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百年事業三更夢，萬裡江山一局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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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變得日益重要，即使對手，也會有很多合作，結果可能是雙（多）赢，也可能是雙（多）輸，不直接相幹的漁翁得利。
在地緣政治中，國家既是棋手，也是棋子。
雖然互為棋子，但一般而言，強大的國家利用别國的機會更多。
此外，還有先手、後手的問題。
在東方國家發現了地球這張大棋盤的時候，西方國家已經在上面布滿了棋子。
好在中國曆史悠久，祖先留下的國土遼闊，尚有許多回旋餘地。
而且，國家間政治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一局輸了，可以在下一局扳回來，但也可能從此一蹶不振，徹底出局。
德國在20世紀的世界大戰中連輸兩局，至今仍留在棋局中，但形勢卻局促了很多。
中國在20世紀初面臨“亡國亡種”的危險，終于挺了過來并再次站起來，而且還有成為全球大國的可能。
蘇聯輸掉了冷戰，也輸掉了帝國，也許再也沒有機會重建蘇共的大帝國。
國家的興亡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除了很少出現的緊要處，一般不會出現“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的情況，但是，國家的每一個重大決策都在參與塑造這個長期過程。
所以，每一個決策都要謹慎。
國家間政治和正式棋賽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落子無悔”。
放下棋子就無可挽回，悔也沒有悔處。
每一個國家都會設法充分利用别國（特别是不友好國家、潛在的對手）犯下的錯誤，為本國增加利益，否則它的決策者就在犯錯誤。
“萬裡江山一局棋”有關本書主題，以後數章中還要詳細論述，此不贅言。
在此着重談談“百年事業三更夢”。
三、百年事業三更夢請比較李商隐的《詠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北湖南埭”指玄武湖和雞鳴埭（dài，壩的意思），在今南京。
從東吳、東晉到南朝的宋、齊、梁、陳，史稱“六朝”，皆建都于建業、建邺、建康（今南京）。
東吳把都城設在建業的時間是229年，到280年被西晉滅亡，建業為吳都51年。
東吳和東晉中間隔了一個西晉，西晉都城在洛陽。
從東晉建立（317）到陳滅亡（589）共272年。
前後兩段時間相加，六朝一共323年，政權更疊頻繁，這就是李商隐說的“三百年間同曉夢”。
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現代國際關系的基礎到今天，也已有300多年，世界霸主地位屢經倒手。
争霸失敗者更多，挂起“一片降旗”。
這不也是“三百年間同曉夢”嗎？如果一個國家做出了錯誤的戰略決策，虎踞龍盤的地理之勢也不能提供足夠安全。
國家的興盛是“百年事業”，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躍進。
“事業”是神聖的，也是世俗的。
馬克斯?韋伯認為，“事業”或“職業”一詞“至少含有一個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58頁，三聯書店，1987年。
德語的beruf有“職業”、“天職”之意，與之對應的英語的calling有“神的感召”、“職業”之意。
在德語中，berufen作動詞用是“任命”，作形容詞用是“負有使命的”，其含義是把在這個世界上的職業當作上帝的安排。
韋伯認為，這樣的含義隻存在于信仰新教的國家中，這是新教事業發達的根本原因。
因為有了更高的含義，“職業”與“事業”的意思是一樣的。
需要說明的是，在不同的語言中，對應的詞往往意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抽象的詞。
不過，在“事業”這個詞上，中德語言在内涵上沒有大的出入。
這個事業是上帝的安排，人們必須服從。
人們對來世的追求變成了緻力于此世的事業。
因此，在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倫理促進了西方世界的興起。
在中國，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沒有這個問題；佛教有過類似的世俗化轉折。
唐朝時，禅宗大師百丈懷海在江西創立了農禅，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他身體力行，“日給執勞，必先于衆”。
《祖堂集》。
北方有臨濟宗，一直傳到今天。
但總的說來，禅風在南方更熾盛。
也許因為禅宗的改造（應該還有自然條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難容忍懶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資本主義的冒險精神。
禅宗把“平常心”當作通往宗教覺悟與自由的途徑，把日常生活作為宗教修行的手段。
在傳入中國800年之後，佛教出現了猛烈的世俗化。
禅宗的“清規”與“新教倫理”有相通之處，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号和意識形态代替糧食不是中國的傳統；同樣，把不可變更的“曆史規律”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國的傳統。
這些都是舶來品，倡導者有“全盤西化”之嫌。
相反，在中國的哲學中，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天”監督着統治者的一切言行，懲罰他們的錯誤和罪孽，收回給他們的任命。
“無常”的觀念不是來自佛教，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被廣泛接受了。
在立國之初，周人已經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尚書?蔡仲之命》。
“惟命不于常”。
《尚書?康诰》。
在戰國時期，學者們從曆史中了解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這是史墨對趙簡子說的話。
到了元朝末年，總結為“天道無常，惟德是輔”。
《明史?章溢傳》。
章溢與劉基、葉琛、宋濂号為“四先生”。
四人
在地緣政治中，國家既是棋手，也是棋子。
雖然互為棋子，但一般而言，強大的國家利用别國的機會更多。
此外，還有先手、後手的問題。
在東方國家發現了地球這張大棋盤的時候，西方國家已經在上面布滿了棋子。
好在中國曆史悠久，祖先留下的國土遼闊，尚有許多回旋餘地。
而且，國家間政治沒有嚴格的時間限制，一局輸了，可以在下一局扳回來，但也可能從此一蹶不振，徹底出局。
德國在20世紀的世界大戰中連輸兩局，至今仍留在棋局中，但形勢卻局促了很多。
中國在20世紀初面臨“亡國亡種”的危險，終于挺了過來并再次站起來，而且還有成為全球大國的可能。
蘇聯輸掉了冷戰，也輸掉了帝國，也許再也沒有機會重建蘇共的大帝國。
國家的興亡是一個較長期的過程，除了很少出現的緊要處，一般不會出現“一着不慎，滿盤皆輸”的情況，但是，國家的每一個重大決策都在參與塑造這個長期過程。
所以，每一個決策都要謹慎。
國家間政治和正式棋賽有一點是相同的，那就是“落子無悔”。
放下棋子就無可挽回，悔也沒有悔處。
每一個國家都會設法充分利用别國（特别是不友好國家、潛在的對手）犯下的錯誤，為本國增加利益，否則它的決策者就在犯錯誤。
“萬裡江山一局棋”有關本書主題，以後數章中還要詳細論述，此不贅言。
在此着重談談“百年事業三更夢”。
三、百年事業三更夢請比較李商隐的《詠史》：“北湖南埭水漫漫，一片降旗百尺竿。
三百年間同曉夢，鐘山何處有龍盤？”“北湖南埭”指玄武湖和雞鳴埭（dài，壩的意思），在今南京。
從東吳、東晉到南朝的宋、齊、梁、陳，史稱“六朝”，皆建都于建業、建邺、建康（今南京）。
東吳把都城設在建業的時間是229年，到280年被西晉滅亡，建業為吳都51年。
東吳和東晉中間隔了一個西晉，西晉都城在洛陽。
從東晉建立（317）到陳滅亡（589）共272年。
前後兩段時間相加，六朝一共323年，政權更疊頻繁，這就是李商隐說的“三百年間同曉夢”。
從1648年《威斯特伐利亞條約》奠定現代國際關系的基礎到今天，也已有300多年，世界霸主地位屢經倒手。
争霸失敗者更多，挂起“一片降旗”。
這不也是“三百年間同曉夢”嗎？如果一個國家做出了錯誤的戰略決策，虎踞龍盤的地理之勢也不能提供足夠安全。
國家的興盛是“百年事業”，不是一蹴而就的大躍進。
“事業”是神聖的，也是世俗的。
馬克斯?韋伯認為，“事業”或“職業”一詞“至少含有一個宗教的概念：上帝安排的任務”。
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58頁，三聯書店，1987年。
德語的beruf有“職業”、“天職”之意，與之對應的英語的calling有“神的感召”、“職業”之意。
在德語中，berufen作動詞用是“任命”，作形容詞用是“負有使命的”，其含義是把在這個世界上的職業當作上帝的安排。
韋伯認為，這樣的含義隻存在于信仰新教的國家中，這是新教事業發達的根本原因。
因為有了更高的含義，“職業”與“事業”的意思是一樣的。
需要說明的是，在不同的語言中，對應的詞往往意思有很大的不同，特别是抽象的詞。
不過，在“事業”這個詞上，中德語言在内涵上沒有大的出入。
這個事業是上帝的安排，人們必須服從。
人們對來世的追求變成了緻力于此世的事業。
因此，在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之後，新教倫理促進了西方世界的興起。
在中國，儒家一向是入世的，沒有這個問題；佛教有過類似的世俗化轉折。
唐朝時，禅宗大師百丈懷海在江西創立了農禅，提出“一日不做，一日不食”。
他身體力行，“日給執勞，必先于衆”。
《祖堂集》。
北方有臨濟宗，一直傳到今天。
但總的說來，禅風在南方更熾盛。
也許因為禅宗的改造（應該還有自然條件的因素），今天的南方人比北方人更難容忍懶惰和懈怠，也更具有資本主義的冒險精神。
禅宗把“平常心”當作通往宗教覺悟與自由的途徑，把日常生活作為宗教修行的手段。
在傳入中國800年之後，佛教出現了猛烈的世俗化。
禅宗的“清規”與“新教倫理”有相通之處，都有入世的一面。
儒家一向注重民生，以口号和意識形态代替糧食不是中國的傳統；同樣，把不可變更的“曆史規律”放在至高無上的位置，也不是中國的傳統。
這些都是舶來品，倡導者有“全盤西化”之嫌。
相反，在中國的哲學中，有一個至高無上的“天”監督着統治者的一切言行，懲罰他們的錯誤和罪孽，收回給他們的任命。
“無常”的觀念不是來自佛教，早在先秦時代就已經被廣泛接受了。
在立國之初，周人已經認識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惟命不于常”。
《尚書?康诰》。
在戰國時期，學者們從曆史中了解到“社稷無常奉，君臣無常位，自古以然”。
《
這是史墨對趙簡子說的話。
到了元朝末年，總結為“天道無常，惟德是輔”。
《明史?章溢傳》。
章溢與劉基、葉琛、宋濂号為“四先生”。
四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