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時代與文學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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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來，是完全可以預料的。
維熙兄，你我都經過六○年“低标準”的生活。
我們都知道，那時的社會問題最簡單：吃、吃、吃！連穿都顧不上。
那時人們普遍認為，一個社會隻要把人民的吃穿解決了，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
殊不知，不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從社會實踐的觀點出發，我們現在都應有這樣的看法：社會生産力越發達，人的物質生活越豐富，人的精神追求也會越活躍，“思想問題”也會越“複雜”。
尤其在我們這個“抛棄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的社會裡，你所說的“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已使我們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易變的絕對運動之中”；“在這裡，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産自己，而是生産出他的全面性”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爾溫·托夫勒說：“在任何一個穩定的社會中，任何一個占優勢的變革浪潮，其未來發展的圖景是比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和其他對未來浪潮的發現者，承擔了這項使命。
”我認為他把作家列為“發現者”之第一位，是很有見地的。
你在給我信中表述的對文學現狀的看法，就表現了這種發現。
我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學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
正如你信中所說，盡管“由于‘左’傾錯誤的流毒和多年來陳舊積習作怪”，盡管“以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來描寫‘昨天’的文學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當代文學不可否認仍然“跨入繁榮鼎盛時期”。
你的憂慮，是把文學放在時代的坐标參照系上而生的憂慮，是面對着由于社會的迅猛發展，我們的人民已經開始發展他們的全面性，開始有着更大、更廣闊的精神追求的現實，而對文學的進步還不滿足。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你我的憂慮與不滿足。
正是我們走出大牆後，随着社會的發展而要求發展我們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現。
維熙兄，你的這種不滿足是可貴的，高尚的。
因為馬克思說過：‘’古代世界提供了從局限的觀點來看的滿足，而現代則不給予滿足。
凡是現代以自我滿足出現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處的愉快的日子裡，經常聽到你說“使命感”這個詞。
我非常贊賞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
是的，在我們社會已經如此迅猛發展的形勢下，在我們的人民已經開始發展他們的全面性，而即将成為以不滿足和有着更大、更廣闊的精神追求為心理特征的現代人的時代中，我們的文學應該怎麼辦？高度發達的社會應該有同等審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義的文學藝術與之适應。
我們作家今後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學價值和更深刻、更豐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學作品，以适應已經發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和使他們得到精神享受，那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會脫落而難以維系整個的社會精神。
想一想，這将會出現多麼使我們難堪的局面嗎！ 我再次說，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憂慮的非文學原因。
我隻想呼籲非文學領域和整個社會重視我們文學，關心我們文學，在四項基本原則的範圍内以更寬容的精神，鼓勵文學要表現人的全面性而從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進我們以學和社會同時健康發展和持續繁榮。
我們作家，隻有在我們自身的職業範圍内努力。
國文兄曾提出“文學要和時代同步前進”，有人不同意，認為文學是反映現實的，永遠不可能和時代“同步”，隻能跟在時代後面亦步亦趨。
我也不想介入這種辯論，因為這實質上可歸于把生産力的發展同藝術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永恒規律的無休無止的探讨。
但是，我們至少應該承認文學家應該與時代同步前進這個命題可以成立。
而現在，我們文學家面對這樣迅猛發展的時代，的确大有努力的必要。
首先，我認為我們文學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和更新知識，已經成了當務之急。
要表現社會、表現時代、表現曆史，沒有對社會、時代、曆史的較全面較豐富的知識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們一些文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談起文學來或許能頭頭是道，但是對文學以外的領域畢竟是
維熙兄，你我都經過六○年“低标準”的生活。
我們都知道，那時的社會問題最簡單：吃、吃、吃！連穿都顧不上。
那時人們普遍認為，一個社會隻要把人民的吃穿解決了，就萬事大吉，天下太平。
殊不知，不論是從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從社會實踐的觀點出發，我們現在都應有這樣的看法：社會生産力越發達，人的物質生活越豐富，人的精神追求也會越活躍，“思想問題”也會越“複雜”。
尤其在我們這個“抛棄狹隘的資産階級形式”的社會裡，你所說的“深刻迅猛的經濟改革”已使我們如馬克思指出的那樣，“不是力求停留在某種已經變成的東西上，而是處在易變的絕對運動之中”；“在這裡，人不是在某一種規定性上再生産自己，而是生産出他的全面性”了。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爾溫·托夫勒說：“在任何一個穩定的社會中，任何一個占優勢的變革浪潮，其未來發展的圖景是比較容易看得清的，作家、藝術家、新聞記者，和其他對未來浪潮的發現者，承擔了這項使命。
”我認為他把作家列為“發現者”之第一位，是很有見地的。
你在給我信中表述的對文學現狀的看法，就表現了這種發現。
我理解你的意思，并不是指文學本身“停滞或裹足不前”。
正如你信中所說，盡管“由于‘左’傾錯誤的流毒和多年來陳舊積習作怪”，盡管“以曆史唯物主義為指導思想來描寫‘昨天’的文學作品，常是磕磕碰碰”，但當代文學不可否認仍然“跨入繁榮鼎盛時期”。
你的憂慮，是把文學放在時代的坐标參照系上而生的憂慮，是面對着由于社會的迅猛發展，我們的人民已經開始發展他們的全面性，開始有着更大、更廣闊的精神追求的現實，而對文學的進步還不滿足。
從這種意義上來說，你我的憂慮與不滿足。
正是我們走出大牆後，随着社會的發展而要求發展我們自身的全面性的表現。
維熙兄，你的這種不滿足是可貴的，高尚的。
因為馬克思說過：‘’古代世界提供了從局限的觀點來看的滿足，而現代則不給予滿足。
凡是現代以自我滿足出現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
” 我和你在北戴河朝夕相處的愉快的日子裡，經常聽到你說“使命感”這個詞。
我非常贊賞你具有明确的使命感。
是的，在我們社會已經如此迅猛發展的形勢下，在我們的人民已經開始發展他們的全面性，而即将成為以不滿足和有着更大、更廣闊的精神追求為心理特征的現代人的時代中，我們的文學應該怎麼辦？高度發達的社會應該有同等審美力量和同等思想意義的文學藝術與之适應。
我們作家今後如果不能拿出具有更高的美學價值和更深刻、更豐富的思想内容的文學作品，以适應已經發展了的人民的美育要求和使他們得到精神享受，那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一個非常重要的環節就會脫落而難以維系整個的社會精神。
想一想，這将會出現多麼使我們難堪的局面嗎！ 我再次說，我不想探讨造成你的憂慮的非文學原因。
我隻想呼籲非文學領域和整個社會重視我們文學，關心我們文學，在四項基本原則的範圍内以更寬容的精神，鼓勵文學要表現人的全面性而從内容到形式上所作的探索，以促進我們以學和社會同時健康發展和持續繁榮。
我們作家，隻有在我們自身的職業範圍内努力。
國文兄曾提出“文學要和時代同步前進”，有人不同意，認為文學是反映現實的，永遠不可能和時代“同步”，隻能跟在時代後面亦步亦趨。
我也不想介入這種辯論，因為這實質上可歸于把生産力的發展同藝術的發展聯系在一起的永恒規律的無休無止的探讨。
但是，我們至少應該承認文學家應該與時代同步前進這個命題可以成立。
而現在，我們文學家面對這樣迅猛發展的時代，的确大有努力的必要。
首先，我認為我們文學家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調整自己的知識結構和更新知識，已經成了當務之急。
要表現社會、表現時代、表現曆史，沒有對社會、時代、曆史的較全面較豐富的知識是不可能的。
今天，我們一些文學家，包括我自己在内，談起文學來或許能頭頭是道，但是對文學以外的領域畢竟是