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時代與文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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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緻維熙
維熙兄：
在北京開政協會期間，一天在王蒙家吃飯，王蒙說起他有一次在什麼會上講話，稱你是“大牆文學之父”，有聽衆又問：那麼張賢亮是什麼？他說他是這樣回答的：張賢亮是“大牆文學之叔”！這當然是他特有的幽默。
不過我倒認為，如果可以把描寫在嚴峻的現實之中，在大牆鐵窗之内而不喪失積極的本質的、大寫的人的作品稱為“大牆文學”的話，的确是你的《紅玉蘭》開了這種題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後面是恰當的。
故此，在這裡我應該稱你為“兄”。
感謝你對《綠化樹》的贊賞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見，但我對《綠化樹》，和你對《雪落黃河靜無聲》一樣，也不準備多談。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理解我們作品的，我們引為知己；暫時不理解或對我們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們要以更高的藝術性所表述的思想去争取理解。
從大牆裡出來的人，早已把社會主義民主精神奉為自己重要的生活準則。
我們對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們對不同意見也更為虛心。
這裡，我隻想就你在給我信中提出的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談一點想法。
你說：“我們文學的現狀，比起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來步子顯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現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學藝術，何以會産生和經濟改革的順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實是值得我們深思。
維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這種文學現象的非文學原因，我隻想說，如果因種種非文學的原因而使文學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經濟改革的順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決不僅僅隻會妨礙文學的發展。
這種現象即刻會反饋到文學以外的領域，對我們的經濟與體制改革都非常不利。
經濟繁榮，文學停滞，社會主義在這樣的雙軌道上進行是不可想象的。
最近，我讀了一些探讨西方現代社會的理論書籍，又去了一趟北歐，給我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是：如果我們不萬分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不大力促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繁榮，那就不能充分發揮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我們“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之後而出現的經濟繁榮的社會中，也将和西方一樣出現種種“社會病”。
對目前西方流行的“社會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我們解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的惡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精神空虛的表現。
誠然，就因私有制而産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來說，如此解釋是合理的。
但是，我們在作如此解釋的同時，也應該承認西方在各門科學與文學藝術上，直到今天仍然不斷地湧現出具有創造性的優秀人才，其數量之多，成效之優，還是我們要向它看齊的。
所以，現代人所謂的“精神空虛”究竟有什麼曆史内容，它和社會制度的聯系點在那裡，是我們必須搞清楚，才能揚其長、避其短的。
從歐洲回來，我重溫了馬克思有關現代社會的論斷。
這裡，篇幅不允許我大段引述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隻想請你注意一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冊，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頁與一○九頁上的幾段話。
那幾段話會給我們很大啟發。
原來，現代人，即生活在工業社會的人的“精神空虛”是一種因不滿足而産生的空虛，是基于人要追求自己的全面性而暫時不得的空虛。
這種“精神空虛”要大大高于古代農業社會的人的“原始的豐富”。
工業社會所創造的牛産力與财富，一方面因其資産階級形式會派生出種種“社會病”，另方面，又會激發起人空前活躍的創造力。
而人開始不滿足，開始追求自己的全面性，則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後的普遍心理狀态。
現在，西方在高呼他們進入了“第三次浪潮”，我們在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我看，我們所說的“四化”，是概括了他們說的“第二次浪潮”與“第三次浪潮”這樣兩個曆史内容的。
随着“四化”建設的不斷發展，我們且不去預測人們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與倫理觀念會有什麼變化，人們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
不過我倒認為，如果可以把描寫在嚴峻的現實之中，在大牆鐵窗之内而不喪失積極的本質的、大寫的人的作品稱為“大牆文學”的話，的确是你的《紅玉蘭》開了這種題材的先河，所以把我的名字排在你的後面是恰當的。
故此，在這裡我應該稱你為“兄”。
感謝你對《綠化樹》的贊賞和所提的中肯的意見，但我對《綠化樹》，和你對《雪落黃河靜無聲》一樣，也不準備多談。
“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理解我們作品的，我們引為知己；暫時不理解或對我們作品持否定态度的，我們要以更高的藝術性所表述的思想去争取理解。
從大牆裡出來的人，早已把社會主義民主精神奉為自己重要的生活準則。
我們對知遇之情特别感激；我們對不同意見也更為虛心。
這裡，我隻想就你在給我信中提出的這樣一個重要的問題談一點想法。
你說：“我們文學的現狀，比起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來步子顯得有些扭捏，甚至出現了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何故？……作為上層建築的文學藝術，何以會産生和經濟改革的順差和相悖的反差？”确實是值得我們深思。
維熙兄，我不想探讨造成這種文學現象的非文學原因，我隻想說，如果因種種非文學的原因而使文學的步于“扭捏”、“局部的停滞或裹足不前”，以及“和經濟改革的順差和相悖的反差”，那就決不僅僅隻會妨礙文學的發展。
這種現象即刻會反饋到文學以外的領域，對我們的經濟與體制改革都非常不利。
經濟繁榮，文學停滞，社會主義在這樣的雙軌道上進行是不可想象的。
最近，我讀了一些探讨西方現代社會的理論書籍，又去了一趟北歐，給我一個非常強烈的感受是：如果我們不萬分重視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建設、不大力促進社會主義文學藝術的繁榮，那就不能充分發揮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我們“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之後而出現的經濟繁榮的社會中，也将和西方一樣出現種種“社會病”。
對目前西方流行的“社會病”，如吸毒、酗酒、迷信、形形色色的犯罪案猛增等等，我們解釋這是資本主義制度不可避免的惡果，是生活于其中的人們精神空虛的表現。
誠然，就因私有制而産生的根本矛盾所造成的社會現象來說，如此解釋是合理的。
但是，我們在作如此解釋的同時，也應該承認西方在各門科學與文學藝術上，直到今天仍然不斷地湧現出具有創造性的優秀人才，其數量之多，成效之優，還是我們要向它看齊的。
所以，現代人所謂的“精神空虛”究竟有什麼曆史内容，它和社會制度的聯系點在那裡，是我們必須搞清楚，才能揚其長、避其短的。
從歐洲回來，我重溫了馬克思有關現代社會的論斷。
這裡，篇幅不允許我大段引述馬克思著作的原文，我隻想請你注意一廠《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六卷，上冊，第四八五至四八七頁與一○九頁上的幾段話。
那幾段話會給我們很大啟發。
原來，現代人，即生活在工業社會的人的“精神空虛”是一種因不滿足而産生的空虛，是基于人要追求自己的全面性而暫時不得的空虛。
這種“精神空虛”要大大高于古代農業社會的人的“原始的豐富”。
工業社會所創造的牛産力與财富，一方面因其資産階級形式會派生出種種“社會病”，另方面，又會激發起人空前活躍的創造力。
而人開始不滿足，開始追求自己的全面性，則是農業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後的普遍心理狀态。
現在，西方在高呼他們進入了“第三次浪潮”，我們在建設四個現代化的社會主義社會。
在我看，我們所說的“四化”，是概括了他們說的“第二次浪潮”與“第三次浪潮”這樣兩個曆史内容的。
随着“四化”建設的不斷發展，我們且不去預測人們的道德觀念、價值觀念與倫理觀念會有什麼變化，人們精神上的追求将提到生活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