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賢亮小說自選集》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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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道是文壇上“各領風騷三五年”，但俗話說“六十年風水轉一轉”：原來曾風行一時的小說過了若幹年，又會引起人們注意。
盡皆哀歎“嚴肅文學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學複興期”的小說再找來讀，也還過瘾。
據說書店裡現在很難買到我的書，于是一下子有好幾種選集出版，既然市場有這種需求，出版社隻要覺得不會虧本，我自然也不想矯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這本選集，稍稍與别的選集不同。
我要求這本集子囊括我小說的不同風格和所描寫的社會各個側面。
我個人命運經過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陰影也有過明麗的亮色，既然文學創作純然是個人行為，創作出的作品也當然是作者個人人格和經曆的表現。
我從一九七九年“平反”後開始寫小說，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
這十五年中我可說是扶搖直上，固然憑借了改革開放的好風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積累深厚的優勢。
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隕石雨時，我還在離銀川市六十裡之遙的賀蘭山下“監督勞動”，曾以《隕石》為題口占打油詩一首：“流光似火落蠻荒，鐵魄銅魂體藏；曆遍三界方悟道，空間未必是天堂。
”這裡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來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
那時我當然還不能說“曆遍三界”。
“平反”後，“三界”雖仍未“曆遍”，離“悟道”更差得遠，卻也多少嘗到個中滋味。
回顧大半生：要過飯，讨過錢，戴過铐子關過監；也曾失戀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過紅地毯也曾赴過國王宴。
這話也許有人聽來俗氣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沒有仙風道骨，是個大俗人。
羅曼·羅蘭說“性格就是命運”，反過來，命運何嘗不能再塑性格。
我有這樣的命運，于是就有這樣的性格，于是就化為風格反映在所寫的每部作品中。
坎坷蹇滞也是一種豐富，起落上下給我提供了廣泛接觸人的機會。
所以我的作品就決不會是單一的、一種類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過表現了我對生命的貪婪，總想利用機緣做多種的嘗試，即使是小說，我也不願僅用一種筆法書寫。
有權發表文章以來，我一直沒有想将“作家”當做一門職業，僅靠寫小說安身立命。
提起筆我便想參與社會活動，我是把寫作當成社會活動的一種方式來對待。
說是“主題先行”也好，說是“文以載道”也罷，我總是把我的作品能給人以什麼這個問題放在首位。
個人的作為和個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視前者。
我不願做一個除了會寫寫文章之外别無它能的人。
今天看來，事實證明我這種生活态度或說是生存方式是對的。
魯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大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任務倒好像越來越近切，可見得文學功能的微弱。
大師數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這個民族的皮膚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實他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無所補益。
魯迅要是現在看到中國人在日俄戰争中被砍頭的電影，大約也不會再以為文學即能救這個民族，還是醫生有點實際的用處。
我倒以為文學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應該待的那個位置，這就是漢武帝早就給規定了的“俳憂文學”。
聽說張承志要告别文學，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對當今“文學的堕落”表示激憤，也有一種整個文學的無力感。
而我，我早已看慣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對作家見“意義”就躲、“純文學”變成了高智
盡皆哀歎“嚴肅文學衰退”的今天，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文學複興期”的小說再找來讀，也還過瘾。
據說書店裡現在很難買到我的書，于是一下子有好幾種選集出版，既然市場有這種需求，出版社隻要覺得不會虧本，我自然也不想矯情藏拙。
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這本選集，稍稍與别的選集不同。
我要求這本集子囊括我小說的不同風格和所描寫的社會各個側面。
我個人命運經過大起大落，生命有晦暗的陰影也有過明麗的亮色，既然文學創作純然是個人行為，創作出的作品也當然是作者個人人格和經曆的表現。
我從一九七九年“平反”後開始寫小說，迄今止有短短的十五年。
這十五年中我可說是扶搖直上，固然憑借了改革開放的好風力，但也有我自己生活積累深厚的優勢。
一九七六年吉林下隕石雨時，我還在離銀川市六十裡之遙的賀蘭山下“監督勞動”，曾以《隕石》為題口占打油詩一首：“流光似火落蠻荒，鐵魄銅魂體藏；曆遍三界方悟道，空間未必是天堂。
”這裡的“三界”，指的是凡夫生死往來之世界；上自六欲天，中自人界之四大洲，下至無間地獄。
那時我當然還不能說“曆遍三界”。
“平反”後，“三界”雖仍未“曆遍”，離“悟道”更差得遠，卻也多少嘗到個中滋味。
回顧大半生：要過飯，讨過錢，戴過铐子關過監；也曾失戀也曾被人追求，也曾踏過紅地毯也曾赴過國王宴。
這話也許有人聽來俗氣得要命，可是我天生就沒有仙風道骨，是個大俗人。
羅曼·羅蘭說“性格就是命運”，反過來，命運何嘗不能再塑性格。
我有這樣的命運，于是就有這樣的性格，于是就化為風格反映在所寫的每部作品中。
坎坷蹇滞也是一種豐富，起落上下給我提供了廣泛接觸人的機會。
所以我的作品就決不會是單一的、一種類型的。
我所有的作品，不過表現了我對生命的貪婪，總想利用機緣做多種的嘗試，即使是小說，我也不願僅用一種筆法書寫。
有權發表文章以來，我一直沒有想将“作家”當做一門職業，僅靠寫小說安身立命。
提起筆我便想參與社會活動，我是把寫作當成社會活動的一種方式來對待。
說是“主題先行”也好，說是“文以載道”也罷，我總是把我的作品能給人以什麼這個問題放在首位。
個人的作為和個人的作品相比，我重視前者。
我不願做一個除了會寫寫文章之外别無它能的人。
今天看來，事實證明我這種生活态度或說是生存方式是對的。
魯迅在一九一九年即大聲疾呼“救救孩子”，大半個世紀過去了，這個任務倒好像越來越近切，可見得文學功能的微弱。
大師數十大卷作品也止是在這個民族的皮膚播了一下，不管是政治排斥他或利用他，其實他都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無所補益。
魯迅要是現在看到中國人在日俄戰争中被砍頭的電影，大約也不會再以為文學即能救這個民族，還是醫生有點實際的用處。
我倒以為文學今天真正降落到了它應該待的那個位置，這就是漢武帝早就給規定了的“俳憂文學”。
聽說張承志要告别文學，我猜想他并不完全是對當今“文學的堕落”表示激憤，也有一種整個文學的無力感。
而我，我早已看慣了比“堕落”更堕落的人和事，面對作家見“意義”就躲、“純文學”變成了高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