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傾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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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可愛的女主人華苓再三囑咐我不要超過五分鐘。
我懂得她的意思。
她一定以為來自中國大陸的人都是善于做長篇的政治報告的。
現在，我卻想先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小說家寫小說，寫了三天三夜沒有寫出一段。
他的妻子看他寫得艱苦，便同情地問：“怎麼你寫小說比我生個孩子還難？”小說家皺起眉頭說：“你生孩子容易是因為你肚子裡有東西，我寫小說困難是因為我頭腦裡沒有東西。
” 幸好我們不是這樣的小說家。
我們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們肚子裡沒有什麼食物，我們的頭腦卻充實了。
我現在寫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為我頭腦裡的東西非噴射出來不可，正像懷孕九個多月的婦女一定要生出孩子一樣。
我寫了一些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已經有五部小說被搬上銀幕。
有的演員曾因主演我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而成為影星。
評論家說，我給文學畫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輝的婦女形象，說我刻畫婦女和表現愛情有獨到的藝術手法。
我聽了這些暗自發笑。
因為我在四十三歲以前根本無法談戀愛。
可以想像，勞改營裡是沒有女人可做為戀愛對象的。
直到三十九歲，我還純潔得和天使一樣。
我希望在座的男士們不要有我那樣的性苦悶。
雖然我身邊沒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
正因為沒有具體的女人更能夠自由地幻想。
在黎明雞啼的時候，在結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鐵片似的被窩裡，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邊有任何一種女人。
她被我撫摸并撫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獲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創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寫了出來。
于是，我就認識到了：文學是表現人類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對現實的反抗。
我的話完了。
謝謝！ 全部講話連翻譯沒有超過五分鐘。
我認為這篇聽來很油滑輕浮的講話，實際上是落在很嚴肅的主題上的。
那就是最後一句。
這次演講意外地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愛荷華的全體華人學者、作家、留學生，又舉行了一次文學讨論會，仍由華苓主持。
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峽三岸的中華兒女：台灣的陳映真、李昂、蔣勳、黃凡等，美國的李歐梵、鄭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陸的有吳祖光、汪曾祺、古華、劉心武、張辛欣。
讨論會的題目是“我為什麼要寫作”。
因為開始講話之前，華苓特意向全體到會者介紹了遠道而來的陳映真的老父親。
他為了祝賀國際寫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謝在陳映真最困難的時候得到華苓等在美國的文學界朋友的聲援，千裡迢迢來到愛荷華。
陳映真的老父親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風度的老人之一，當時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動，所以我說了這樣的話。
在這次讨論會上要我談“我為什麼要寫作”，我想從陳映真的父親來看望陳映真和我們大家談起。
我很羨慕陳映真。
他在最困難的時刻，在監獄裡，他的父親和家人仍然能夠關心他，去探監。
我在大陸曾經進過監獄，進過勞改營，也進過看守所。
我唯一的親人，我的母親遠在北京，靠替人編織毛線衣維持生活。
她即使要關心我也沒有能力。
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監獄、勞改營和看守所裡，我是多麼希望有一個親人來看望我一次。
每一次聽到号子外邊傳呼“某某某，你家裡人來看你來了！”我都獨自傷心落淚。
我并不是想有誰來給我送什麼東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
我隻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裡的話說給她聽。
“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質條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獨感。
孤獨感比物質的匮乏更令人沮喪。
而消除孤獨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傾訴，向親人傾訴。
我為什麼要寫作呢？我就是要向親人傾訴我過去沒有機會傾訴的感受、想法和心裡話。
但我後來又發現，我用筆傾訴出來的聲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
這樣，我的孤獨感并沒有因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變化而消除。
于是，我隻有不斷地傾訴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發表的和沒有發表的講話，連起來讀，是能夠做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灣版的序的。
然而，我并不對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
也許，我終此一生，最後會發覺，人與人之間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隻管傾訴…… 1987年11月于甯夏銀川
我懂得她的意思。
她一定以為來自中國大陸的人都是善于做長篇的政治報告的。
現在，我卻想先講一個笑話。
有一個小說家寫小說，寫了三天三夜沒有寫出一段。
他的妻子看他寫得艱苦，便同情地問：“怎麼你寫小說比我生個孩子還難？”小說家皺起眉頭說：“你生孩子容易是因為你肚子裡有東西，我寫小說困難是因為我頭腦裡沒有東西。
” 幸好我們不是這樣的小說家。
我們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折磨，我們肚子裡沒有什麼食物，我們的頭腦卻充實了。
我現在寫作品，成了一名作家，是因為我頭腦裡的東西非噴射出來不可，正像懷孕九個多月的婦女一定要生出孩子一樣。
我寫了一些長篇、中篇、短篇小說，已經有五部小說被搬上銀幕。
有的演員曾因主演我小說中的女主人公而成為影星。
評論家說，我給文學畫廊中增添了一系列光輝的婦女形象，說我刻畫婦女和表現愛情有獨到的藝術手法。
我聽了這些暗自發笑。
因為我在四十三歲以前根本無法談戀愛。
可以想像，勞改營裡是沒有女人可做為戀愛對象的。
直到三十九歲，我還純潔得和天使一樣。
我希望在座的男士們不要有我那樣的性苦悶。
雖然我身邊沒有女人，但我可以幻想。
正因為沒有具體的女人更能夠自由地幻想。
在黎明雞啼的時候，在結了霜的土炕上，在冷得和鐵片似的被窩裡，我可以任意地想像我身邊有任何一種女人。
她被我撫摸并撫摸着我。
一九七九年我在政治上獲得了平反，我又有了創作和發表作品的權利，于是我就把以前的幻想寫了出來。
于是，我就認識到了：文學是表現人類的幻想，而幻想就是對現實的反抗。
我的話完了。
謝謝！ 全部講話連翻譯沒有超過五分鐘。
我認為這篇聽來很油滑輕浮的講話，實際上是落在很嚴肅的主題上的。
那就是最後一句。
這次演講意外地獲得了很好的效果。
十月十八日，在愛荷華的全體華人學者、作家、留學生，又舉行了一次文學讨論會，仍由華苓主持。
被推到台前的有海峽三岸的中華兒女：台灣的陳映真、李昂、蔣勳、黃凡等，美國的李歐梵、鄭愁予、曹又方、董鼎山等，大陸的有吳祖光、汪曾祺、古華、劉心武、張辛欣。
讨論會的題目是“我為什麼要寫作”。
因為開始講話之前，華苓特意向全體到會者介紹了遠道而來的陳映真的老父親。
他為了祝賀國際寫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感謝在陳映真最困難的時候得到華苓等在美國的文學界朋友的聲援，千裡迢迢來到愛荷華。
陳映真的老父親是我看到的慈祥的和具有風度的老人之一，當時的情景使我非常感動，所以我說了這樣的話。
在這次讨論會上要我談“我為什麼要寫作”，我想從陳映真的父親來看望陳映真和我們大家談起。
我很羨慕陳映真。
他在最困難的時刻，在監獄裡，他的父親和家人仍然能夠關心他，去探監。
我在大陸曾經進過監獄，進過勞改營，也進過看守所。
我唯一的親人，我的母親遠在北京，靠替人編織毛線衣維持生活。
她即使要關心我也沒有能力。
在寒冷的塞上，在平沙漠漠的大西北，身在監獄、勞改營和看守所裡，我是多麼希望有一個親人來看望我一次。
每一次聽到号子外邊傳呼“某某某，你家裡人來看你來了！”我都獨自傷心落淚。
我并不是想有誰來給我送什麼東西，譬如食物和日用品。
我隻是想把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心裡的話說給她聽。
“犯人”所受的折磨除了物質條件的困苦和失去自由外，最主要的就是孤獨感。
孤獨感比物質的匮乏更令人沮喪。
而消除孤獨感的最好方法便是傾訴，向親人傾訴。
我為什麼要寫作呢？我就是要向親人傾訴我過去沒有機會傾訴的感受、想法和心裡話。
但我後來又發現，我用筆傾訴出來的聲音并不完全被大家所理解。
這樣，我的孤獨感并沒有因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變化而消除。
于是，我隻有不斷地傾訴下去。
我想，以上三篇發表的和沒有發表的講話，連起來讀，是能夠做為《男人的一半是女人》台灣版的序的。
然而，我并不對被真正的理解抱多大的希望。
也許，我終此一生，最後會發覺，人與人之間真正的理解是不可能的。
重要的是自己隻管傾訴…… 1987年11月于甯夏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