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須進入自由狀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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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雜七雜八的“當代文藝思潮”的種種問題不談，我認為我這三年來在文學創作上最主要的體會，就是更為深刻地認識到了，作為一個當代中國作家，必須進入”由狀态！
我首先要說明的是，我指的“自由”是哲學的概念，不是通常所說的政治概念。
實際上，政治上的絕對自由是沒有的。
十八世紀資産階級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不過是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現在當時來說具有極大的革命意義的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和行使資産階級的統治權。
所以，說到底，政治上的自由與不自由，不過是主體方面的感受。
為了比較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我想摘引一段黑格爾在《美學》中的話： “主體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簡稱為‘自由’。
自由是心靈的最高定性。
按照它的純粹形式方面來說，自由首先就在于主體對和它自己對立的東西不是外來的，不覺得它是一利。
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對立的東西裡發現它自己。
就是按照着這種形式的定義，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體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對立和矛盾也就已解決了。
但是說得更确切一點，自由一般是以理性為内容的：例如行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
……無知者是不自由的，因為和他對立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東西，……好奇心的推動，知識的吸引，從最低級的一直到最高級的哲學見識，都隻是發源于一種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為人可以用觀念和思考來掌握的東西。
……” “總之，人的身體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識和意志事實上都在這世界裡得到一種滿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體與客體的沖突，消除内在的自由與現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沖突。
” 馬克思曾經說過，“黑格爾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實的叙述。
”黑格爾這段話就屬于此類。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這種思想作了更詳盡、更具體、更合理的闡述，歸結出“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共産主義運動的曆史使命這一人人皆知的光輝命題。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與現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沖突，對我們當前的文學創作有什麼關系呢？我不準備從抽象的文學創作規律出發，這裡我隻談我的感受。
而要談真切的感受，就必須從現實的情況開始。
如果我從我的．角度觀察到的情況并不準确，那證明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自由。
可是我願意通過同志式的讨論進入這種自由。
有一種說法是，打倒“四人幫”以後的當代文學，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運動、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時期、也就是全國上下同仇敵汽，一緻批判“四人幫”極左路線禍國殃民的罪行時，不論是小說、詩歌、報告文學，都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那時有許多小說詩歌都被群衆争相傳誦，某些文學形象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衆之中。
發展到後來，雖然有一段時間裡還借着前兩年的勢頭，仍出現了一些引起讀者興趣的好作品，但逐漸地，如前一段時間那樣有較大影響的作品顯然地減少了；讀者對文學作品、尤其是對小說詩歌的熱情開始消退，理所當然地表現出了這樣那樣的不滿；文學刊物的銷售量普遍下降，文壇似乎呈現出一種“不景氣”的局面。
如果不說原因，隻談現象，我們就應該承認這種現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讀者的社會心理變化和種種屬于曆史範疇的因素。
現在，我們還可以經常聽到批評作家們脫離生活、遠離政治、胡編亂造、不努力在現實生活中作更深更廣的開掘，隻追求形式上的花樣翻新等等。
這也是個原因，誠然有這種情況。
但是，這僅僅是現象，不是實質。
我們應該探求現象下更深的層次。
我以為，這種現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體與和主體相對立的客體的關系上。
在思想解放運動、批判“四人幫”極左路線時期，由于許許多多作家和全國人民一道深受過極左路線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對極左路線深惡痛絕，因而．他們矛頭指向極左路線的文學作品就全然是他們心靈的流露；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極左路線，對他們來說不是外來的東西，不是一種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們主體的要求；主體和客體的必然性是一緻的，并且主體還正是要在這種必然性中發現和表現自己。
這樣，他們就是自由的。
現在回顧起來，那幾年中發表的即使是較有
實際上，政治上的絕對自由是沒有的。
十八世紀資産階級革命所提出的“自由”，不過是要求充分地、全面地表現在當時來說具有極大的革命意義的資産階級意識形态和行使資産階級的統治權。
所以，說到底，政治上的自由與不自由，不過是主體方面的感受。
為了比較清楚地說明這一問題，我想摘引一段黑格爾在《美學》中的話： “主體方面所能掌握的最高的内容可以簡稱為‘自由’。
自由是心靈的最高定性。
按照它的純粹形式方面來說，自由首先就在于主體對和它自己對立的東西不是外來的，不覺得它是一利。
界限和局限，而是就在那對立的東西裡發現它自己。
就是按照着這種形式的定義，有了自由，一切欠缺和不幸就消除了，主體也就和世界和解了，一切對立和矛盾也就已解決了。
但是說得更确切一點，自由一般是以理性為内容的：例如行為中的道德和思想中的真理。
……無知者是不自由的，因為和他對立的是一個陌生的世界，是他所要依靠的在上在外的東西，……好奇心的推動，知識的吸引，從最低級的一直到最高級的哲學見識，都隻是發源于一種希求，就是要把上述不自由的情形消除掉，使世界成為人可以用觀念和思考來掌握的東西。
……” “總之，人的身體方面的需要以及知識和意志事實上都在這世界裡得到一種滿足，以自由的方式消除主體與客體的沖突，消除内在的自由與現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沖突。
” 馬克思曾經說過，“黑格爾常常在思辨的叙述中，作出把握事物本身的真實的叙述。
”黑格爾這段話就屬于此類。
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對這種思想作了更詳盡、更具體、更合理的闡述，歸結出“人類從必然王國進入自由王國的飛躍”，是共産主義運動的曆史使命這一人人皆知的光輝命題。
那末，消除内在的自由與現存的外在的必然性的沖突，對我們當前的文學創作有什麼關系呢？我不準備從抽象的文學創作規律出發，這裡我隻談我的感受。
而要談真切的感受，就必須從現實的情況開始。
如果我從我的．角度觀察到的情況并不準确，那證明我還沒有獲得完全的自由。
可是我願意通過同志式的讨論進入這種自由。
有一種說法是，打倒“四人幫”以後的當代文學，在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思想解放運動、提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時期、也就是全國上下同仇敵汽，一緻批判“四人幫”極左路線禍國殃民的罪行時，不論是小說、詩歌、報告文學，都出現了空前的繁榮。
那時有許多小說詩歌都被群衆争相傳誦，某些文學形象成了家喻戶曉的人物，仿佛他或她就活在或死在普通群衆之中。
發展到後來，雖然有一段時間裡還借着前兩年的勢頭，仍出現了一些引起讀者興趣的好作品，但逐漸地，如前一段時間那樣有較大影響的作品顯然地減少了；讀者對文學作品、尤其是對小說詩歌的熱情開始消退，理所當然地表現出了這樣那樣的不滿；文學刊物的銷售量普遍下降，文壇似乎呈現出一種“不景氣”的局面。
如果不說原因，隻談現象，我們就應該承認這種現象是存在的。
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包括讀者的社會心理變化和種種屬于曆史範疇的因素。
現在，我們還可以經常聽到批評作家們脫離生活、遠離政治、胡編亂造、不努力在現實生活中作更深更廣的開掘，隻追求形式上的花樣翻新等等。
這也是個原因，誠然有這種情況。
但是，這僅僅是現象，不是實質。
我們應該探求現象下更深的層次。
我以為，這種現象下的根本原因，在于作家的主體與和主體相對立的客體的關系上。
在思想解放運動、批判“四人幫”極左路線時期，由于許許多多作家和全國人民一道深受過極左路線之害，在感情上和理智上都對極左路線深惡痛絕，因而．他們矛頭指向極左路線的文學作品就全然是他們心靈的流露；思想解放運動，批判極左路線，對他們來說不是外來的東西，不是一種界限和局限，而恰恰是他們主體的要求；主體和客體的必然性是一緻的，并且主體還正是要在這種必然性中發現和表現自己。
這樣，他們就是自由的。
現在回顧起來，那幾年中發表的即使是較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