所不同，前者強調地理因素，後者突出國際關系。
國家間關系在很大程度上由它們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決定。
其實，任何物體之間的關系都與它們的空間位置有關，這條原理在幾何學和物理學中同樣适用。
解析幾何用空間位置表示數字，卻不完全屬于代數學或幾何學。
同理，不應當把地緣政治學看做是國際關系學的一個分支。
兩者有很大的重疊，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地緣政治學的曆史早于國際關系學，其範圍經常大于國際關系學的領域。
前者更多地涉及國内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人口、經濟、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古希臘文明的核心區域瀕臨地中海，土地貧瘠，貿易發達。
所以，古希臘人見多識廣，對于地理環境的變化非常敏銳。
希羅多德總是詳細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環境。
即使在希臘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權與陸權的對抗。
中國文明核心區地處内陸，大片區域的環境較為單一，與外界交流較少。
因此中國古人對地理因素不是那麼重視。
古代兵書是個例外，但其讨論範圍限于小區域内的地形。
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如張儀、蘇秦等人）也留有對國家地理位置的分析。
但不過寥寥數語，而且大多記錄的可靠性較差，不足為憑。
另外，史書的“地理志”也很簡略，多記載戶口數字，不注重地理對風俗的影響。
但中國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說。
話雖然簡單，卻是人人皆知，非書齋裡的理論可比。
更可寶貴的是，這句話把地理因素當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與天地并列，沒有以偏概全，因此更為妥當，不會走向地理決定論的極端。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孫醜下》。
他誇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輕視天、地了。
近代地理學的起源受地質研究的啟發。
把地理學發展為一個現代學科的是亞曆山大?馮?洪堡亞曆山大的哥哥威廉?馮?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義思想家、語言學家，還是普魯士的外交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國的文理中學制度，在1810年創建了柏林大學。
學術自由的大學是德國崛起的重要保證，美國向德國學習大學制度，也成為世界大國。
（1769-1859）和卡爾?李特爾（1779-1859）。
他們都注重地理學中人的因素。
洪堡從地理學和宇宙學的研究中看到了“人類平等原則”和“個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則”羅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學創建人》，3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李特爾聲稱：人是地理學的核心，地理學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現象和形态對人類的關系”《近代地理學創建人》，46頁……洪堡和李特爾都是德國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爾斯?達爾文在這一年出版了《物種起源》，“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觀念将深刻影響到地理學的人文方面。
在洪堡和李特爾之後的地理學大家則有弗裡德裡希?拉策爾（1844-1904）和斐迪南?馮?李希霍芬（1833-1905）。
這兩位學者也都是德國人，同樣有過在美洲旅行的經曆。
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間（1868-1872）在中國北方考察地質，在後來的中國地質學界有很高的聲望。
他提出了黃土高原的風成說，還創造了“絲綢之路”這個詞。
此外，李希霍芬還提醒德國注意山東的煤礦和膠州灣海港。
1897年，德國搶占膠州灣作為軍港。
從這四位德國學者的貢獻可以看出，現代地理學在其創建早期有着近乎純正的德國血統。
當年德國對外關系中的最大難題是地理困境。
德國地理學家們沒有回避這個挑戰，況且他們有極好的人文知識修養，能夠把地理學、人文知識、國家前途等要素綜合在一起分析。
于是，地緣政治學在德國應運而生。
地緣政治學的實際創始人是弗裡德裡希?拉策爾（上面的四人之一）。
拉策爾的貢獻不限于地緣政治學，他被認為是地理學的“第一代大師”《近代地理學創建人》，73頁……在當時，地理學、人種學、博物學（包括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等學科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爾的主要興趣在人種與文化，他的中心論題是“文化分布是曆史上遷移和模仿的反映”。
《近代地理學創建人》，77頁。
拉策爾首先提出了“世界大國”（Weltmacht，worldpower）這個概念。
他認為，
在現代法制國家，國家壟斷了對内和對外政策中暴力的行為。
而國家的暴力行為緣于人類的性格、人類的動物性。
地緣政治學因人類的動物性而存在。
所以，在讨論地緣政治之前，有必要了解人類是什麼樣的動物。
許多種文化都把人類當作獨特的生靈，仿佛他們與動物無關，至少是不同的物種。
其實，作為人類的創造物，文化傾向于強調人類在塵世間的至高無上地位。
在一些宗教中，特定的人群被認為是上帝的寵兒，高于其他人類。
隻有佛教認識到衆生平等，不僅是動物，還包括植物在内的所有生命。
道生認為，“無情亦有佛性。
乃雲：青青翠竹，盡是真如；郁郁黃花，無非般若”。
《祖庭事苑》卷五。
道生（355-434），東晉僧人，為鸠摩羅什門徒。
道生主張衆生平等，“一闡提迦皆能成佛”即他提出的命題。
Icchantika即“斷善根”。
道生的頓悟成佛說對後世禅宗亦有影響。
與道生不同，禅宗的大珠慧海把翠竹黃花與法身般若剝離開來。
“問：‘禅師何故不許青青翠竹盡是法身、郁郁黃華無非般若？’（慧海）師曰：‘法身無象，應翠竹以成形；般若無知，對黃華而顯相。
非彼黃華翠竹而有般若法身。
’”（《景德傳燈錄》卷第二十八）慧海為馬祖道一（709-788）的門徒，事迹多不詳。
這句話流傳很廣。
它除了表明佛法無所不在之外，還包含了衆生平等的意思。
佛教的衆生平等是拔高其他生靈的地位，通過靈魂在生靈之間輪回的思想，而不是貶低人類。
”《孟子?離婁下》。
又說：“人之有道也，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
”《孟子?滕文公上》。
由此可見孟子并不完全主張人性本善。
認為人不過多了點文化。
因為文化的熏染，許多人自負地認為他們已經超越了動物性，為“萬物之靈長”。
對這一種傲慢，除了佛家、儒家之外，科學家們也有不同看法。
文昌魚是一種原始的海洋生物，是脊索類中最古老的動物，大約有5厘米長。
文昌魚有簡單的神經系統，但沒有脊椎，沒有鳍，沒有大腦，隻有一隻原始的眼睛（感光器官在6億年前出現）。
從脊索類中産生了脊椎類。
脊椎類動物包括哺乳動物。
人類屬于哺乳動物。
文昌魚在寒武紀時出現，它的基因在過去5億年中沒有變化。
相比之下，人類的曆史非常短暫。
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大約在550萬年前才成為猿類進化樹上的獨立一支，直立人（homoerectus）在100多萬年前出現。
智人（homosapiens），即現在的人類，隻有30多萬年的曆史。
人類文明史不到萬年。
盡管文昌魚如此原始，科學家們發現“人類基因組中95%的區域與文昌魚的類似”。
《參考消息》，2008年6月20日，《科學家破譯文昌魚基因密碼》。
消息出自埃菲社6月18日電。
該研究結果刊登在《自然》雜志上。
文昌魚的拉丁名是Branchiostomalanceolatum。
動植物是基因的載體或殖民地。
文昌魚承載的5億年基因還不算古老。
基因有40億年的曆史。
通過自我複制，一個基因可以存在上億年而不發生變化。
動物學家理查德?道金斯“把生物的軀體視為基因的殖民地”。
理查德?道金斯：《自私的基因》，58頁，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
寫《自私的基因》的道金斯不是極其自私的人。
正如弗洛伊德的私生活很嚴肅，他既不淫蕩，也不是一位生殖器崇拜狂。
這些學者的觀點都遭到過激烈的反對。
雖然他們不可能完全正确，他們的方法和結論有許多可商榷之處，但那些激烈而徹底反對他們的人卻難免有虛僞之嫌，至少缺乏面對現實的勇氣。
他甚至認為，基因“創造了我們的肉體和靈魂。
保存它們或許正是我們存在的終極理由”。
《自私的基因》，22頁。
黑體為引用者所加。
在道金斯看來，生物體（包括人類）的存在目的隻是為了保存基因。
生物體是客體，而非主體。
生物體是基因因緣際和的産物，為了保存和傳遞基因而存在。
基因才是主體。
基因從一個生物個體轉移到下一代生物體，不會彼此混淆，也不會衰老。
自私的基因有什麼目的？道金斯回答說：“目的就是在基因庫中擴大自己的隊伍。
”《自私的基因》，112頁。
生物有利他行為，但道金斯證明，這些行為其實也是出于基因的自私性。
自私性避免把生物置于危險之中。
道金斯引用洛倫茨在《論攻擊行為》中強調的事實：同類動物間的搏鬥往往具有克制和紳士風度的性質，是有規則的競賽，威脅和虛張聲勢代替了真正的攻擊。
《自私的基因》，85頁。
熱帶海水魚缸中的空間狹小，同種的魚往往不能容忍一起生活。
一條魚會追逐另一條同類，直到雙方精疲力竭。
同種之間如同水火，但如果某條魚與别種的魚體積相差不大，它們就能夠和平共處。
相對于文昌魚，獅、虎、豹算是人類的近親了。
這些食肉動物從不濫殺異類。
它們制造死亡是為了獲得食物，為了自己的生存，而非娛樂或仇恨。
動物學家喬治?夏勒在非洲東部的塞倫蓋提大草原上看到：“在獅子尋找食物時，沒有殘忍，也沒有同情，這種不動情感的行為撥動了同為獵人的人類的敏銳心弦。
我喜歡觀察大多數捕獵行為，它們是最基本的生死搏鬥。
”GoldenShadows，FlyingHooves，p137，GeorgeB?Schaller，The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83?夏勒對偷獵者和濫捕者深惡痛絕，自己更不會去獵殺野生動物，但他卻喜歡觀察動物捕獵。
觀察捕獵是一種移情，可以滿足他掩藏在心底的本能欲望——殺戮。
雖然危險時刻存在，但被捕獵的動物并不總是處于戒備狀态。
因此，夏勒懷疑它們不具有人類的那種“害怕”情感。
（食草）動物們在獅子逼近時逃跑，原因是基因和習慣在起作用，它們不知道害怕。
害怕或恐懼是一種高級情感，一種隻有高級動物才擁有的情感，在進化史的後期獲得。
因此，隻有高級動物才有可能把制造“恐怖”作為一種戰争手段，如戰略轟炸和恐怖主義。
人類是具有豐富情感的動物。
其他動物（甚至植物）也有情感，隻是較為簡單。
許多動物學家認為，人類是有意識地屠殺自己同類的唯一物種。
人類的欲望沒有止境，欲望加上仇恨等情感，使得人類之間的殺戮遠遠超過了謀求生存的需要。
國家比正常的個人（不是那些基因中具有犯罪傾向的人）更有可能冒險，因為冒險者和受益者不是同一批人。
在戰場上死去的與做出戰争決策的沒有直接聯系。
決策者一般不會暴露在他們政策所帶來的危險之中，但如果冒險成功了，他們往往是最大的受益者。
動物學家德斯蒙德?莫裡斯恢複了人類的本來面目。
他把人類恰當地稱為“裸猿”（thenakedape），因為在現存的193種猴類和猿類中，隻有人類沒有渾身覆蓋着厚毛。
在用詞上，“裸猿”比“人類”更能反映這種動物的動物屬性，提醒人類不要忽視自己的根。
關于動物的攻擊行為，莫裡斯對人類的評價似乎比較溫和。
他說： 任何動物攻擊同類，都不是為了消滅同類。
攻擊的目的是要取得支配權，而不是殺戮。
在這方面，裸猿在本質上和其他動物并沒有什麼區别。
德斯蒙德?莫裡斯：《裸猿》，157頁，文彙出版社，2003年。
其實，争奪支配權不是動物打鬥的唯一原因。
動物為了争奪領地和交配權而發起攻擊（在一些群居的、有獨裁者的動物那裡，交配權可以歸入支配權）。
莫裡斯說，動物攻擊同類的目标有限。
他也承認，人類比食肉動物更加殘忍。
裸猿同類殘殺，是因為他們在集體狩獵中發展了組織能力和技術能力。
這兩種能力減少了對暴力的控制，使戰争的烈度超過了個體的打鬥，優勢者不容易看到弱勢者表示屈服的姿态。
所以，戰争一旦爆發，就難以很快停止。
莫裡斯指出，裸猿在戰争中忘記了争鬥的原始目的。
這個原始目的大緻等同于克勞塞維茨所說的“戰争是政治的延續”。
常見到在打昏了頭的戰争中，戰争本身成為目的，屠殺同類成為樂趣。
在這裡，莫裡斯似乎忘記了人之所以為人的一面：人類的貪欲超過了其他動物很多，他們不再滿足于獲得食物和交配機會，而是更大範圍的支配。
人類戰争的殘酷和範圍遠遠超過了其他動物的打鬥。
而且，在過去數百年，人類的戰敗一方不能像其他動物或者古人那樣放棄土地，遠走他鄉。
人類的大量繁殖已經使地球表面人滿為患。
他們無處可去，隻能留在原地繼續戰鬥。
沖突無法調和，于是一代一代地延續下去。
巴爾幹、巴勒斯坦、南高加索等地的沖突已經有百餘年甚至數百年的曆史，至今看不到平息的前景。
戰争是人類獲得良好組織能力之後的産物，在此之前隻能算是混戰。
人類的社會性是戰争的源頭。
早在2300多年前的古希臘城邦時代，亞裡斯多德就指出：“凡隔離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隻野獸，那就是一位神祇。
”亞裡斯多德：《政治學》，9頁，商務印書館，1983年。
商朝滅亡後，伯夷、叔齊忠于商朝，“義不食周黍”。
他們躲進首陽山中采薇（野豌豆）而食，最終餓死。
人類組建了國家這樣龐大的權力組織。
國家間戰争的爆發一般被歸咎于國際社會的無政府狀态，但這個理論忽視了國家是一個嚴密的組織，富有動物性和侵略性。
以現有條件，解決無政府狀态的出路是出現一個全球霸主（聯合國沒有足夠權力），而不是全球性的政府。
到目前為止，霸主都是赢得戰争的大國，在一定範圍内壟斷暴力的使用。
當霸主衰落時，群雄并起，戰争重新成為常态。
核時代的戰争将使人類陷入絕種的險地。
在核時代之前，那些尋求權力、尋求支配地位的大國更可能引發大戰。
在核時代，國家間競争有所克制，有核國家之間不以大規模戰争為沖突的最後解決手段，并阻止其他國家發展核武器。
但是，國家間競争沒有因人類徹底毀滅的可能而停止。
冷戰時期的兩大對抗陣營都炫耀能夠徹底“毀滅全人類”那時的中國正夢想着“解放全人類”。
的核武器。
國家間的對抗同樣是“你”“我”對抗。
階級鬥争屬于這一類型，但加入了更多想象的和煽動的成分，因此比國家間的戰争更容易走進“你死我活”的死胡同。
因群體生活産生的“你群”、“我群”的對抗并不是從人類開始。
猿類學家瓦爾在猩猩那裡發現了種群對抗。
這大概是“民族主義”和國際政治的原始形态。
就其本質而言，國家間的戰争與猴群間的打鬥沒有區别。
瓦爾把莫裡斯的看法更向前推進。
他說： 在猩猩群中，“我們對抗他們”是一種種群基本特性，即使是相互熟悉的猩猩個體們，隻要屬于不同的集團、生活在不同的區域，它們仍然會成為敵人。
而人類社會中，同樣的情形時有發生，曾經和平共處的不同種族會突然地互相仇視，例如盧旺達的胡圖族人和圖西族人，再比如波黑的塞爾維亞人、克羅地亞人和穆斯林。
……我猜這種翻轉的态度在人類和猿類中都是一樣的，是被利益共享或者競争的意識所操縱的。
隻有當個體們有一個共同目标時，他們才會把負面的感情壓制起來。
而一旦這個目标消失了，緊張的情緒會浮出水面。
弗朗斯?德?瓦爾：《人類的猿性——一位權威的靈長類動物學家對人類的解讀》，89頁，上海科學技術文獻出版社，2007年。
無緣無故置人于死地不是動物性，而是人類文化的産物。
人類對同種産生仇恨是因為受到操縱。
隻要有群體生活就會有操縱，不限于制造仇恨。
操縱術是政治的一部分，國家是操縱的主體。
尼采說：“國家乃是所有無情的怪物中最為無情者。
”尼采：《查拉圖斯特拉如是說》，48頁，北方文藝出版社，1998年。
尼采的許多觀點在當時驚世駭俗，但他的這句話卻是最平常不過。
托馬斯?霍布斯把國家看做是怪物利維坦，但他仍持尊敬的态度對待國家。
在立憲之初，美國聯邦黨人支持建立強大的聯邦政府，同時堅持三權分立，要求确保人民的監督，以控制這個怪物。
他們知道：“僅隻在書面上劃分各部門的法定範圍，不足以防止導緻政府所有權力殘酷地集中在同一些人手中的那種侵犯。
”《聯邦黨人文集》，256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引文出自“第四十八篇”，寫于1788年，作者是詹姆斯?麥迪遜。
他後來擔任美國第四任總統。
限制和監督國家權力是西方政治學的主要議題之一，而最有效的方法是民主。
但在國際關系中，對大國的行為缺乏有效的制約，大國本能地擴大自己的權力，努力超過别的國家。
這個難題至今沒有得到解決。
中國政府知道答案，提出了“國際民主”的主張。
民主是受壓迫者的出路。
權力也是國際政治中最強大的驅動力。
在權力背後則是性欲。
性欲存在的目的是傳遞基因，是權力之争的原始動力，反過來又受權力的刺激。
亨利?基辛格曾經說過，權力是最好的催情藥。
這确實是經驗之談。
權力和性欲都是動物性的，都來自曠野，現在已經深入到人類活動的各個角落。
權力普遍存在，其作用不限于國際關系領域，也不是國際關系的特點。
隻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會有權力，就會有權力之謀和權力之争。
尼采認為，“一切故意産生的現象，可以還原為擴展權力的企圖。
”尼采：《權力意志——重估一切價值的嘗試》，87頁，中央編譯出版社，2000年。
着重号為原書所有。
權力的因素就是人的因素。
利益越大的地方，對權力的争奪就越激烈。
經濟利益是利益的一個主要方面，所以，經濟中的權力和政治中的權力同樣重要（在很多雙邊和多邊國際關系中，經濟或貿易已經成為最大要素）。
自由經濟、權貴經濟、統制經濟都與權力有關，盡管大小有别。
在新制度學派看來，經濟學中許多問題都可以通過“權力”加以解釋和解決。
約翰?肯尼斯?加爾布雷斯說：“在現實世界中，無論發生什麼，權力都是決定性因素。
”基于此，他對兩個主流經濟學派提出嚴厲批評： 新古典和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最具危害性的一個特征，就是把權力——個人或機構使别人或别的機構屈從于自己目标的力量——與主體分離開來這樣的安排。
《加爾布雷斯文集》，117頁，上海财經大學出版社，2006年。
引文所出的文章是“權力與有用的經濟學家”。
奧地利學派的錯誤也是忽視了權力對市場的幹涉，而市場的利益如此巨大，那些本應留在市場之外的權力（如政治權力）不可能不滲透牟利，或受利益再分配的誘惑和壓力而加以幹涉。
在政治權力不受制約的地方，市場幾乎為政治權力全部把持，形成統制經濟及權貴經濟。
加爾布雷斯在破折号之間給出的是對權力的一般定義。
2008年開始的全球金融危機再次證實了加爾布雷斯的判斷。
資本權力、管理權力被權力的擁有者濫用了，對全球經濟造成的危害不亞于一場大戰。
權力欲是原始的欲望，這些國家有自我擴張的本能，無所不在，隻要不受監督和制約就會造成危害。
國際政治是強權政治，很少有正義可言。
國際關系是權力最少受到限制的領域之一，隻有集權國家的内政可以超過它。
地理對人類文明進化的影響 動物學家們已經證實，人類的行為可以上溯到猿和猴的時期，或更久遠以前。
當公猴們為争奪猴王地位而使用計謀和暴力時，國内政治出現了。
當猴群之間為争奪食物和地盤而開打時，國際政治顯現了雛形，而且已經帶有了濃烈的地緣政治色彩。
地理是影響人類進化的一個重要因素。
人類最古老、對後代影響最大的文明都起源于北半球。
兩河流域、尼羅河下遊、印度河流域、黃河和長江流域（中華文明的源頭不僅僅在黃河流域）都在北緯30度到40度之間的溫帶。
希臘、波斯等古文明也在這個範圍之内。
它們彼此之間是相通的。
兩河流域和埃及通過巴勒斯坦連接，猶太人的祖先就在這片土地上發展了一神教。
在兩河流域和印度河流域之間有波斯，查拉圖斯特拉的故鄉。
因此，從尼羅河到印度河，古老的農業文明在地理上是連續不斷的，它們彼此之間有着密切的交流，貿易在遠古時期就已經很發達了。
而且，在北方的南俄、中亞大草原上，那些流動性很大的遊牧民也起到了文化交流使者的作用。
他們還時常南下侵略，為古文明帶去新的血液和新的技術——最顯著的是馬匹和戰車。
在古文明中，中國的地理位置最偏僻，與其他文明的距離最遠、聯系最少，而且人種也不同。
因此中華文明的發展最為獨特，但出現的時間也較晚，這是在地理上孤立的代價。
不過，即使在史前時期，中國仍能夠通過北方草原與西方（不是今天意義上的西方）諸文明保持着聯系，但緊密程度不能和印度河以西諸文明相比。
今天，人類最發達的文明仍然集中在北半球。
歐洲、北美、東亞這三大人口密集區域的緯度大緻接近。
當然，它們的南北向範圍已經大大超過了10個緯度。
其中，歐洲的位置更偏北一些，但因為有大西洋暖流和地中海的影響，歐洲的氣候比北美和東亞的更宜人。
今天的地緣政治角鬥的主戰場也在歐亞大陸，以北溫帶的争奪最為激烈。
關于古文明的規律有個小例外。
美洲有三大古文明：瑪雅、阿茲特克、印加。
其中瑪雅位于熱帶，印加地處南半球。
但南美古文明出現的時間較晚，發達程度也較低，規模也不大，而且在歐洲人到達時已經衰落了。
歐洲人憑借他們的馬匹和鋼鐵（刀矛、槍支）在新大陸橫沖直撞，印第安人毫無還手之力。
美洲的地理環境不适合早期文明的發展。
即使在後來，在現代化進程中，南美雖然起步比東亞早百餘年，但日本、韓國已經超過了它們，中國的發展勢頭也很好。
這裡大概也有地理的因素。
法國政治學家讓?博丹（1530-1596）認為，地理環境決定着人民和國家的特性。
孟德斯鸠（1689-1755）認為，氣候與土壤等環境因素決定了法律、風俗、宗教、勇敢與懦弱。
比如，孟德斯鸠有一個結論：“由于中國的氣候，人們自然地傾向于奴隸性的服從。
”孟德斯鸠：《論法的精神》上冊，283頁，商務印書館，1961年。
這些觀點可以看做是地緣政治學——以及地緣文化學——的早期源頭之一。
雖然“地理環境決定論”在近代受到批判，美國最好的一些大學甚至取消了地理系。
但是，地理對曆史影響仍然存在，不會因此有任何改變。
相關研究仍非常興旺，且成果不凡。
近年《槍炮、病菌與鋼鐵》（1997年）和《國富國窮》（1998年）兩本書得到許多學者的贊歎。
在《槍炮，病菌與鋼鐵》一書中，生物學家戴蒙德提出了他的問題： 地理顯然對曆史産生了某種影響；有待回答的問題是這種影響的程度如何，以及地理是否能夠說明曆史的廣泛模式。
賈雷德?戴蒙德：《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17頁，上海譯文出版社，2006年。
戴蒙德的回答是：地理能夠說明曆史。
“的确存在着适用于曆史的廣泛模式，而尋找對這些模式的解釋不但令人陶醉，也是大有裨益的。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24頁。
《槍炮、病菌與鋼鐵》就是他對這些模式的解釋。
戴蒙德的研究從大約13000年前最近一次冰河期結束時開始。
人類曆史不僅僅是人類自己的事情。
到目前為止，地理環境仍在決定着各民族的命運。
——當然，宗教徒可以認為這是上帝（或真主等等）的安排。
——歐洲人數百年來的優勢是歐洲地理帶來的。
戴蒙德說：歐洲民族與非洲民族的差異“是由于地理學和生物地理學的偶然因素所緻”。
《槍炮、病菌與鋼鐵——人類社會的命運》，434頁。
隻有清楚地認識到地理的影響之後，人類才有可能借助技術改變人類在環境中的被動，和在不利的地理環境中創造更多的知識和财富。
與戴蒙德一樣，蘭德斯也相信地理的巨大作用。
作為經濟學家和曆史學家，他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了自1500年以來的世界曆史，國家的貧富與地理有關。
蘭德斯指出： 像生活一樣，大自然是不平等的，有自己的偏好；進一步說，大自然的不平等是難以消除的。
從産值和人均收入來看，富國位于溫帶，特别是北半球的溫帶；窮國則位于熱帶和亞熱帶。
戴維?S?蘭德斯：《國富國窮》，第一章标題下的文字，新華出版社，2007年。
類似這樣的觀點早已存在，在後殖民時代受到批判，那時把南方的貧窮歸咎于白種人的剝削（當然有這個原因，但在長時期内，地理和氣候的作用更大）。
蘭德斯又回到了這個話題，并且為地理對經濟和社會發展的影響提供了充分的證據。
當然，國家的富饒或貧窮有許多原因，地理因素隻是其中之一。
政治制度、宗教信仰、商業精神、創新精神都在起着重要作用。
蘭德斯告誡讀者，“地理隻是其作用的因素之一”。
《國富國窮》，5頁。
在現代，由于技術的進步，地理和氣候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已經被縮小了很多。
現代技術已經縮小了地理造成的差異。
移民的流動使得地理對性格、風俗的作用有點模糊起來。
取暖、制冷設備的發明，使得寒冷和炎熱地帶的人們能夠像在溫帶一樣有效地工作和思考。
發達的醫學能夠控制住大部分熱帶
現在是資金，而不是技術，在阻礙那些傳染病患者得到有效治療。
在全球貿易時代，熱帶和寒帶的人們也可以得到足夠的食品，隻要他們有錢。
在信息時代，地理和距離已經不再能阻礙技術的傳播，對技術的使用也較少受到地理和氣候的限制。
比如，過去生活在熱帶叢林裡的人們不可能騎馬，不能享有馴化馬匹給人類帶來的巨大進步和軍事優勢，但他們現在可以開汽車，把砍倒的木料運到市場上去，把自己留在光秃秃的土地上。
但是，地理環境對人類的影響遠遠沒有消失。
消失的熱帶雨林正在報複人類。
人可以流動，從消失的森林到城市，從一國到另一國，并可能在流動中改變性格（性格更多由基因決定，而基因是環境千萬年作用的結果）。
國民可以去尋找别樣的生活，國家卻不能搬遷，其對内對外政策、文化與經濟仍然受到地理的諸多限制。
與個人相比，國家受到地理環境的制約要大得多，特别是在地理位置、地形和氣候等方面。
幾百年來，民族國家為了土地而戰；在和平時期，它們需要根據地理等因素為國家間政治做出安排，為可能到來的戰争做好準備。
這是以地理為基礎研究國際政治、文化和經濟的原因，是地緣政治學的存在理由。
地緣政治學家布熱津斯基總結說： 在國際關系史上，領土控制是大多數政治沖突的焦點。
自從民族主義崛起以來，大多數血腥戰争不是起源于同擴大領土有關的民族自我滿足感，就是起源于因喪失“神聖”領土而産生的民族被剝奪感。
可以毫不過分地說，領土要求一直是驅使民族國家采取侵略行動的主要沖突。
茲比格紐?布熱津斯基：《大棋局：美國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緣戰略》，49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
在可預見的未來，國家不會消亡。
國家間的沖突将以各種形式持續下去，領土沖突是其中之一。
即使領土沖突不再突出，而是被伊拉克石油這樣更準确的目标所掩蓋，各國也會為了在沖突中奪取優勢而尋求更佳的戰略地位。
所以，地緣政治學将繼續發展。
古典地緣政治學的興衰本書不詳述地緣政治學的曆史。
國内至少已經出過兩本有關書籍。
其一是國玉奇、B?П?丘德諾夫合著的《地緣政治學與世界秩序》，重慶出版社，2007年。
其二是傑弗裡?帕克的《地緣政治學：過去、現在和未來》，新華出版社，2003年。
這本書的中文翻譯有大量錯誤，但仍有一些參考價值。
今天，“地緣政治”已經是國際關系最常用的詞之一，不僅政界人士經常使用，記者也在頻繁使用。
但是，與許多常用詞一樣，“地緣政治”的含義也是模糊的，尤其在媒體中。
一般而言，“地緣政治學”是從國家地理位置、地理特征的角度對國際關系進行的研究，而“地緣政治”則是與地理相關的國際行為。
在日常用詞中，“地緣政治”似乎有取代“國際政治”的趨勢。
的确，這兩個詞的含義在很大程度上是重疊的，隻是内涵的側重有所不同，前者強調地理因素，後者突出國際關系。
國家間關系在很大程度上由它們的大小和彼此的位置決定。
其實，任何物體之間的關系都與它們的空間位置有關，這條原理在幾何學和物理學中同樣适用。
解析幾何用空間位置表示數字，卻不完全屬于代數學或幾何學。
同理，不應當把地緣政治學看做是國際關系學的一個分支。
兩者有很大的重疊，但作為一門獨立學科，地緣政治學的曆史早于國際關系學，其範圍經常大于國際關系學的領域。
前者更多地涉及國内因素，包括一個國家的地理、人口、經濟、曆史、文化、政治制度等。
古希臘文明的核心區域瀕臨地中海，土地貧瘠，貿易發達。
所以，古希臘人見多識廣，對于地理環境的變化非常敏銳。
希羅多德總是詳細地描述各民族生活的地理環境。
即使在希臘一隅，修昔底德也看到了海權與陸權的對抗。
中國文明核心區地處内陸，大片區域的環境較為單一，與外界交流較少。
因此中國古人對地理因素不是那麼重視。
古代兵書是個例外，但其讨論範圍限于小區域内的地形。
戰國時期的縱橫家（如張儀、蘇秦等人）也留有對國家地理位置的分析。
但不過寥寥數語，而且大多記錄的可靠性較差，不足為憑。
另外，史書的“地理志”也很簡略，多記載戶口數字，不注重地理對風俗的影響。
但中國有“天時、地利、人和”之說。
話雖然簡單，卻是人人皆知，非書齋裡的理論可比。
更可寶貴的是，這句話把地理因素當作“天、地、人”三才之一，人的努力與天地并列，沒有以偏概全，因此更為妥當，不會走向地理決定論的極端。
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孟子?公孫醜下》。
他誇大了人的作用，而有些輕視天、地了。
近代地理學的起源受地質研究的啟發。
把地理學發展為一個現代學科的是亞曆山大?馮?洪堡亞曆山大的哥哥威廉?馮?洪堡（1767-1835）是自由主義思想家、語言學家，還是普魯士的外交官和大臣，建立了德國的文理中學制度，在1810年創建了柏林大學。
學術自由的大學是德國崛起的重要保證，美國向德國學習大學制度，也成為世界大國。
（1769-1859）和卡爾?李特爾（1779-1859）。
他們都注重地理學中人的因素。
洪堡從地理學和宇宙學的研究中看到了“人類平等原則”和“個人及政治自由的原則”羅伯特?迪金森：《近代地理學創建人》，38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李特爾聲稱：人是地理學的核心，地理學的中心原理是“自然的一切現象和形态對人類的關系”《近代地理學創建人》，46頁……洪堡和李特爾都是德國人，同在1859年去世——查爾斯?達爾文在這一年出版了《物種起源》，“物競天擇，适者生存”的觀念将深刻影響到地理學的人文方面。
在洪堡和李特爾之後的地理學大家則有弗裡德裡希?拉策爾（1844-1904）和斐迪南?馮?李希霍芬（1833-1905）。
這兩位學者也都是德國人，同樣有過在美洲旅行的經曆。
李希霍芬在同治年間（1868-1872）在中國北方考察地質，在後來的中國地質學界有很高的聲望。
他提出了黃土高原的風成說，還創造了“絲綢之路”這個詞。
此外，李希霍芬還提醒德國注意山東的煤礦和膠州灣海港。
1897年，德國搶占膠州灣作為軍港。
從這四位德國學者的貢獻可以看出，現代地理學在其創建早期有着近乎純正的德國血統。
當年德國對外關系中的最大難題是地理困境。
德國地理學家們沒有回避這個挑戰，況且他們有極好的人文知識修養，能夠把地理學、人文知識、國家前途等要素綜合在一起分析。
于是，地緣政治學在德國應運而生。
地緣政治學的實際創始人是弗裡德裡希?拉策爾（上面的四人之一）。
拉策爾的貢獻不限于地緣政治學，他被認為是地理學的“第一代大師”《近代地理學創建人》，73頁……在當時，地理學、人種學、博物學（包括植物學、動物學、地質學）等學科是交織在一起的。
在1880和1890年代，拉策爾的主要興趣在人種與文化，他的中心論題是“文化分布是曆史上遷移和模仿的反映”。
《近代地理學創建人》，77頁。
拉策爾首先提出了“世界大國”（Weltmacht，worldpower）這個概念。
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