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國文的回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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甯夏農墾工作會議讨論的結果竟完全和這個文學形象的文學語言一緻；固定工資要取消了，聯産計酬也過時了，已經提出了最終要過渡到農業工人試辦家庭農場。
當然，這并不是農墾工作者看了小說《龍種》或電影《龍種》的緣故，我還不至于說出這樣淺薄的笑話。
我隻是說，我們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畢竟是有他的現實性的；他的理念就是他作為一個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
說到藝術性，你的《花園街》和我的《風格》當然有着種種不足。
不過，我的看法是這種種不足隻表現了我們藝術功力所達到的程度，不是因為我們寫了政治，緊靠了當前的改革招緻的結果。
從比較上來看，你的《花園街》比我的《風格》精巧、含蓄、結構嚴整，這是你的藝術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現。
而我的《風格》比你的《花園街》明朗、幽默，這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氣質還不完全相同的緣故了。
據說，現在有一種說法：要想寫出可以傳世的作品，藝術性相當高的作品，隻有遠離當前的政治，去尋找和表現自我。
“自我”這個詞是很誘人的，能夠找到它與之共眠，一定非常惬意。
但我不知道這個“自我”離開了“自我”的存在還有什麼價值。
你我二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們變得十分低級了，大約是“尋找自我”和“表現自我”的藝術家不屑與語的。
在我們看來，先要有“自我”，才能“尋找”和“表現”。
說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
我們才能談到其它。
恩格斯是這樣說的：“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
”這個“簡單的事實”想必人人都明白的。
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尋找自我和表現自我，那真是如鸠山所說，是“神仙過的日子”，塵世中尚未見到過。
在十億人都為吃、喝、穿、住忙碌的時候，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個作家，怎麼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現人民的悲歡和願望呢？十億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從何處去尋找和表現它呢？而要解決好十億人的吃、喝、住、穿，隻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舍此莫屬。
我想，這大概是你我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
許多好心的朋友（決非贊同尋找和表現自我之輩），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藝術質量。
我常常也為之苦惱。
藝術是無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說藝術的提高，又不是在小說藝術之内翻花樣，卻要在小說之外的各門藝術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尋求，不是短期的進修能夠立竿見影的。
關于這個問題，我在《寫小說的辯證法》（《小說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談過。
有時，我會冒出很沉重的力不從心的悲哀。
我想，我們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藝術功力，雖然彼此相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從整體上說，可能也就如此了吧。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國作家在純藝術的領域裡作更廣更深的開掘的時候，我們卻手拿着鐵鍬修地球哩。
直到現在，我寫作的案頭還離不開《現代漢語詞典》，可是這能怪我過去偷懶，荒廢了二十年的時間麼？ 但是，在我情緒稍微穩定下來時，我也并不氣餒。
我看過一些歐美、包括蘇聯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寫的小說，當然，其中有不少優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尋找自我和表現自我上有些新花樣外，對人生的思考、對曆史的探索、對社會生活和反映也不過平平，隻是形式上給人一種新奇感罷了。
我們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鐵鍬就能寫書，如不妄自菲薄的話，我們寫的東西至少不比他們遜色多少。
這難道還不夠使我們引以自豪嗎？ 然而，我們現在憑的什麼在寫小說的呢？藝術功力上，我們應該承認我們較差，很難憑借；我們憑的就是我們自身生活的積累和對人生、曆史和社會現實的思考。
在一定意義上說，生活積累與對人生、曆史、社會現實的思考就是藝術的基礎。
我大膽地概括成這樣一個公式：藝術上的高度和描寫生活與人物的深度成正比。
所以，我給我自己規定了這樣的任務：我不追求藝術的永恒，我隻追
當然，這并不是農墾工作者看了小說《龍種》或電影《龍種》的緣故，我還不至于說出這樣淺薄的笑話。
我隻是說，我們塑造的人物（其中包括他的理念），畢竟是有他的現實性的；他的理念就是他作為一個改革者的形象的主要因素。
說到藝術性，你的《花園街》和我的《風格》當然有着種種不足。
不過，我的看法是這種種不足隻表現了我們藝術功力所達到的程度，不是因為我們寫了政治，緊靠了當前的改革招緻的結果。
從比較上來看，你的《花園街》比我的《風格》精巧、含蓄、結構嚴整，這是你的藝術功力比我深厚的表現。
而我的《風格》比你的《花園街》明朗、幽默，這大概是因為我們的氣質還不完全相同的緣故了。
據說，現在有一種說法：要想寫出可以傳世的作品，藝術性相當高的作品，隻有遠離當前的政治，去尋找和表現自我。
“自我”這個詞是很誘人的，能夠找到它與之共眠，一定非常惬意。
但我不知道這個“自我”離開了“自我”的存在還有什麼價值。
你我二十多年的遭遇似乎使我們變得十分低級了，大約是“尋找自我”和“表現自我”的藝術家不屑與語的。
在我們看來，先要有“自我”，才能“尋找”和“表現”。
說明白了，就是先要保住自己的小命或老命。
我們才能談到其它。
恩格斯是這樣說的：“人們首先必須吃、喝、住、穿，然後才能從事政治、科學、藝術、宗教等等。
”這個“簡單的事實”想必人人都明白的。
不吃、不喝、不住、不穿而一意去尋找自我和表現自我，那真是如鸠山所說，是“神仙過的日子”，塵世中尚未見到過。
在十億人都為吃、喝、穿、住忙碌的時候，作為一個藝術家、一個作家，怎麼能置身事外，不去表現人民的悲歡和願望呢？十億人的吃、喝、住、穿弄得不好，自我的小命“或老命尚且不保，又從何處去尋找和表現它呢？而要解決好十億人的吃、喝、住、穿，隻有進行社會主義改革，舍此莫屬。
我想，這大概是你我都不約而同地把目光投到改革者身上的原因吧。
許多好心的朋友（決非贊同尋找和表現自我之輩），都希望我提高作品的藝術質量。
我常常也為之苦惱。
藝術是無止境的，高峰之外有高峰；小說藝術的提高，又不是在小說藝術之内翻花樣，卻要在小說之外的各門藝術和生活的多方面感受中去尋求，不是短期的進修能夠立竿見影的。
關于這個問題，我在《寫小說的辯證法》（《小說家》一九八三年第三期）中已談過。
有時，我會冒出很沉重的力不從心的悲哀。
我想，我們這一代中青年作家的藝術功力，雖然彼此相較而言有高低之分，而從整體上說，可能也就如此了吧。
在過去的二十多年中，外國作家在純藝術的領域裡作更廣更深的開掘的時候，我們卻手拿着鐵鍬修地球哩。
直到現在，我寫作的案頭還離不開《現代漢語詞典》，可是這能怪我過去偷懶，荒廢了二十年的時間麼？ 但是，在我情緒稍微穩定下來時，我也并不氣餒。
我看過一些歐美、包括蘇聯作家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寫的小說，當然，其中有不少優秀之作，可是，大部分作品除了在尋找自我和表現自我上有些新花樣外，對人生的思考、對曆史的探索、對社會生活和反映也不過平平，隻是形式上給人一種新奇感罷了。
我們修了二十二年地球，放下鐵鍬就能寫書，如不妄自菲薄的話，我們寫的東西至少不比他們遜色多少。
這難道還不夠使我們引以自豪嗎？ 然而，我們現在憑的什麼在寫小說的呢？藝術功力上，我們應該承認我們較差，很難憑借；我們憑的就是我們自身生活的積累和對人生、曆史和社會現實的思考。
在一定意義上說，生活積累與對人生、曆史、社會現實的思考就是藝術的基礎。
我大膽地概括成這樣一個公式：藝術上的高度和描寫生活與人物的深度成正比。
所以，我給我自己規定了這樣的任務：我不追求藝術的永恒，我隻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