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師亦友說謝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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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知道謝晉的名字，已是陷入勞改農場的60年代“大饑荒”時期了。
那時，看電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補充手段。
電影隊來了，饑餓的犯人們都被趕出号子，分組排隊到打谷場上。
稍有力氣的還搬塊土疙瘩當凳子，疲憊不堪的就席地而坐，病号則幹脆睡在地上蜷成一團，挂在土牆上的白布像船帆一樣晃蕩，電影的畫面真可謂“地動山搖”，但我卻被一部叫《紅色娘子軍》的電影所感動。
支離破碎的影片怎能讓餓着肚子的人暫時不餓？就因為斑駁雜色之中有一股“氣”，有一種“神”，如同一幅成為古董的國畫或拓片，時光不能磨滅其間的神韻，這正印證了中國傳統的美學原理。
從此，謝晉這名字就印在我腦海裡。
20年後，1981年，謝晉突然與我聯系，要将我的小說《靈與肉》請李準老師改編，拍成叫《牧馬人》的電影。
雖然平反後的兩年間我已獲過文學獎，見了一點世面，認識了一些文壇宗師，但謝晉來找我，對我來說還是另有一番意義，“久仰”二字決非空泛之詞。
見了面，他對小說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堅定了我走文學這條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信。
今天，也許我在中國文壇算得上一個站得住的人物，但17年前，剛剛走出勞改隊，精神和神經仍是“弱不禁風”。
電影的“受衆”比起小說來更為廣泛，觀衆數以億計，《牧馬人》獲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這才鼓起了我後來一次次“闖禁區”的勇氣。
在當代中國社會，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學創作最不可少的條件。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謝晉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這也是直到今天我對他仍懷着感激之情的一個原因。
以後和謝晉的交往頻繁起來，年年要見幾次面，于是大緻知道他是怎樣走過那條并不比我輕松的道路的。
關于他的事，他本人很少和我談，倒是從李準老師那裡聽來的多。
每一件事都讓我感慨，我常常暗自将他與我對比，他雖然僥幸沒進過勞改隊，但在“大牢籠”中，其艱辛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準老師每講一事，我總想：我要碰上這事我能挺得住挺不住？老實說，他碰到的有些事要放在我身上，我大概很難挺得過去。
八方風雨集于一身，外患加上内憂，生活中所有的遭遇無不令人感到自身的脆弱，周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你支撐，整個人生都是那麼無助和絕望，而在這種境遇中還要生産一種稱為“精神産品”的電影，如果不是将電影藝術當作自己生命本身，生命中的一切，怎能挺得過去？這不由得令我對他又産生了幾分崇敬。
90年代初，有些報刊開展了所謂“謝晉模式”的讨論，這是很正常的。
可是讨論中有人對謝晉的電影藝術睨而視之，貶為“煽情”，我讀了很感不平，幾乎拍案而起要寫篇文章。
但終因對電影藝術的生疏無從下筆，怕“郭呆子幫忙越幫越忙”，何況謝晉也并不需要我“幫忙”。
今天，我隻想以一個普通觀衆的身份說：中國電影我的确看得不多，為什麼我辦了個影視城居然還不多看中國電影？因為我偶爾看看中國電影，多數要讓我睡覺：電影語言幹癟，畫面構圖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許多過場在我這個外行看來都應剪掉），服裝、化妝、道具粗制濫造，雖然我們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樣精細到電影中用的碟子少了泰坦尼克号的标記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時代總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國電影（尤其是電視連續劇）受香港電視連續劇的影響，畫面中的服裝、化妝、道具讓你搞不清劇情和人物是在什麼年代。
香港電視連續劇是純娛樂性的，人們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
那時，看電影是“受教育”，是改造的補充手段。
電影隊來了，饑餓的犯人們都被趕出号子，分組排隊到打谷場上。
稍有力氣的還搬塊土疙瘩當凳子，疲憊不堪的就席地而坐，病号則幹脆睡在地上蜷成一團，挂在土牆上的白布像船帆一樣晃蕩，電影的畫面真可謂“地動山搖”，但我卻被一部叫《紅色娘子軍》的電影所感動。
支離破碎的影片怎能讓餓着肚子的人暫時不餓？就因為斑駁雜色之中有一股“氣”，有一種“神”，如同一幅成為古董的國畫或拓片，時光不能磨滅其間的神韻，這正印證了中國傳統的美學原理。
從此，謝晉這名字就印在我腦海裡。
20年後，1981年，謝晉突然與我聯系，要将我的小說《靈與肉》請李準老師改編，拍成叫《牧馬人》的電影。
雖然平反後的兩年間我已獲過文學獎，見了一點世面，認識了一些文壇宗師，但謝晉來找我，對我來說還是另有一番意義，“久仰”二字決非空泛之詞。
見了面，他對小說原著者的尊重，使我堅定了我走文學這條并不容易走的崎岖小道的自信。
今天，也許我在中國文壇算得上一個站得住的人物，但17年前，剛剛走出勞改隊，精神和神經仍是“弱不禁風”。
電影的“受衆”比起小說來更為廣泛，觀衆數以億計，《牧馬人》獲得成功，我的知名度大增，這才鼓起了我後來一次次“闖禁區”的勇氣。
在當代中國社會，享有一定的知名度往往能享受到一定的精神自由，而精神自由是文學創作最不可少的條件。
所以，我可以這樣說，謝晉在促使我的精神解放上起了不小的作用。
這也是直到今天我對他仍懷着感激之情的一個原因。
以後和謝晉的交往頻繁起來，年年要見幾次面，于是大緻知道他是怎樣走過那條并不比我輕松的道路的。
關于他的事，他本人很少和我談，倒是從李準老師那裡聽來的多。
每一件事都讓我感慨，我常常暗自将他與我對比，他雖然僥幸沒進過勞改隊，但在“大牢籠”中，其艱辛比我有過之而無不及。
李準老師每講一事，我總想：我要碰上這事我能挺得住挺不住？老實說，他碰到的有些事要放在我身上，我大概很難挺得過去。
八方風雨集于一身，外患加上内憂，生活中所有的遭遇無不令人感到自身的脆弱，周圍沒有任何東西可以讓你支撐，整個人生都是那麼無助和絕望，而在這種境遇中還要生産一種稱為“精神産品”的電影，如果不是将電影藝術當作自己生命本身，生命中的一切，怎能挺得過去？這不由得令我對他又産生了幾分崇敬。
90年代初，有些報刊開展了所謂“謝晉模式”的讨論，這是很正常的。
可是讨論中有人對謝晉的電影藝術睨而視之，貶為“煽情”，我讀了很感不平，幾乎拍案而起要寫篇文章。
但終因對電影藝術的生疏無從下筆，怕“郭呆子幫忙越幫越忙”，何況謝晉也并不需要我“幫忙”。
今天，我隻想以一個普通觀衆的身份說：中國電影我的确看得不多，為什麼我辦了個影視城居然還不多看中國電影？因為我偶爾看看中國電影，多數要讓我睡覺：電影語言幹癟，畫面構圖缺乏美感，“蒙太奇”拖沓（許多過場在我這個外行看來都應剪掉），服裝、化妝、道具粗制濫造，雖然我們不能像《泰坦尼克号》那樣精細到電影中用的碟子少了泰坦尼克号的标記就推倒重拍，但至少時代總要交代清楚吧，而不少中國電影（尤其是電視連續劇）受香港電視連續劇的影響，畫面中的服裝、化妝、道具讓你搞不清劇情和人物是在什麼年代。
香港電視連續劇是純娛樂性的，人們并不追究它的不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