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中國的天然邊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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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國家”？何謂“中國”？
作戰之前先要治軍。
一國的國際政治的起點在本國。
所以，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孫子兵法?謀攻》。
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我們首先應該了解自己的國家，先取得50%的勝率。
很多時候，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難，也容易出現偏差。
而權力和政治理想為了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制造了很多神話和謊言。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論語?子路》。
那麼，了解自己應該先從“名”開始。
“名”經常會掩蓋“實”。
揭示了“名”的真實含義，“實”可能就會自動顯示出來。
“中國”之名看似簡單，卻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需要弄清楚：“中國”最初的含義是什麼？“中國”這個詞是如何演化的？“國家”與“中國”有怎麼樣的關系？ 起初，“中國”之“國”與今天我們所說的“北國”、“南國”之“國”是一個意思。
日本有一個地區叫“中國”，與作為國家的“中國”無關，隻表明這個地區在日本本州島上的位置。
在宗教中有“佛國”、“天國”之說，其中的“國”當然也不是指“國家”。
“國”相當于“西天樂土”中的“土”字，表示一片土地。
把“中國”翻譯為MiddleKingdom（中央王國）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不涉及政體。
在漢語中，“國家”的現代含義出現很晚，并且籠統而模糊，包含了英語中country、nation、state三個詞的内容，即土地、人民、政體三個方面。
在翻譯成漢語時，這三個詞一般都被譯為“國家”。
其實它們的内涵大不相同。
“國家”的意思不明，不知指土地、政體、人民中的哪一個，或者哪兩個，或者全部，可能在對話中造成糾紛。
比如，大陸與台灣是同一個人民、同一片土地，卻分屬不同的政體。
但是，這個政體又不同于“一國兩制”中的政治制度，它與人民和領土不可分割。
現在，一個常見的錯誤是把人民和土地放在政治權力之下，最好的情況也是以為政治權力可以涵蓋人民和土地。
這種觀念是以部分囊括全體，混淆了三種含義之間的差别。
所以，漢語的“國家”概念還有待進化，而進化須跟随在政治文明的進化之後。
在歐洲曆史上，城邦（city-state）、民族國家（nation-state）占了國家形态的最大比重，歐洲本土上的帝國則比較少見，如神聖羅馬帝國。
其餘帝國是在海外殖民擴張之後形成的，土地大多不在歐洲。
中國有所不同。
中國是一個在共同文明之中形成的國家，可以說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
傳統上，這樣的國家不注重民族的區别，而更傾向尋求同一文明（中華文明）之中的統一。
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理單元。
中國人注重的是内部的兼并和統一，不是對外擴張。
對于中國，内部兼并有很大餘地，而對外擴張則很難。
中國出現危機時是“内爆”，沖擊波很少超出國界。
但因為能量不能外洩，對内部的殺傷力非常大。
歐洲人則走出了他們的世界，開始了地理大發現時代。
總之，中國不是“中央王國”，也從來不是一個王國（kingdom）。
雖然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統治者的稱号是“王”，他們其實高于國王。
他們之下的諸侯才是真正的國王。
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的意思還大緻相當于“中土”或“中原”。
它是一個表示地理方位的詞，同時帶有強烈的文化中心的意味。
厘清這一點對中國地緣政治學非常重要。
a?國與家 在早期漢字中，“國”寫作“或”。
“或”有三個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衛）。
《說文》，許慎。
“或”證明中國的國家早期形式是武裝城邦，與大水無關。
在國之上還有王朝，即天下。
“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國，比“或”多加了一個“土”。
後來，在“或”的外面套上一個“口”，即又一層邊界線，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
“國”字的出現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經擴大，由國向外擴展到野，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禦圈。
“邦”與“國”的所指是一樣的。
“民惟邦本，本固邦甯。
”《尚書?五子之歌》。
這句話又是人本主義的。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
大行人是周王的禮賓官。
“世”，父死子立曰世。
以上的“邦”都是“國”的意思。
因此，邦與國經常并稱，曰邦國。
孔子說：“危邦不居，亂邦不入。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論語?泰伯》。
這裡的“邦”就是國。
能夠選擇是開放社會的好處，不然隻能困守在戶口所在地。
在一國隻有一大邑的時候，邑又可指國。
同理，“國”又指都城，一國之中最大的邑。
《禮記》：“子貢觀于蠟。
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
’”《禮記?雜記下》。
“蠟”（zhà），蠟祭，歲末的祭祀。
農曆十二月為臘月。
“若狂”，飲酒醉甚。
孔子不同意子貢的觀點。
孔子對子貢說：“非爾所知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
這句話反映了聖人被掩飾的一面。
“一國之人”是全城的人。
北宋時，範仲淹說：“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嶽陽樓記》，範仲淹（989-1052）。
文章做于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
“去國”就是離開國都，當時是開封。
現代漢語中“國家”是一個複合詞，由“國”和“家”兩個字組成。
在古代，“國”與“家”屬于不同的政治等級：諸侯的封地謂國，大夫的采地謂家。
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論語?季氏》。
“有國有家者”指代諸侯和大夫。
天子、諸侯、大夫是從上到下的三個封建等級，與之對應的是天下、國、家三個從大到小的地域。
國與家是不同的等級，但其并稱出現得很早。
公元前710年，晉國大夫師服說：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左傳?桓公二年》。
“等衰（cuī）”，等級。
“天子建國”即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給諸侯。
天子建的是諸侯之國，不是自己的國，諸侯立的是卿大夫之家，不是自己的家。
以土地占有為依據，一般是天下、國、家三個等級。
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國家’。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離婁上》。
在孟子看來，天下、國、家之間的界限分明，而三者的根本或本源都在個人（身）。
如果要追尋中國的個人主義，孟子的這句話可以算作一個起點，比《大學》的“修齊治平”明确得多。
這三個等級和《禹貢》的五服共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社會秩序。
孟子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孟子?梁惠王上》。
“征”，取也。
其實，在孟子的時候，國與家早已混淆。
春秋後期，一些大夫實際上控制着諸侯國，國成了他們的家。
“三家分晉”的就是晉國的三個大夫，他們分别自立為諸侯，而且得到了周王的承認。
三家變成了三國。
從那以後，諸侯與大夫、國與家的界限逐漸模糊了。
在秦統一之後，國與家都消失了，隻有一個大一統的帝國。
因此，直到近100多年“國家”才又成為常用詞。
在此期間，常用的是“中國”，天下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
b?“中國”的由來 至少在周初就已經有了“中國”的概念。
1965年，在寶雞賈村出土了一件青銅器“何尊”。
銘文有“則廷告于天，曰餘其宅茲中或”。
“或”即“國”，還沒有加上外層防禦圈（或+囗=國）。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四角為弧形的“口”（cartouch，近似橢圓）中，與“國”字有類似的組合。
“法老”本意是大屋，或宮殿。
“中或”即“中國”。
何尊是目前有關“中國”的最早實物記載。
它的制作時間在周成王五年（約公元前1038年）。
銘文中的“宅茲中或”證實了《尚書大傳》關于周公營建洛邑的記載。
周公攝政共七年：“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緻政成王。
”“奄”，在今天的曲阜以東，盤庚遷殷之前的商朝都邑。
成王即位時，參與武庚的叛亂，被周公所滅（踐奄）。
周公長子伯禽被封于奄，即魯國的開始。
“成周”即洛邑，周的東都。
洛邑在中或，位于西周當時的都城鎬鎬在今陝西西安西南。
文王建豐（今陝西西安北），文王從岐遷都到豐。
武王修建鎬，為辟廱（離宮）。
《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考蔔維王，宅是鎬京。
”可與“廷告于天，曰餘其宅茲中或”比較，兩者很類似。
鎬和洛邑兩京的營造時間在同一代人。
“考”，完成。
“蔔”，用（龜甲）蔔居。
“維”，是。
“王”，周武王。
的東方。
中或指殷的統治核心地區中原。
銘文顯示，那時“中國”已經有了宗教和政治含義。
據有中國表示獲得統治天下的天命，權力得到正統性。
因此，營建洛邑要“廷告于天”。
許倬雲說： 天命隻能降于居住“中國”的王者，這個觀念，是中國數千年政治史上争正統的理由。
……甚至“中國”一詞，在中國文化中有極重要的意義。
而其淵源，也當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
《西周史》，98頁。
受命即接受天命。
“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也表示獲得天意支持以及正統地位。
在成王五年之後，“中國”出現的次數很頻繁。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惠此中國，以為民逑。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惠此中國，俾民憂洩。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詩經?大雅?民勞》。
“亦”、“止”語助詞。
“汔”（qì），乞求。
“逑”（qiú），聚合。
“憂洩”，洩除憂怨。
“殘”，殘害。
這5個句子出自同一首詩。
全詩共有5段，每一段中，“京師”或“中國”在同一個位置出現，都是指“王畿”，與“四方”、“四國”對應。
四方或四國就是四方諸侯。
又有一首詩寫到：“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
”“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詩經?大雅?蕩》。
“炰烋”，音、意皆同咆哮。
“怨”，可惡之人。
“奰”（bì），怒。
“覃”（tán），延展。
這裡把“中國”與“鬼方”并列。
這兩首詩都作于周厲王（約前877-前841在位）時期。
不久，《詩經》又有一首詩：“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矢其文德，恰此四國。
”《詩經?大雅?江漢》。
該詩叙述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命令召虎征讨淮夷的事。
宣王為厲王之子。
“王國”即中國，仍與四方、四國對應。
這時的“中國”的範圍是有限的，專指京畿一帶，東周時以洛陽為中心。
春秋時，晉國不在“中國”。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複歸于衛。
”《榖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
複者，複中國也。
”《左傳?桓公二年》：“今晉，甸侯也。
”《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
”《禮記?王制》：“千裡之内曰甸。
”可見當時的“中國”範圍還不足千裡。
孟子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裡。
他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離婁下》。
“揆”，法度。
在孟子的時候，舜和周文王還都不是中國人。
他們得志後把統治中心設在中國。
在唐朝時，中國仍是一個地理名詞，但範圍有所擴大。
張九齡對唐玄宗說：“臣嶺海孤殘，不如仙客生于中華。
”《資治通鑒》開元二十四年。
《資治通鑒》的唐朝部分大量使用“中國”，是地理名詞。
“中華”則是強調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位。
九齡是韶州（今廣東韶關）人。
牛仙客是泾州（今甘肅泾川）人，離關中平原不遠。
九齡當然不是自外于大唐的天下，而是說他自幼沒有受到中原文化熏陶。
不過，他大概在想着《孟子》中舜和文王的典故。
c?天下與海内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現代版圖上的各個地方都出現了文明的曙光。
太湖東岸的良渚文化，遼甯、内蒙之間的紅山文化，以及東部的龍山文化，似乎都比位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先進一些。
但它們仍有共同之處。
這些共同點又使中華文明區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如對玉的推崇、對龍的崇拜。
這說明，在更早的時候，這些新石器文化有共同的源頭。
或許因為共同的文化源頭，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國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
堯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尚書?堯典》。
“俊”，大也。
“九族”，從高祖到玄孫。
“平”，均也。
“章”，明也。
“昭明”，自明其德。
“時”，是也。
本書所引《尚書》的有關注解參考了宋人蔡沈的《書經集傳》。
在大禹統一中國之後，夏所在的地區就成為統治中心。
中心沒有忽視邊緣。
《禹貢》說：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五百裡甸服：百裡賦納總，二百裡納铚，三百裡納稭，服四百裡粟，五百裡米。
五百裡侯服：百裡采，二百裡男邦，三百裡諸侯。
五百裡綏服：三百裡揆文教，二百裡奮武衛。
五百裡要服：三百裡夷，二百裡蔡。
五百裡荒服：三百裡蠻，二百裡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身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段話應該有當時政治地理的現實，雖然添加了理想成分。
它描述了大禹統一後的世界模式。
即使“五服”是後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
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子姬滿，約前976-約前922在位。
“将征犬戎”（又是對“戎”作戰），祭公謀父對他說：“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
”祭公謀父所說的“先王之制”就是始于大禹的五服。
他還指出，夷蠻有向周王室進貢的義務：“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史記?周本記》。
雖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還是和大禹時的一樣。
自我中心并非為中國古人獨有。
希羅多德記載：波斯人“認為他們自己在各個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優越得多，認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離他們越近，優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離他們最遠的，也就一定是人類中最低等的了”。
希羅多德：《曆史》第一卷，53頁，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波斯人的想法與大禹的五服沒有本質差别。
文明如同以石擊水形成的波紋，從中心漸漸地散開，會因為距離的增大而減弱，但不會在某一點戛然而止。
另一個文明的波紋也會蕩漾過來。
水面的圓圈交彙在一起。
古代中國近處沒有同等發達的文明。
對于發展程度較低的文化（還沒有發展到文明階段），中國采取了居高臨下心态的懷柔政策，一是為了維持和平，二是為了傳播文明，三是為了滿足虛榮。
在曆史的早期，“懷柔”就是一項重要的政策。
舜對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長官）。
十二州是：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
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個最大部落的首領。
他們的權力是對中央權力的有效制約。
說： 食哉惟時，柔遠能迩，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尚書?舜典》。
“柔”，寬而撫之。
“能”，擾而習之。
“柔遠能迩”有點“遠交近攻”的意思。
“允”，信也。
“元”，仁厚也。
“允元”，信任仁厚之人。
“難”，拒絕，“任”，奸佞。
“率服”，相率而服從。
這個記錄也許不可靠，但應該反映了一個非常古老的傳統。
懷柔是發達文明對于較低文化實施的籠絡政策，不是國家間政治。
在一個原始的農業社會，舜把“柔遠能迩”和“食哉惟時”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見他重視“懷柔”的程度。
懷柔是有關戰争與和平的大事。
在天下未定的時代，懷柔是維持和平的一個較好的辦法。
因為對于一個較為靜态的農業社會，懷柔的成本比戰争的代價低。
為了和平，古代中國人總是懷有天下一統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統治者也會有這個宏大的目标。
孟子回憶說，梁襄王向他咨詢：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孟子?梁惠王上》。
“惡乎”，怎樣。
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兒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
對話當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
梁襄王的這個問題顯示了他好大喜功，因為他的魏國已經衰落，沒有定天下的實力。
襄王更應該關心魏國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許不包括蠻夷的土地。
在春秋戰國時期，殘酷的現實政治與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
在激烈的對抗中，實行儒家思想隻能削弱國家的競争力。
到了漢武帝時，天下定于一，泛道德化有助于統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
如果能夠保持世界和平，或者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為今後的國際關系學提供很大的幫助。
當今的世界是一個放大了的古代中國的天下。
這個天下必将定于一。
定天下需要以武力為後盾，但絕不能嗜殺，不能集權，必定以自由、民主為先導——正如孟子所說：“仁者無敵。
”《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時候，天下的觀念将遇到挑戰。
齊國的陰陽家鄒衍（前305-前240）的想法雖然被認為是闳大不經，卻對後世的政治哲學有很大的影響。
他提出了“五德終始”和“大九州”的觀念。
鄒衍認為，每九州組成一個大九州，為海所包圍；共有九個大九州，為更大的海所包圍。
這樣，共有九九八十一州。
鄒衍論證說，“赤縣神州”（中國）隻是八十一州之一。
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觀念。
餘英時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
他說： 由于鄒衍的理論傳播日廣，中國對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識經曆了一次根本的改變。
視中國等于“天下”的舊觀念讓位于較為實際的觀念，即認為中國位于“海内”。
……“海内”是在地理學意義上使用的，表示中國領土的界限，而“天下”則是較純粹的政治概念，與現代的帝國是同義語。
崔瑞德、魯惟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407頁。
引文出自第六章：漢朝的對外關系。
其實，《莊子》已經有“海内”的概念：“計中國之在海内，不似乎稊米之在太倉乎。
”《莊子?秋水》。
“稊”（tí），類似小米。
這裡的中國比鄒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得多。
莊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歲，比鄒衍大60多歲。
《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之手，從而有鄒衍的影響。
不過，海内的思想或許源自稷下，未必是鄒衍獨創。
齊國臨海，齊人會有四面皆海的想法。
有了新的地理觀念之後，中國人身處“海内”一隅，但仍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并保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
的情感。
雖然人們認識到中國的有限，卻隻把統一王朝當作正統王朝，相信天命隻授予統一王朝。
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兩個王朝之間的過渡階段。
天下和海内是與王朝相關的地理概念，都必須完整，而國家則可大可小。
遲至1899年，梁啟超還要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知有國，也不知愛國。
他說： 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
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
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
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于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
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
那時的“支那”一詞尚無貶義。
梁啟超意猶未盡，不到一年，他又滿懷激情地說： 且我中國疇昔者，豈嘗為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
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
……朝也者，一家之私産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産也。
……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而死也，于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雲爾。
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少年中國說》，《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冊，第五卷。
梁啟超準确地指出了王朝與國家的區别。
但是，他有點樂觀了。
中國的四至 中國的邊界是由自然地理确定的，自秦漢以來變化不大。
在強盛時版圖擴大一些；在衰弱時版圖縮小一些。
中國現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與漢、唐強盛時的範圍大緻相同。
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間的面積超過了漢、唐，卻在後期失去了大片的領土，主要被俄國奪走。
中國領土最廣闊的時期是元朝和清朝，這兩個朝代都是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
蒙古人和滿人入主中原後，實際上把它們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并在一起了。
元朝和清朝前期還基本解決了北方邊境的安全問題，原因很簡單：它們就是那些入侵者。
當然，在清朝後期，北方邊界又變得不安甯了。
不同以往的是，那時的侵略者不再是遊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現代武器的俄羅斯帝國。
從此改寫了中國3000多年的北方邊境史。
雖然外敵的種族變了，入侵的模式變了，但中國北方領土和安全受到威脅的情形卻沒有改變。
唐與清兩朝版圖最大時候的不同之處是，清朝多了兩部分：（１）唐朝時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２）唐朝時的吐蕃帝國（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
如果去掉這兩大塊土地，唐與清的領土在地圖上看起來就很相似。
需要指出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兩大勁敵。
在清朝時，蒙古和西藏因為衰落而被滿族征服，學者們至今不能确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們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沒有顯著差異。
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後才形成的。
歐亞内陸大草原本來就是一個民族遷徙的通道。
人民和土地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不過仍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
因為偏遠和高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
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與西蒙古的騎兵作戰。
此外，唐與清的土地還有一個區别，在地圖上看不出來的區别。
唐朝時還有很多羁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歸流則把自治的土地納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社會底層。
他在元末戰亂中起家，在戰争中消滅了衆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統治。
朱元璋是權力變态狂。
明初的專制前無古人，後來者也不多。
在奪得天下之後，朱元璋大肆屠殺功臣，對全國實行嚴密而殘酷的控制，特務四出。
但是，這樣一位暴君卻是一名國際和平愛好者。
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告誡他的子孫皇帝們：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
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
但胡戎與中國邊境密迩，累世戰争，必選将練兵，時謹備之。
然後，朱元璋開列了不征之國的名單，幾乎包括了當時所了解的所有國家。
他還特别提出斷絕與日本的關系。
朱元璋在登基後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對省、府、台臣們宣谕這些話，當時他還提到古訓：“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
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21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這确實是真知灼見。
土地擴張必然統治異心的民族，而且會加重民衆的勞苦，最後導緻帝國崩潰。
朱元璋在國内實施酷烈的統治，同時謀求與鄰國和平共處，要求“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辄自興兵”。
《朱元璋系年要錄》。
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前27-後14在位）也在他的遺囑中告誡他的繼承人謹守大自然為羅馬劃定的疆界。
見《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20頁。
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
但朱元璋的戰略是采取守勢，“時謹備之”。
那時，元朝剛被推翻，明朝還要再花10多年的時間才能清除蒙古在内地的勢力。
諸夷确實“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并非不可突破。
除朱棣之外，明朝後世皇帝恪守祖訓，從而形成了明朝封閉消極的對外政策。
牟複禮似乎不
一國的國際政治的起點在本國。
所以，孫子說：“知彼知己，百戰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
”《
在處理國際關系時，我們首先應該了解自己的國家，先取得50%的勝率。
很多時候，了解自己比了解他人更難，也容易出現偏差。
而權力和政治理想為了掩飾自己的本來面目，制造了很多神話和謊言。
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
那麼，了解自己應該先從“名”開始。
“名”經常會掩蓋“實”。
揭示了“名”的真實含義，“實”可能就會自動顯示出來。
“中國”之名看似簡單，卻是一個大問題。
我們需要弄清楚：“中國”最初的含義是什麼？“中國”這個詞是如何演化的？“國家”與“中國”有怎麼樣的關系？ 起初，“中國”之“國”與今天我們所說的“北國”、“南國”之“國”是一個意思。
日本有一個地區叫“中國”，與作為國家的“中國”無關，隻表明這個地區在日本本州島上的位置。
在宗教中有“佛國”、“天國”之說，其中的“國”當然也不是指“國家”。
“國”相當于“西天樂土”中的“土”字，表示一片土地。
把“中國”翻譯為MiddleKingdom（中央王國）是錯誤的，因為“中國”不涉及政體。
在漢語中，“國家”的現代含義出現很晚，并且籠統而模糊，包含了英語中country、nation、state三個詞的内容，即土地、人民、政體三個方面。
在翻譯成漢語時，這三個詞一般都被譯為“國家”。
其實它們的内涵大不相同。
“國家”的意思不明，不知指土地、政體、人民中的哪一個，或者哪兩個，或者全部，可能在對話中造成糾紛。
比如，大陸與台灣是同一個人民、同一片土地，卻分屬不同的政體。
但是，這個政體又不同于“一國兩制”中的政治制度，它與人民和領土不可分割。
現在，一個常見的錯誤是把人民和土地放在政治權力之下，最好的情況也是以為政治權力可以涵蓋人民和土地。
這種觀念是以部分囊括全體，混淆了三種含義之間的差别。
所以，漢語的“國家”概念還有待進化，而進化須跟随在政治文明的進化之後。
在歐洲曆史上，城邦（city-state）、民族國家（nation-state）占了國家形态的最大比重，歐洲本土上的帝國則比較少見，如神聖羅馬帝國。
其餘帝國是在海外殖民擴張之後形成的，土地大多不在歐洲。
中國有所不同。
中國是一個在共同文明之中形成的國家，可以說是一個文明國家（civilization-state）。
傳統上，這樣的國家不注重民族的區别，而更傾向尋求同一文明（中華文明）之中的統一。
中國是一個相對獨立和封閉的地理單元。
中國人注重的是内部的兼并和統一，不是對外擴張。
對于中國，内部兼并有很大餘地，而對外擴張則很難。
中國出現危機時是“内爆”，沖擊波很少超出國界。
但因為能量不能外洩，對内部的殺傷力非常大。
歐洲人則走出了他們的世界，開始了地理大發現時代。
總之，中國不是“中央王國”，也從來不是一個王國（kingdom）。
雖然夏、商、周三代的最高統治者的稱号是“王”，他們其實高于國王。
他們之下的諸侯才是真正的國王。
直到19世紀中期，“中國”的意思還大緻相當于“中土”或“中原”。
它是一個表示地理方位的詞，同時帶有強烈的文化中心的意味。
厘清這一點對中國地緣政治學非常重要。
a?國與家 在早期漢字中，“國”寫作“或”。
“或”有三個組成部分：口（wéi，城）、一（疆界）、戈（武力保衛）。
《說文》，許慎。
“或”證明中國的國家早期形式是武裝城邦，與大水無關。
在國之上還有王朝，即天下。
“域”字的本意也是邦國，比“或”多加了一個“土”。
後來，在“或”的外面套上一個“口”，即又一層邊界線，這就是一直用到1950年代的“國”字。
“國”字的出現表明城邦的疆界已經擴大，由國向外擴展到野，為此需要建立更大的防禦圈。
“邦”與“國”的所指是一樣的。
“民惟邦本，本固邦甯。
”《
這句話又是人本主義的。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
”《周禮?秋官司寇?大行人》。
大行人是周王的禮賓官。
“世”，父死子立曰世。
以上的“邦”都是“國”的意思。
因此，邦與國經常并稱，曰邦國。
孔子說：“危邦不居，亂邦不入。
……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論語?泰伯》。
這裡的“邦”就是國。
能夠選擇是開放社會的好處，不然隻能困守在戶口所在地。
在一國隻有一大邑的時候，邑又可指國。
同理，“國”又指都城，一國之中最大的邑。
《禮記》：“子貢觀于蠟。
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
’”《禮記?雜記下》。
“蠟”（zhà），蠟祭，歲末的祭祀。
農曆十二月為臘月。
“若狂”，飲酒醉甚。
孔子不同意子貢的觀點。
孔子對子貢說：“非爾所知也。
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
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文武”指周文王和周武王。
這句話反映了聖人被掩飾的一面。
“一國之人”是全城的人。
北宋時，範仲淹說：“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
”《嶽陽樓記》，範仲淹（989-1052）。
文章做于宋仁宗慶曆四年（1044）。
“去國”就是離開國都，當時是開封。
現代漢語中“國家”是一個複合詞，由“國”和“家”兩個字組成。
在古代，“國”與“家”屬于不同的政治等級：諸侯的封地謂國，大夫的采地謂家。
孔子說：“丘也聞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
”《論語?季氏》。
“有國有家者”指代諸侯和大夫。
天子、諸侯、大夫是從上到下的三個封建等級，與之對應的是天下、國、家三個從大到小的地域。
國與家是不同的等級，但其并稱出現得很早。
公元前710年，晉國大夫師服說： 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
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隸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親，皆有等衰。
《
“等衰（cuī）”，等級。
“天子建國”即天子把一部分土地分封給諸侯。
天子建的是諸侯之國，不是自己的國，諸侯立的是卿大夫之家，不是自己的家。
以土地占有為依據，一般是天下、國、家三個等級。
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孟子?離婁上》。
在孟子看來，天下、國、家之間的界限分明，而三者的根本或本源都在個人（身）。
如果要追尋中國的個人主義，孟子的這句話可以算作一個起點，比《大學》的“修齊治平”明确得多。
這三個等級和《禹貢》的五服共同構成了古代中國的社會秩序。
孟子說： 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
萬乘之國，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
《孟子?梁惠王上》。
“征”，取也。
其實，在孟子的時候，國與家早已混淆。
春秋後期，一些大夫實際上控制着諸侯國，國成了他們的家。
“三家分晉”的就是晉國的三個大夫，他們分别自立為諸侯，而且得到了周王的承認。
三家變成了三國。
從那以後，諸侯與大夫、國與家的界限逐漸模糊了。
在秦統一之後，國與家都消失了，隻有一個大一統的帝國。
因此，直到近100多年“國家”才又成為常用詞。
在此期間，常用的是“中國”，天下的地理、政治和文化中心。
b?“中國”的由來 至少在周初就已經有了“中國”的概念。
1965年，在寶雞賈村出土了一件青銅器“何尊”。
銘文有“則廷告于天，曰餘其宅茲中或”。
“或”即“國”，還沒有加上外層防禦圈（或+囗=國）。
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把法老的名字放在四角為弧形的“口”（cartouch，近似橢圓）中，與“國”字有類似的組合。
“法老”本意是大屋，或宮殿。
“中或”即“中國”。
何尊是目前有關“中國”的最早實物記載。
它的制作時間在周成王五年（約公元前1038年）。
銘文中的“宅茲中或”證實了《尚書大傳》關于周公營建洛邑的記載。
周公攝政共七年：“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緻政成王。
”“奄”，在今天的曲阜以東，盤庚遷殷之前的商朝都邑。
成王即位時，參與武庚的叛亂，被周公所滅（踐奄）。
周公長子伯禽被封于奄，即魯國的開始。
“成周”即洛邑，周的東都。
洛邑在中或，位于西周當時的都城鎬鎬在今陝西西安西南。
文王建豐（今陝西西安北），文王從岐遷都到豐。
武王修建鎬，為辟廱（離宮）。
《詩經?大雅?文王有聲》：“考蔔維王，宅是鎬京。
”可與“廷告于天，曰餘其宅茲中或”比較，兩者很類似。
鎬和洛邑兩京的營造時間在同一代人。
“考”，完成。
“蔔”，用（龜甲）蔔居。
“維”，是。
“王”，周武王。
的東方。
中或指殷的統治核心地區中原。
銘文顯示，那時“中國”已經有了宗教和政治含義。
據有中國表示獲得統治天下的天命，權力得到正統性。
因此，營建洛邑要“廷告于天”。
許倬雲說： 天命隻能降于居住“中國”的王者，這個觀念，是中國數千年政治史上争正統的理由。
……甚至“中國”一詞，在中國文化中有極重要的意義。
而其淵源，也當在何尊所代表的周初受命思想。
《西周史》，98頁。
受命即接受天命。
“得中原者得天下”并不僅僅是地緣政治的，也表示獲得天意支持以及正統地位。
在成王五年之後，“中國”出現的次數很頻繁。
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
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惠此中國，以為民逑。
”“惠此京師，以綏四國。
”“惠此中國，俾民憂洩。
”“惠此中國，國無有殘。
”《詩經?大雅?民勞》。
“亦”、“止”語助詞。
“汔”（qì），乞求。
“逑”（qiú），聚合。
“憂洩”，洩除憂怨。
“殘”，殘害。
這5個句子出自同一首詩。
全詩共有5段，每一段中，“京師”或“中國”在同一個位置出現，都是指“王畿”，與“四方”、“四國”對應。
四方或四國就是四方諸侯。
又有一首詩寫到：“女炰烋于中國，斂怨以為德。
”“内奰于中國，覃及鬼方。
”《詩經?大雅?蕩》。
“炰烋”，音、意皆同咆哮。
“怨”，可惡之人。
“奰”（bì），怒。
“覃”（tán），延展。
這裡把“中國”與“鬼方”并列。
這兩首詩都作于周厲王（約前877-前841在位）時期。
不久，《詩經》又有一首詩：“四方既平，王國庶定。
”“矢其文德，恰此四國。
”《詩經?大雅?江漢》。
該詩叙述周宣王（前827-前781在位）命令召虎征讨淮夷的事。
宣王為厲王之子。
“王國”即中國，仍與四方、四國對應。
這時的“中國”的範圍是有限的，專指京畿一帶，東周時以洛陽為中心。
春秋時，晉國不在“中國”。
《春秋?僖公二十八年》：“衛元咺自晉複歸于衛。
”《榖梁傳》：“自晉，晉有奉焉爾。
複者，複中國也。
”《左傳?桓公二年》：“今晉，甸侯也。
”《國語?周語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
”《禮記?王制》：“千裡之内曰甸。
”可見當時的“中國”範圍還不足千裡。
孟子說，舜是東夷之人，文王是西夷之人，相距千裡。
他們“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
先聖後聖，其揆一也”。
《孟子?離婁下》。
“揆”，法度。
在孟子的時候，舜和周文王還都不是中國人。
他們得志後把統治中心設在中國。
在唐朝時，中國仍是一個地理名詞，但範圍有所擴大。
張九齡對唐玄宗說：“臣嶺海孤殘，不如仙客生于中華。
”《
《資治通鑒》的唐朝部分大量使用“中國”，是地理名詞。
“中華”則是強調中國的文化中心地位。
九齡是韶州（今廣東韶關）人。
牛仙客是泾州（今甘肅泾川）人，離關中平原不遠。
九齡當然不是自外于大唐的天下，而是說他自幼沒有受到中原文化熏陶。
不過，他大概在想着《孟子》中舜和文王的典故。
c?天下與海内 在新石器時代晚期，中國現代版圖上的各個地方都出現了文明的曙光。
太湖東岸的良渚文化，遼甯、内蒙之間的紅山文化，以及東部的龍山文化，似乎都比位于中原的仰韶文化先進一些。
但它們仍有共同之處。
這些共同點又使中華文明區别于世界其他文明，如對玉的推崇、對龍的崇拜。
這說明，在更早的時候，這些新石器文化有共同的源頭。
或許因為共同的文化源頭，以及地理的相通，中國在文明早期就有了天下一家的思想。
堯說：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
九族既睦，平章百姓。
百姓昭明，協和萬邦。
黎民於變時雍。
《尚書?堯典》。
“俊”，大也。
“九族”，從高祖到玄孫。
“平”，均也。
“章”，明也。
“昭明”，自明其德。
“時”，是也。
本書所引《尚書》的有關注解參考了宋人蔡沈的《書經集傳》。
在大禹統一中國之後，夏所在的地區就成為統治中心。
中心沒有忽視邊緣。
《禹貢》說：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五百裡甸服：百裡賦納總，二百裡納铚，三百裡納稭，服四百裡粟，五百裡米。
五百裡侯服：百裡采，二百裡男邦，三百裡諸侯。
五百裡綏服：三百裡揆文教，二百裡奮武衛。
五百裡要服：三百裡夷，二百裡蔡。
五百裡荒服：三百裡蠻，二百裡流。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身教訖于四海。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這段話應該有當時政治地理的現實，雖然添加了理想成分。
它描述了大禹統一後的世界模式。
即使“五服”是後人的想象，至少也在西周初期成形了。
周穆王穆王即穆天子姬滿，約前976-約前922在位。
“将征犬戎”（又是對“戎”作戰），祭公謀父對他說：“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夷蠻要服，戎翟荒服。
”祭公謀父所說的“先王之制”就是始于大禹的五服。
他還指出，夷蠻有向周王室進貢的義務：“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
”《
雖然周穆王比大禹晚了1000多年，西周處理“國際關系”的方式還是和大禹時的一樣。
自我中心并非為中國古人獨有。
希羅多德記載：波斯人“認為他們自己在各個方面比所有其他人都要優越得多，認為其他的人的居住地離他們越近，優越的程度就越高；因此居住地離他們最遠的，也就一定是人類中最低等的了”。
希羅多德：《曆史》第一卷，53頁，上海三聯書店，2008年。
波斯人的想法與大禹的五服沒有本質差别。
文明如同以石擊水形成的波紋，從中心漸漸地散開，會因為距離的增大而減弱，但不會在某一點戛然而止。
另一個文明的波紋也會蕩漾過來。
水面的圓圈交彙在一起。
古代中國近處沒有同等發達的文明。
對于發展程度較低的文化（還沒有發展到文明階段），中國采取了居高臨下心态的懷柔政策，一是為了維持和平，二是為了傳播文明，三是為了滿足虛榮。
在曆史的早期，“懷柔”就是一項重要的政策。
舜對十二牧十二州之牧（地方行政長官）。
十二州是：冀、兖、青、徐、荊、揚、豫、梁、雍、幽、并、營。
早期的十二牧很可能是12個最大部落的首領。
他們的權力是對中央權力的有效制約。
說： 食哉惟時，柔遠能迩，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尚書?舜典》。
“柔”，寬而撫之。
“能”，擾而習之。
“柔遠能迩”有點“遠交近攻”的意思。
“允”，信也。
“元”，仁厚也。
“允元”，信任仁厚之人。
“難”，拒絕，“任”，奸佞。
“率服”，相率而服從。
這個記錄也許不可靠，但應該反映了一個非常古老的傳統。
懷柔是發達文明對于較低文化實施的籠絡政策，不是國家間政治。
在一個原始的農業社會，舜把“柔遠能迩”和“食哉惟時”放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可見他重視“懷柔”的程度。
懷柔是有關戰争與和平的大事。
在天下未定的時代，懷柔是維持和平的一個較好的辦法。
因為對于一個較為靜态的農業社會，懷柔的成本比戰争的代價低。
為了和平，古代中國人總是懷有天下一統的理想，即使能力欠缺的統治者也會有這個宏大的目标。
孟子回憶說，梁襄王向他咨詢： “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于一。
”“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孟子?梁惠王上》。
“惡乎”，怎樣。
梁襄王是梁惠王的兒子，即孟子“望之不似人君”的那位。
對話當在公元前319年，梁襄王即位的那一年。
梁襄王的這個問題顯示了他好大喜功，因為他的魏國已經衰落，沒有定天下的實力。
襄王更應該關心魏國的安全。
孟子的天下或許不包括蠻夷的土地。
在春秋戰國時期，殘酷的現實政治與儒家理想是不兼容的。
在激烈的對抗中，實行
到了漢武帝時，天下定于一，泛道德化有助于統治，儒家思想才得以大行其道。
如果能夠保持世界和平，或者為了保持世界和平，儒家思想可以為今後的國際關系學提供很大的幫助。
當今的世界是一個放大了的古代中國的天下。
這個天下必将定于一。
定天下需要以武力為後盾，但絕不能嗜殺，不能集權，必定以自由、民主為先導——正如孟子所說：“仁者無敵。
”《孟子?梁惠王上》。
在孟子的時候，天下的觀念将遇到挑戰。
齊國的陰陽家鄒衍（前305-前240）的想法雖然被認為是闳大不經，卻對後世的政治哲學有很大的影響。
他提出了“五德終始”和“大九州”的觀念。
鄒衍認為，每九州組成一個大九州，為海所包圍；共有九個大九州，為更大的海所包圍。
這樣，共有九九八十一州。
鄒衍論證說，“赤縣神州”（中國）隻是八十一州之一。
由此增添了“海内”的觀念。
餘英時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變化。
他說： 由于鄒衍的理論傳播日廣，中國對于它的位置的自我意識經曆了一次根本的改變。
視中國等于“天下”的舊觀念讓位于較為實際的觀念，即認為中國位于“海内”。
……“海内”是在地理學意義上使用的，表示中國領土的界限，而“天下”則是較純粹的政治概念，與現代的帝國是同義語。
崔瑞德、魯惟一編《劍橋中國秦漢史》，407頁。
引文出自第六章：漢朝的對外關系。
其實，《
”《莊子?秋水》。
“稊”（tí），類似小米。
這裡的中國比鄒衍的神州在海内所占比例要小得多。
莊子（前369-前286）比孟子小3歲，比鄒衍大60多歲。
《秋水》篇可能出自他的弟子或再傳弟子之手，從而有鄒衍的影響。
不過，海内的思想或許源自稷下，未必是鄒衍獨創。
齊國臨海，齊人會有四面皆海的想法。
有了新的地理觀念之後，中國人身處“海内”一隅，但仍懷有“以天下為己任”的胸懷，并保有“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鄰”《送杜少府之任蜀州》，王勃。
的情感。
雖然人們認識到中國的有限，卻隻把統一王朝當作正統王朝，相信天命隻授予統一王朝。
偏安的王朝是欠缺的，是兩個王朝之間的過渡階段。
天下和海内是與王朝相關的地理概念，都必須完整，而國家則可大可小。
遲至1899年，梁啟超還要解釋為什麼中國人不知有國，也不知愛國。
他說： 我支那人，非無愛國之性質也。
其不知愛國者，由不自知其為國也。
中國自古一統，環列皆小蠻夷，無有文物，無有政體，不成其為國，吾民亦不以平等之國視之。
故吾國數千年來，常處于獨立之勢，吾民之稱禹域也，謂之為天下，而不謂之為國。
既無國矣，何愛之可雲?《愛國論》，《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冊》。
那時的“支那”一詞尚無貶義。
梁啟超意猶未盡，不到一年，他又滿懷激情地說： 且我中國疇昔者，豈嘗為國家哉？不過有朝廷耳。
我黃帝子孫，聚族而居，立于此地球之上者既數千年，而問其國之為何名，則無有也。
……朝也者，一家之私産也；國也者，人民之公産也。
……一朝廷之老且死，猶一人之老而死也，于吾所謂中國者何與焉？然則吾中國者，前此尚未出現于世界，而今乃始萌芽雲爾。
天地大矣，前途遼矣，美哉，我少年中國乎！《少年中國說》，《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二冊，第五卷。
梁啟超準确地指出了王朝與國家的區别。
但是，他有點樂觀了。
中國的四至 中國的邊界是由自然地理确定的，自秦漢以來變化不大。
在強盛時版圖擴大一些；在衰弱時版圖縮小一些。
中國現在的疆界是清朝奠定的，與漢、唐強盛時的範圍大緻相同。
但是，清朝在乾隆年間的面積超過了漢、唐，卻在後期失去了大片的領土，主要被俄國奪走。
中國領土最廣闊的時期是元朝和清朝，這兩個朝代都是北方少數民族建立的。
蒙古人和滿人入主中原後，實際上把它們的故土和中原王朝的土地合并在一起了。
元朝和清朝前期還基本解決了北方邊境的安全問題，原因很簡單：它們就是那些入侵者。
當然，在清朝後期，北方邊界又變得不安甯了。
不同以往的是，那時的侵略者不再是遊牧民族，而是使用西方現代武器的俄羅斯帝國。
從此改寫了中國3000多年的北方邊境史。
雖然外敵的種族變了，入侵的模式變了，但中國北方領土和安全受到威脅的情形卻沒有改變。
唐與清兩朝版圖最大時候的不同之處是，清朝多了兩部分：（１）唐朝時的突厥故地（今天的外蒙古）；（２）唐朝時的吐蕃帝國（今天的西藏、青海，以及四川西部等地）。
如果去掉這兩大塊土地，唐與清的領土在地圖上看起來就很相似。
需要指出的是，突厥和吐蕃是唐朝的兩大勁敵。
在清朝時，蒙古和西藏因為衰落而被滿族征服，學者們至今不能确定唐及之前生活在蒙古高原上的人們哪些是蒙古人，哪些是突厥人，因為那個時候他們沒有顯著差異。
蒙古民族是在成吉思汗之後才形成的。
歐亞内陸大草原本來就是一個民族遷徙的通道。
人民和土地被納入中央政府的管理之下，不過仍保留相當大的自治權。
因為偏遠和高寒，西藏的自治程度比蒙古更大一些。
即使如此，清廷仍需要在新疆和西藏與西蒙古的騎兵作戰。
此外，唐與清的土地還有一個區别，在地圖上看不出來的區别。
唐朝時還有很多羁縻州，而雍正帝的改土歸流則把自治的土地納入中央的直接管理之下。
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起自社會底層。
他在元末戰亂中起家，在戰争中消滅了衆多英雄，推翻了元朝統治。
朱元璋是權力變态狂。
明初的專制前無古人，後來者也不多。
在奪得天下之後，朱元璋大肆屠殺功臣，對全國實行嚴密而殘酷的控制，特務四出。
但是，這樣一位暴君卻是一名國際和平愛好者。
朱元璋在《皇明祖訓》中告誡他的子孫皇帝們： 四方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給，得其民不足以使令。
若其不自揣量，來擾我邊，則彼為不祥。
彼既不為中國患，而我興兵輕犯，亦不祥也。
吾恐後世子孫倚中國富強，貪一時戰功，無故興兵，殺傷人命，切記不可。
但胡戎與中國邊境密迩，累世戰争，必選将練兵，時謹備之。
然後，朱元璋開列了不征之國的名單，幾乎包括了當時所了解的所有國家。
他還特别提出斷絕與日本的關系。
朱元璋在登基後不久（洪武四年，1371年）就對省、府、台臣們宣谕這些話，當時他還提到古訓：“地廣非久安之計，民勞乃易亂之源”。
孫正容：《朱元璋系年要錄》，216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
這确實是真知灼見。
土地擴張必然統治異心的民族，而且會加重民衆的勞苦，最後導緻帝國崩潰。
朱元璋在國内實施酷烈的統治，同時謀求與鄰國和平共處，要求“不為中國患者，不可辄自興兵”。
《朱元璋系年要錄》。
羅馬帝國的第一位皇帝奧古斯都（前27-後14在位）也在他的遺囑中告誡他的繼承人謹守大自然為羅馬劃定的疆界。
見《羅馬帝國衰亡史》上冊，20頁。
唯一的例外是胡戎，即北方的蒙古。
但朱元璋的戰略是采取守勢，“時謹備之”。
那時，元朝剛被推翻，明朝還要再花10多年的時間才能清除蒙古在内地的勢力。
諸夷确實“限山隔海”，但地理限制并非不可突破。
除朱棣之外，明朝後世皇帝恪守祖訓，從而形成了明朝封閉消極的對外政策。
牟複禮似乎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