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人生是部厚重的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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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一些體驗。
在小說裡我一直在關注着這個變化中的社會，關心着人的命運。
我相信命運，我的命運決定了我能寫出什麼樣的東西，寫到什麼程度。
另外我認為，偉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時間。
10年過去了，與我同時在文壇上競技的同輩人也沒有看到他們寫出偉大的作品。
又有記者問：你在2005年1期《收獲》專欄《親曆曆史》中發表的《美麗》，又是講述一個“文革”的故事，過去了那麼多年，你為什麼一直在講述這個主題？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一輩子的主題，因為這就是我的命運，無論是此前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等，還是《青春期》，都籠罩和糾纏在這樣的記憶中。
雖然從政治角度來看“文革”結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這樣的陰影并沒有消除，我們沒有來得及對這場革命給人心靈造成的傷害、摧殘進行清理，甚至，我們都忘記了這沉重的一頁，我們經曆的一切被遺忘了。
米蘭·昆德拉說過，記憶與遺忘的鬥争，就是真理與強權的鬥争。
我寫作完全是出于對社會的責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艱難歲月，和那時中華民族經濟接近于崩潰邊緣的狀态，在小說裡表現出來，為的就是不讓那段歲月再重演。
我們經曆過什麼，我們走過什麼樣的路。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在那十幾年裡，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寶貴部分，它影響我一生，也影響到我的家庭，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我怎麼可能忘記這些經曆呢？如果有人讀我的作品，對那段曆史有所認識，那我将非常高興。
因為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為什麼不買日貨這篇文章是在紀念反法西斯戰争勝利50周年的背景下寫的，我寫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現在的人對曆史的遺忘，我在文章裡發表了這樣激憤之辭，但是後來我發現很難做到這一點。
現在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個國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
不過我總是想強調我那篇文章的後記裡的猶太人的一句寓言：“斧頭被發明以後，森林害怕得發抖。
神對森林說：隻要你不給他提供柄，他便不能傷害你”。
因為成長的環境和曆史、文化原因，我們這一代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社會和政治都會影響到你，然後它成為你生命裡的一部分。
中國文學現在已進入一個很正常的狀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文學曾在中國社會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為中國人包括中國文學被壓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彈，聰明人都在搞文學。
那時候中國文學擔當了一個思想解放的作用。
我很有幸地成為這個先鋒隊中的一員。
後來社會出現了其他機會，他們就去忙别的去了，我們現在說文學進入了邊緣化，不如說中國作家都需要這樣一個調整和适應的過程。
接下來談談我的經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後，全國掀起了辦三産的熱潮。
甯夏文聯也不例外，我是甯夏文聯主席，文聯沒有錢，想把一座大樓押給銀行，可這座大樓是國家的财産。
那怎麼辦呢？我作為主席，又是甯夏文聯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創辦企業，那我隻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譯作來抵押。
他們給我付了版稅，外彙存單拿到銀行去抵押，這就是資金的來源。
後來我們辦了這個現在我所經營和管理的鎮北堡華夏西部影視城。
1994年，黨中央又有了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都要和第三産業脫鈎的文件。
我脫鈎後就成了民間企業家。
這正是我非常困難的時候，一個實體剛剛開始起步是不會有利潤的，全部的債務都壓在我身上，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全力以赴要去辦企業的原因。
如果我不辦企業的話，我就破産了。
因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銀行。
為了還貸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當時這個公司号稱有93萬資産，但是資金沒有全部到位，隻有78萬，我占了其中50萬，擁有絕對控股權。
經過苦心經營，很快影視城就發展起來了，到了1995年
在小說裡我一直在關注着這個變化中的社會，關心着人的命運。
我相信命運，我的命運決定了我能寫出什麼樣的東西，寫到什麼程度。
另外我認為，偉大的作品通常需要時間。
10年過去了，與我同時在文壇上競技的同輩人也沒有看到他們寫出偉大的作品。
又有記者問：你在2005年1期《收獲》專欄《親曆曆史》中發表的《美麗》，又是講述一個“文革”的故事，過去了那麼多年，你為什麼一直在講述這個主題？ 我覺得，這可能是我一輩子的主題，因為這就是我的命運，無論是此前的《綠化樹》、《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習慣死亡》、《我的菩提樹》等，還是《青春期》，都籠罩和糾纏在這樣的記憶中。
雖然從政治角度來看“文革”結束了，但是在文化上、民族心态上這樣的陰影并沒有消除，我們沒有來得及對這場革命給人心靈造成的傷害、摧殘進行清理，甚至，我們都忘記了這沉重的一頁，我們經曆的一切被遺忘了。
米蘭·昆德拉說過，記憶與遺忘的鬥争，就是真理與強權的鬥争。
我寫作完全是出于對社會的責任感，我把那22年的艱難歲月，和那時中華民族經濟接近于崩潰邊緣的狀态，在小說裡表現出來，為的就是不讓那段歲月再重演。
我們經曆過什麼，我們走過什麼樣的路。
從我個人的角度來說，在那十幾年裡，有我的青春和生命最寶貴部分，它影響我一生，也影響到我的家庭，千千萬萬的中國人，我怎麼可能忘記這些經曆呢？如果有人讀我的作品，對那段曆史有所認識，那我将非常高興。
因為這正是作家的使命。
我為什麼不買日貨這篇文章是在紀念反法西斯戰争勝利50周年的背景下寫的，我寫這篇文章也是有感于現在的人對曆史的遺忘，我在文章裡發表了這樣激憤之辭，但是後來我發現很難做到這一點。
現在在這個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之下，用排斥某個國家的商品的做法，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可行的。
不過我總是想強調我那篇文章的後記裡的猶太人的一句寓言：“斧頭被發明以後，森林害怕得發抖。
神對森林說：隻要你不給他提供柄，他便不能傷害你”。
因為成長的環境和曆史、文化原因，我們這一代人，不管你願意不願意，社會和政治都會影響到你，然後它成為你生命裡的一部分。
中國文學現在已進入一個很正常的狀态，在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國文學曾在中國社會中占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那是因為中國人包括中國文學被壓抑了20年之久的一次反彈，聰明人都在搞文學。
那時候中國文學擔當了一個思想解放的作用。
我很有幸地成為這個先鋒隊中的一員。
後來社會出現了其他機會，他們就去忙别的去了，我們現在說文學進入了邊緣化，不如說中國作家都需要這樣一個調整和适應的過程。
接下來談談我的經商吧。
1992年小平南巡後，全國掀起了辦三産的熱潮。
甯夏文聯也不例外，我是甯夏文聯主席，文聯沒有錢，想把一座大樓押給銀行，可這座大樓是國家的财産。
那怎麼辦呢？我作為主席，又是甯夏文聯的法定代表人，我想創辦企業，那我隻好拿自己在海外的譯作來抵押。
他們給我付了版稅，外彙存單拿到銀行去抵押，這就是資金的來源。
後來我們辦了這個現在我所經營和管理的鎮北堡華夏西部影視城。
1994年，黨中央又有了黨政機關、事業單位都要和第三産業脫鈎的文件。
我脫鈎後就成了民間企業家。
這正是我非常困難的時候，一個實體剛剛開始起步是不會有利潤的，全部的債務都壓在我身上，這也就是我為什麼全力以赴要去辦企業的原因。
如果我不辦企業的話，我就破産了。
因為我所有的存款都押在銀行。
為了還貸款，我花了大量精力在做生意上面。
當時這個公司号稱有93萬資産，但是資金沒有全部到位，隻有78萬，我占了其中50萬，擁有絕對控股權。
經過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