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傾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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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版《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自序
一九八七年十月，保爾·安格爾和他的夫人聶華苓女士主持的美國愛荷華大學國際寫作中心成立二十周年，我有幸被邀參加他們的紀念活動。
華苓事先來信要我準備一篇題為《我作為作家的生活》的五分鐘演講詞。
正值我當時有一種要說真話的沖動，我就寫了以下這篇講話稿寄去。
在愛荷華的譚嘉女士還細心地将它譯成了英文。
女士們先生們： 我敢說，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比中國作家感受到這麼多的痛苦和歡樂。
在我們這個雖然廣袤但人口密度卻非常大的國土裡，在曆史的這麼一瞬問，壓縮着幾代人的願望、要求、理想和幻想，有的幾乎是針鋒相對、真正的作家，不可能僅僅隻代表着一代人或一部分人，那些自我标榜為新生代或老一代代表的作家如果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便是感覺遲鈍。
因為實際上，年輕人身上也都籠罩着曆史的陰影。
在夕陽西下的時刻，曆史的陰影會越拖越長，越來越濃。
同樣，老一輩人也都随時随地受到新浪潮的沖擊。
在生理上已過了更年期的人，血管裡再一次地感受到青春期的騷動。
我可以虛構故事，但不能虛構自己。
不但在寫作的時候，在平時我也在尋找自己。
曆史的傳統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現實卻使我飄飛。
而現實其實是曆史的繼續。
我常常有一種被撕碎的感覺。
當我自以為是在空中翺翔的時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還攤在那片不長青草的砂礫中間。
不斷地自我反省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
我們反省的根據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覺，而是某種規範，某種既成觀念。
在我們國家，任何一利回在曆史上曾經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都容易成為長久的規範；隻要給謬誤以時間；謬誤也會成為真理統治人們的頭腦。
請别忘了我們有五千年的曆史。
這些東西形成了一個堅硬的外殼，我們卻要在這堅硬的外殼中孵化出來。
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個自诩為現代派的中國作家，也都散發着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氣味。
其實，我和大多數中國作家一樣：我們既勇敢，又懦怯；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規；既想獨辟溪徑，又心驚膽戰地怕和整體脫離；我們常常大聲疾呼，卻又暗自感到底氣不足；我們充滿着熱情奔放的幻想，但最終依然把筆下的方塊字放在它應在的位置上；我們絕對有創造能力，卻又經常不自覺地去尋找祖傳秘方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們習慣了政治的風風雨雨，我們并不吝惜個人的生命，但同時也習慣于為了民族和國家整體的利益和聲譽而不斷地妥協；當我們在客廳裡向客人大膽地高談闊論的時候，我們卻又要小心地把廚房的門關上，以免妻子聽見後向我們發脾氣。
請别以為我是個悲觀主義者。
我和我的同事們正在障礙前面積蓄力量。
我們積蓄的力量正在堅硬的外殼裡回旋激蕩。
徘徊其實是進步的一種形式，因為畢竟不是靜止不動。
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政治肯定還會遇到風雨。
但是，中國民間傳說中那位神通廣大、變化無窮的孫猴子，正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從一塊巨大的頑石中蹦出來的。
請别以為我說的是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前景。
由于中國現實的多變，因而就使力圖表現當代中國現實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于當代中國現實的多變而造成了這一代中國作家自身的複雜，因而使我們的作品無不具有多重性和多義性。
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本身就是個謎，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
這足夠後人去解析的。
我們中國并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為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說的條件，使中國當代作家最适于表現人類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質和自我矛盾。
如果朋友們有興趣，不妨翻一翻在當代中國享有聲譽或是引起争論的文學作品，你就會發現你的手捧不動那麼多幻想、憂慮、苦惱和歡欣。
我的話完了，謝謝大家！ 十月十七日，我口袋裡裝着這份嚴肅的演講詞，由芝加哥大學李歐梵教授領着進入會場。
我發覺，以色列的作家、波蘭的作家、加納的作家和一位中美洲的女作家都沒有照演講稿講話。
我不懂英語，但從聽衆的反應看，他們好像還不時地插進一兩句玩笑。
于是我臨時改變了主意，反正我有一位極好的口語翻譯作依仗。
我就和李歐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說相聲一般，我說一句，他譯一句，說了以下一番話。
女士們先生們： 在我講話之前
華苓事先來信要我準備一篇題為《我作為作家的生活》的五分鐘演講詞。
正值我當時有一種要說真話的沖動，我就寫了以下這篇講話稿寄去。
在愛荷華的譚嘉女士還細心地将它譯成了英文。
女士們先生們： 我敢說，在當今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比中國作家感受到這麼多的痛苦和歡樂。
在我們這個雖然廣袤但人口密度卻非常大的國土裡，在曆史的這麼一瞬問，壓縮着幾代人的願望、要求、理想和幻想，有的幾乎是針鋒相對、真正的作家，不可能僅僅隻代表着一代人或一部分人，那些自我标榜為新生代或老一代代表的作家如果不是缺乏自知之明便是感覺遲鈍。
因為實際上，年輕人身上也都籠罩着曆史的陰影。
在夕陽西下的時刻，曆史的陰影會越拖越長，越來越濃。
同樣，老一輩人也都随時随地受到新浪潮的沖擊。
在生理上已過了更年期的人，血管裡再一次地感受到青春期的騷動。
我可以虛構故事，但不能虛構自己。
不但在寫作的時候，在平時我也在尋找自己。
曆史的傳統要把我固定在岩石上，現實卻使我飄飛。
而現實其實是曆史的繼續。
我常常有一種被撕碎的感覺。
當我自以為是在空中翺翔的時候，俯首一看，我的血肉還攤在那片不長青草的砂礫中間。
不斷地自我反省是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
我們反省的根據不是自身的直接感覺，而是某種規範，某種既成觀念。
在我們國家，任何一利回在曆史上曾經行之有效的措施、方法都容易成為長久的規範；隻要給謬誤以時間；謬誤也會成為真理統治人們的頭腦。
請别忘了我們有五千年的曆史。
這些東西形成了一個堅硬的外殼，我們卻要在這堅硬的外殼中孵化出來。
所以，可以理解，任何一個自诩為現代派的中國作家，也都散發着我們這個古老民族的氣味。
其實，我和大多數中國作家一樣：我們既勇敢，又懦怯；既有追求，又墨守成規；既想獨辟溪徑，又心驚膽戰地怕和整體脫離；我們常常大聲疾呼，卻又暗自感到底氣不足；我們充滿着熱情奔放的幻想，但最終依然把筆下的方塊字放在它應在的位置上；我們絕對有創造能力，卻又經常不自覺地去尋找祖傳秘方或是向西方著名作家模仿；我們習慣了政治的風風雨雨，我們并不吝惜個人的生命，但同時也習慣于為了民族和國家整體的利益和聲譽而不斷地妥協；當我們在客廳裡向客人大膽地高談闊論的時候，我們卻又要小心地把廚房的門關上，以免妻子聽見後向我們發脾氣。
請别以為我是個悲觀主義者。
我和我的同事們正在障礙前面積蓄力量。
我們積蓄的力量正在堅硬的外殼裡回旋激蕩。
徘徊其實是進步的一種形式，因為畢竟不是靜止不動。
中國改革和開放的政治肯定還會遇到風雨。
但是，中國民間傳說中那位神通廣大、變化無窮的孫猴子，正是在一個風雨交加的日子從一塊巨大的頑石中蹦出來的。
請别以為我說的是中國文學和中國作家的前景。
由于中國現實的多變，因而就使力圖表現當代中國現實的作品有了厚重感；由于當代中國現實的多變而造成了這一代中國作家自身的複雜，因而使我們的作品無不具有多重性和多義性。
我們這一代中國作家本身就是個謎，包括他的作品和他的生活。
這足夠後人去解析的。
我們中國并不缺乏分量很重的作品，因為恰恰是具有以上所說的條件，使中國當代作家最适于表現人類本性中固有的二元化品質和自我矛盾。
如果朋友們有興趣，不妨翻一翻在當代中國享有聲譽或是引起争論的文學作品，你就會發現你的手捧不動那麼多幻想、憂慮、苦惱和歡欣。
我的話完了，謝謝大家！ 十月十七日，我口袋裡裝着這份嚴肅的演講詞，由芝加哥大學李歐梵教授領着進入會場。
我發覺，以色列的作家、波蘭的作家、加納的作家和一位中美洲的女作家都沒有照演講稿講話。
我不懂英語，但從聽衆的反應看，他們好像還不時地插進一兩句玩笑。
于是我臨時改變了主意，反正我有一位極好的口語翻譯作依仗。
我就和李歐梵教授在台上如同說相聲一般，我說一句，他譯一句，說了以下一番話。
女士們先生們： 在我講話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