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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在專業創作的第三年
“在限制中才顯露出來能手，
隻有法則能夠給我們自由。
” ——歌德 年前，陝西的朋友來銀川，邀我到西安這座曆史名城觀光，同時向西北文壇的老前輩們學習，與同行們交流創作經驗。
我非常高興。
但我又請朋友們答應我這樣一個要求：是不是能允許我過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動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詫異地問，為什麼偏偏要過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隻不過因為元月四号是我兒子三周歲的生日。
看來這很荒唐。
為了一個“未解憶長安”的小兒女的生日，就推遲了向老前輩和同志們學習的機會，沒有表現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
然而，在我，這個日子卻是有紀念意義的。
我不敢如魯迅所說：“憐于未必不丈夫”，自以為尚有大丈夫氣概，隻不過是因為我搞專業文學創作，幾乎是與我兒子出世同時開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銀川是個雨雪霏霏的日子。
如雨的雪粒飄灑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
街上和醫院裡的甬道都濕漉漉的；天氣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
使人既滿懷着欣然的希望，又夾纏着無端的哀愁。
我在市醫院那間玻璃破碎、四面透風的産科候診室裡席地而坐。
地上到處是一灘灘嘔吐物和垃圾。
牆上也污穢不堪，塗着一縷縷令人可怖的血迹；衛生宣傳畫多半是殘缺破損的，僅剩下一張完整的人體解剖圖也似乎彌漫着一種不祥的氣氛。
走廊上不時傳來臨産婦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撫慰。
這種絮叨的撫慰卻更使人慌亂。
候診室裡坐着的多數是男人和老太太，雖然都默默無語，臉上卻表現出一種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
他們每人（當然也包括我）身邊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裝滿食品的網袋。
那模樣，不像在迎接一個新的生命的誕生，倒像準備去做一次艱難的長途旅行。
蓦然，我心頭一動，感到這一切所形成的氣氛，對于我，對于我們共和國的新時期，都仿佛有種寓言的意味。
一個人的新的生命，一個國家的新的時期，一個小生命的誕生，都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開始的。
這樣的開始，預示了他們都必須頑強的奮鬥才能勝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個小時，有點熬不住了，去醫院的門房烤火。
待烤暖後回來，深夜十一點，小家夥終于哇哇地出世了。
抱着他從産房出來的護士，據她自己說看過我的《吉普賽人》和《邢老漢與狗的故事》，私下裡給了我一點特權，允許我在他進隔離室之前看他一眼。
那面貌不怎麼好看，像個肉紅色的小蟲蟲；臉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閉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樣費力地掙紮了半生。
這時，我眼睛裡滲出了淚水。
這淚水不是來自做了父親的歡愉之情，而是一種對人生的感動和意識到承擔了責任的沉重感。
孩子的出世，我當專業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許是大半生）中全然沒有想過的。
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極左路線給我規定的身分，不允許我為社會、為國家承擔任何責任，倒也使我輕松自在，優哉遊哉，揀到一個煙屁股就是這一天最大的享受。
我可以用玩世不恭來掩蓋對國家、對社會的命運的憂慮；“冷眼向洋看世界”，這種“冷”，是熱透了的“冷”，裡面蘊含着想有所為而不能為的辛酸與悲哀。
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
這樣的變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淚下呢？ 後來，孩子漸漸地大了，一歲、兩歲、三歲；我寫的作品也漸漸地多了，短篇、中篇、長篇。
有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一部、兩部、三部。
其中一部還是我自己動手改編的，并從頭到尾參與了攝制過程，似乎又涉足到電影界。
孩子從咿呀學語，到現在已經會說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當準确地使用“因為”、“所以”、“然後”這樣的虛詞了；他很小就喜歡用鉛筆塗抹，如今也會畫一些類似抽象畫派的汽車和房子。
我常常暗暗地用他來和自己對比。
我想，我在文學創作上的進步；大概也不過處在我兒子目前在說話和塗鴉上的程度吧。
因為我面對文學，和他面對世界與人生，是同步開始運行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非常重視他三周歲生日的緣故。
這個日子，也是我搞專業文學創作的三周年。
他當然還不會總結自己三年來的收獲，隻會吃巧克力。
我卻想在一個安靜的環境裡，沉下心來思考一下這三年來我在文學創作上最主要的體會是什麼。
我想撇開一切關于藝術技巧的、關于生活與創作的關系的、關于
” ——歌德 年前，陝西的朋友來銀川，邀我到西安這座曆史名城觀光，同時向西北文壇的老前輩們學習，與同行們交流創作經驗。
我非常高興。
但我又請朋友們答應我這樣一個要求：是不是能允許我過了一九八四年元月四号再動身？一位女同志以她特有的敏感詫異地問，為什麼偏偏要過了元月四号呢？我笑着說，沒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隻不過因為元月四号是我兒子三周歲的生日。
看來這很荒唐。
為了一個“未解憶長安”的小兒女的生日，就推遲了向老前輩和同志們學習的機會，沒有表現出欣欣然的、迫不及待的心情。
然而，在我，這個日子卻是有紀念意義的。
我不敢如魯迅所說：“憐于未必不丈夫”，自以為尚有大丈夫氣概，隻不過是因為我搞專業文學創作，幾乎是與我兒子出世同時開始的。
三年前的元月四号，在銀川是個雨雪霏霏的日子。
如雨的雪粒飄灑到地上很快就融化了。
街上和醫院裡的甬道都濕漉漉的；天氣和景色，既像是初春，又像是深秋。
使人既滿懷着欣然的希望，又夾纏着無端的哀愁。
我在市醫院那間玻璃破碎、四面透風的産科候診室裡席地而坐。
地上到處是一灘灘嘔吐物和垃圾。
牆上也污穢不堪，塗着一縷縷令人可怖的血迹；衛生宣傳畫多半是殘缺破損的，僅剩下一張完整的人體解剖圖也似乎彌漫着一種不祥的氣氛。
走廊上不時傳來臨産婦的呻吟和陪伴者的撫慰。
這種絮叨的撫慰卻更使人慌亂。
候診室裡坐着的多數是男人和老太太，雖然都默默無語，臉上卻表現出一種茫然的、不知所措的神情。
他們每人（當然也包括我）身邊都放着大大小小的提包和裝滿食品的網袋。
那模樣，不像在迎接一個新的生命的誕生，倒像準備去做一次艱難的長途旅行。
蓦然，我心頭一動，感到這一切所形成的氣氛，對于我，對于我們共和國的新時期，都仿佛有種寓言的意味。
一個人的新的生命，一個國家的新的時期，一個小生命的誕生，都是在這樣的氛圍中開始的。
這樣的開始，預示了他們都必須頑強的奮鬥才能勝利或生存。
我候了三十多個小時，有點熬不住了，去醫院的門房烤火。
待烤暖後回來，深夜十一點，小家夥終于哇哇地出世了。
抱着他從産房出來的護士，據她自己說看過我的《吉普賽人》和《邢老漢與狗的故事》，私下裡給了我一點特權，允許我在他進隔離室之前看他一眼。
那面貌不怎麼好看，像個肉紅色的小蟲蟲；臉上沾着血污，蹙着眉，閉着眼，如同也像我一樣費力地掙紮了半生。
這時，我眼睛裡滲出了淚水。
這淚水不是來自做了父親的歡愉之情，而是一種對人生的感動和意識到承擔了責任的沉重感。
孩子的出世，我當專業作家，是我坎坷的半生（也許是大半生）中全然沒有想過的。
在以前的二十多年中，極左路線給我規定的身分，不允許我為社會、為國家承擔任何責任，倒也使我輕松自在，優哉遊哉，揀到一個煙屁股就是這一天最大的享受。
我可以用玩世不恭來掩蓋對國家、對社會的命運的憂慮；“冷眼向洋看世界”，這種“冷”，是熱透了的“冷”，裡面蘊含着想有所為而不能為的辛酸與悲哀。
可是，今天，我突然有了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了。
這樣的變化，怎能不使我潸然淚下呢？ 後來，孩子漸漸地大了，一歲、兩歲、三歲；我寫的作品也漸漸地多了，短篇、中篇、長篇。
有的作品被改編成電影，一部、兩部、三部。
其中一部還是我自己動手改編的，并從頭到尾參與了攝制過程，似乎又涉足到電影界。
孩子從咿呀學語，到現在已經會說一些完整的句子，甚至能相當準确地使用“因為”、“所以”、“然後”這樣的虛詞了；他很小就喜歡用鉛筆塗抹，如今也會畫一些類似抽象畫派的汽車和房子。
我常常暗暗地用他來和自己對比。
我想，我在文學創作上的進步；大概也不過處在我兒子目前在說話和塗鴉上的程度吧。
因為我面對文學，和他面對世界與人生，是同步開始運行的。
這就是我為什麼非常重視他三周歲生日的緣故。
這個日子，也是我搞專業文學創作的三周年。
他當然還不會總結自己三年來的收獲，隻會吃巧克力。
我卻想在一個安靜的環境裡，沉下心來思考一下這三年來我在文學創作上最主要的體會是什麼。
我想撇開一切關于藝術技巧的、關于生活與創作的關系的、關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